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隋唐时期佛教在漠北地区的传播情况，由于史料不足，前辈学者多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提及。例如耿世民研究佛教在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鹘人中的传播情况的同时，关注了漠北地区突厥、回鹘人的佛教信仰情况。林梅村研究《布古特碑》时，对柔然汗国及第一突厥汗国佗钵可汗时期漠北地区的佛教信仰予以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杨富学对突厥的佛教进行了考证，认为佛教在突厥的传播始于6世纪下半叶佗钵可汗统治时期，但漠北突厥佛教流行时间不长，在佗钵之后便趋于衰亡。对于突厥奉佛之事研究最为深入的是蔡鸿生先生，他在《突厥奉佛史事辨析》中得出结论，第一次奉佛，是佗钵可汗自上而下移植的，是为了“富强”；第二次奉佛，是毗伽可汗为了将游牧转为定居的一个步骤，但是失败的原因，并非漠北的突厥人“不识佛法”，而是他们“不要佛法”。从最新考古发现来看，在佗钵可汗之后，佛教依然在漠北地区传播，但很难取得统治地位。
佛教早在5世纪中叶就已经初传漠北。《高僧传》卷八《法瑷传》载，南齐僧人法瑷的兄长法爱为芮芮国师。“第二兄法爱，亦为沙门，解经论并数术，为芮芮国师，俸以三千户。”芮芮或称“蠕蠕”，即5至6世纪称雄漠北的柔然汗国。据文中记载，法瑷卒于南齐永明七年(489年)，可知约5世纪中叶佛法已传入漠北。《魏书·蠕蠕传》:“永平四年(511年)九月，丑奴(柔然可汗)遣沙门洪宣奉献珠像。”由此可知，柔然汗国时期，漠北地区就已经有贵族开始信仰佛教。
公元552年，突厥布民可汗推翻柔然统治，在漠北建立突厥汗国。但突厥人没有承袭柔然崇奉佛教的传统。《周书·突厥传》载，突厥人“敬日之所出”、“拜祭天神”。直到佗钵可汗在位之时，“周、齐争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他与中原王朝交往十分密切，并受到来自北齐的高僧惠琳影响，崇信佛教，“躬自斋戒，绕塔行道，恨不生内地。”实际上，当时在突厥汗国内进行佛教宣传活动的不光是惠琳一人。这期间还有犍陀罗国高僧阇那崛多由于北周武帝在建德三年(574年)开始禁止佛教，打算经过突厥汗国回国，由于佗钵可汗的请求，他留在突厥地区十余年，在那里传播了佛教。这时北齐僧人宝暹等11人于武平六年(575年)从印度取经回来，携“梵经二百六十部”到达突厥。之后由于听说北周灭北齐并毁坏佛法，所以决定暂留突厥，并和阇那崛多一起，对他们带回的佛经进行了编目工作。以后听到隋灭北周，佛法再兴时才于开皇元年(581年)回国。
在布古特碑的铭文中，有一系列铭文可以与史料互证。林梅村发现，布古特碑中有“摩诃特勤”一词为佗钵可汗信佛后的法号，说明他是一位信仰佛教的突厥可汗。此外，布古特中还有“他于是传旨建造一座新寺院”的字样，林梅村考证认为，碑文所云新寺院当因宝暹等大批僧人入突厥而兴建。布古特碑的背面还有一系列婆罗谜文，护雅夫推测，这些婆罗谜文铭文有可能出自前文提到的犍陀罗国高僧阇那崛多之手。
铁勒诸部贵族信仰佛教的记载，可以从史籍的蛛丝马迹中推知。《旧唐书·回纥传》记载，贞观年间，“回纥之盛，由菩萨之兴焉”。“菩萨”是“菩提萨捶”之略称。回纥首领的名字有可能与其佛教信仰有关。另据《资治通鉴》记载，在贞观十六年(642年)十一月，即薛延陀统治漠北时期，唐朝名将契苾何力被契苾部众执送漠北的薛延陀真珠可汗牙帐，同往漠北的唐贺兰州都督契苾何力之弟名为契苾沙门，其名讳同样与佛教有关。“佛法及外道，泛(凡)出家者皆名沙门。”“沙门”为出家者的泛称。不过仅以两例名号，说明佛教在7世纪上半叶在铁勒贵族阶层有一定影响力，仍显牵强。好在近年来学者们发现并释读了慧思陶勒盖碑铭，这一碑铭确凿无疑地说明了此时漠北地区仍有佛教传播。
慧思陶勒盖碑铭(Khüis Tolgoi)是在图勒河(Tuul Gol)西岸的一个山谷中发现的(图一)。该地位于东经103°09′49.4″，北纬48°08′14.8″，属图勒河流域，但离鄂尔浑河更近，西距仆固乙突墓约8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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