林婧 伍姬颖丨浙江成立全国首个“敦煌学出版中心”——缘系千年 煌煌不灭

河西走廊西端，风过胡杨、沙沙作响，敦煌的漫漫黄沙，伴着辉煌与深邃的文明，沿着古往今来的丝路，与六千余里外的浙江展开美妙的对话。

124年前莫高窟藏经洞意外开启，这颗大漠中的璀璨明珠引得无数人心向往之。从常书鸿到樊锦诗，浙江人为敦煌研究院的成立与发展、敦煌学的研究与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

今年恰逢敦煌研究院成立80周年，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于近日成立“敦煌学出版中心”，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为依托，汇聚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郝春文，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张涌泉，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刘进宝等一流的敦煌学专家学者，出版传播敦煌学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推动敦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一卷卷丛书、一个个成果、一代代学者……这一全国首个“敦煌学出版中心”，象征着浙江与敦煌千丝万缕的情谊，续写下两地不解之缘的新篇章。

落在大漠的江南烟雨

全国首个“敦煌学出版中心”落地浙江，是命运的牵引，是缘分的延续。

浙江人的敦煌情结，源于近代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浙江敦煌学研究更是中国敦煌学发展的缩影。

1900年中秋，罗振玉首次访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得知敦煌石室尚有写卷约八千轴，但以佛经为多。罗振玉立即与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商议提请购归，最终藏经洞剩余的近万号写本被调运到北京，归学部所属京师图书馆收藏。这就是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经卷的来历。

事后，罗振玉将其描述为“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喜的是敦煌文化重现于世，恨的是相关珍本文物大半被外国攫取，悲的是国人对于敦煌文物的抢救为时已晚，想要“赎回”文物已是妄想，只能请伯希和代为拍照为精印本寄来，由罗振玉等人抄录文献。

而这些抄录整理而来的研究成果，如罗振玉的《敦煌石室遗书》、王仁俊辑印的《敦煌石室真迹录》等构成了中国敦煌学，也是世界敦煌学研究的最初一批成果。

荣新江指出：我们不难认为，在清末中国备受西方列强欺辱之际，中国学者以比较宽广的胸怀对待敦煌藏经洞宝藏的流失问题，开拓出敦煌学国际合作与交流的舞台，可以说，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的敦煌学。

到了20世纪30年代，贺昌群将敦煌研究扩展到了艺术上；20世纪40年代，常书鸿、时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史岩等从临摹入手，开始对敦煌雕塑、壁画的内容及艺术表现方式进行研究。这些“领头人”有的是在浙江工作的学者，有的本身就是浙江人。

时间来到20世纪50年代，浙江敦煌学者出版了大批专著，中国敦煌学研究迎来高潮；20世纪80年代，姜亮夫《敦煌学概论》等著作的出版，标志着敦煌学研究的重新兴起；1990年起，浙江敦煌学研究形成了一支中青年为主力的优秀队伍，折射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欣欣向荣局面。

而我们则从一本一本畅销的传记中了解到他们放弃优渥、舒适的生活，奔赴大漠，与敦煌为伴，为敦煌贡献终生的故事：《此生只为守敦煌》讲述了常书鸿一铲一铲地清理洞窟流沙，一窟一窟地调查拍照，一寸一寸地临摹壁画的艰辛；《我心归处是敦煌》诉说着樊锦诗继承老所长的献身精神，驻守敦煌41年，决心把一生奉献给敦煌的坚定……从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意义不再局限于学术界，而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

敦煌研究院的墙上有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近乎7万件敦煌文书、735个佛教石窟、延续千年的历史文化……一代代的浙江学者前赴后继奔向敦煌，探寻令人心驰神往的文化宝藏，如江南烟雨落入戈壁大漠，沁润着沙漠绿洲。

只为敦煌的出版中心

事实上，敦煌学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至今仍有争议。但没有争议的是，百年来，一代一代敦煌学人始终为之努力。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写道：“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此以后，敦煌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内涵与外延也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愈来愈具体。

一直以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是中国敦煌学者挥之不去的心结。直到1988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期间，我国著名学者、教育家季羡林说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在他看来，学问是天下之公器，研究学问不能分国界。

同年，由季羡林担任主编、段文杰等任副主编，汇集了全国20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100余位权威学者，历时10余年，数易其稿而成240万字的《敦煌学大辞典》出版，也因此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被动局面。

郝春文已经接触敦煌学41年了。在他看来，敦煌学是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历史、地理、社会、哲学、宗教、考古、艺术、语言、文学、民族、音乐、舞蹈、建筑、科技等诸多学科的新兴交叉学科。

那么，为何要单独为“敦煌学”成立一个专门的出版中心呢？

“敦煌学具有交叉学科属性，这一学科属性表明敦煌学独有的包容性与开放性。而单独设立出版中心，可以更集中地推动这一领域的学术交流与成果展示，促进学术界与公众的互动。”郝春文强调。

与此同时，出版是学术研究闭环中重要的一环。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王旭斌告诉记者，在浙江成立敦煌学出版中心是对“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有力回应。得益于浙江敦煌学的发展程度之高、历程之长，在这一方面，浙江责无旁贷。

除了关注敦煌学的一代代浙江籍学人外，浙江大学更是国内敦煌学研究重镇，以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张涌泉、刘进宝等学者为代表，他们在敦煌语言文字学、中外交流、敦煌学史等领域，硕果累累。另一方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历来有敦煌学出版传统。例如，浙江古籍出版社自1988年起就开始出版敦煌学相关著作，并延续至今。

至于“敦煌学出版中心”未来的出版计划，王旭斌透露，主要涉及三个层面：其一是基础性的敦煌文献整理；其二是专业的学术研究著作；其三是面向普通读者的大众普及读物。“我们希望通过优质的出版物，助力学术研究的推广和应用，推动年轻学者的成长与发展，同时增强社会对敦煌学的认知与重视。”

不断前行的敦煌学人

一个多世纪过去，敦煌学研究依旧不竭涌动。是什么吸引着越来越多学人以崭新的路径加入其中呢？

荣新江曾在《敦煌学十八讲》中提到：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为什么爱研究敦煌？“因为我们可以摆脱旧史家的束缚，独立地审视历史。”

敦煌藏经洞内的敦煌文书是一批从未经过任何史家所整理、订正甚至篡改过的原始材料。对于历史学者而言，从此入手，意味着重新为敦煌、为中国写下历史。“我们常常可以利用一个事件发生的当时所遗留下来的材料，来看这个事件本身。我们甚至可以从原始的文件揭示出旧史所掩盖住的某些历史真相。”

于是，我们看到：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实施的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已然上马；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牵头，看到了集中展现百年来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成就的《中国敦煌学研究文库》正陆续推出……敦煌学出版中心揭牌当天，荣新江透露依托这一中心，一套由他主编的、旨在展示新时期敦煌学研究成果和研究方向的《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也正在筹备中。据悉，该丛书将按辑推出，第一辑包含共十种，涉及敦煌学、吐鲁番、于阗、吐蕃等领域，争取在2025年起出版；此后五种一辑，陆续推出。

与文库类丛书不同的是，《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纳入了很多年轻学者的研究。“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往往是代表着今天敦煌学的新的方向，比如说敦煌的社会史，敦煌的书籍史。今天的年轻人有非常好的想法，而且他们写出来的往往是专著形式，更利于读者接受。”荣新江说。

与前辈学者相比，年轻一辈的敦煌学学者更倾向于使用跨学科的方法，结合数字人文学科、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等视角，以此探索敦煌学的多元性、丰富性。而这些新方向将不仅丰富敦煌学的研究内容，也能促进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比如，目前已收录在《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中的内容，就包括运用全球视角，将敦煌文献与其他文化、历史背景下的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其在丝绸之路上的影响等。

2010年，莫高窟前的秋景

在荣新江看来，这些成长在数字化时代的年轻学者积极参与敦煌文献的数字化工作，推动了资源的开放。这将方便全球学者和公众访问、研究，从而通过跨文化交流，帮助学界进一步探索敦煌在全球历史中的地位。此外，他们的研究方向也拓宽了敦煌学的视野，为传统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显然，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范畴内，敦煌也不仅仅是“敦煌学”。它更像是一处人类精神的原乡，牵引着人们寻找包含着生命、自然、人生、历史，乃至未来的真相。

敦煌于我们，是卷帙浩繁，是心之归处。甫一提起她的辉煌、落寞和重生，便令人不由地敬畏和感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