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强丨制造“诬”、“间”叙事——北宋与西夏交往交流中的话语调适

文摘 2024-11-20 15:17 甘肃

何强，1988年生，甘肃临洮人，历史学博士。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宁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宋史、西北区域史。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中国经济史研究》、《国际儒学（中英文）》、《北京社会科学》、《古代文明》、《暨南学报》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近20篇。

摘要：叙事话语是反映北宋与西夏交往交流的重要侧面，隐含着重要的文化理念与秩序追求。北宋与西夏的交往交流中，双方都秉持君、臣纲常这一基本的刚性原则，但是表面的臣属及“君仁臣忠”的理想君臣话语却也很难概观宋夏间复杂的争斗。因此，既能维护君臣关系，又能调适理想与现实冲突的一套诬、间叙事话语便应运而生了。诬、间话语的核心是将责任推向君臣之外的“第三者”。北宋朝廷方面常以诬、间话语来“含容”西夏，西夏方面则常以之来推卸责任和维护大宋天子权威。宋夏双方都借由诬、间话语来维护“斗而不破”的君臣伦理关系。认真梳理宋夏君臣之间的诬、间叙事话语，对于正确认识传统君臣伦理对宋夏关系的影响，及中华传统文化对宋夏战争性质、和解模式等的宰制与影响作用，以及北宋崇文抑武时代精神下的宋夏缘边地区的边臣与武将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北宋；西夏；交往交流；叙事话语

宋夏关系尤其是双方的战争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但战争显然并不能代表宋夏交往交流的全部，且若回到“历史现场”，所谓的战争其实亦只是传统“王道”话语下“明刑罚罪”的教化工具，宋夏之间还有一套基本的君、臣纲常伦理秩序。然而，传统的君尊臣卑秩序是一则非常刚性的原则，在“尊君”前提下，君臣关系中还有“君亲”、“君父”、“臣子”等表述，也即传统的君臣关系还被配套赋予了一种父子般的“亲亲”之爱，以及“君仁臣忠”的理想角色。然而现实总会与理想有差距，往往会出现君臣不亲爱，君不仁臣不忠的情况。然而从“交往交流史”的角度看，既然双方都愿意选择交往交流，那就必须创造出一种既能维护君尊臣卑基本关系原则，和“君仁臣忠”的基本面相，又能进行交流，解决具体问题的具有调适与折中性质的话语体系，于是“诬”、“间”叙事就应运而生了。

宋夏交往交流中的“诬”、“间”叙事话语，史料原文俱载，如“听诬受间”、“俭人诬间”、“人有离间”等。“诬”，许慎《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曰“加也”，段玉裁注曰：“加言者架言也，古无架字，以加为之”，“加，语相增加也”，“毁誉不以实皆曰诬也”。“间”，《说文》曰“隙也”。可见，所谓“诬”、“间”，即指因惑于“第三者”不实言论，而使双方产生距离、龃龉甚至矛盾冲突等。当然，史文表述中不直接出现诬、间二字，但有“误听”、“惑左右一时之辞”等与诬、间同义者，都可等而视之。诬、间话语的核心要义即是将双方交往交流中的“不快”与“责任”推向君、臣之外的“第三者”。这在维护宋夏君臣纲常秩序，缓解及战后重启双方关系等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此，学界尚少相关探讨，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拟从宋夏交往交流的君臣纲常原则出发，在详细梳理宋夏双方在交往交流过程中具体运用诬、间叙事话语的基本脉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宋夏交往交流及交融史的认识。

一、君、臣纲常：宋夏交往交流的基本原则

“君”，《说文》曰“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意指发号命令之人。“臣”是与君相对的一个概念，《说文》曰“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凡臣之属皆从臣”。先秦分封体制下天子、诸侯、大夫、士形成了严格的等级体系。与“君天下曰天子”相应，“卿大夫之有地者皆曰君”。与“君”相应，“臣”也是多层次的，故又有“陪臣”之称。“陪臣”，《礼记·曲礼下》孔颖达疏曰，“其君已为王臣，己今又为己君之臣，故自称对王曰重臣也”。当然，儒家在“尊君”的同时，也主张君臣之间相对自由的双向选择的角色伦理，如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战国晚期的荀子则融合儒法传统，主张“品分君臣”，“因君因事定臣行止”，将君分为圣君、中君、暴君，臣子则根据不同的君主选择不同的行为方式。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了以天地“阴阳”论君臣、父子和夫妇的“三纲”概念，用“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宇宙论”来背书君尊臣卑的君臣关系，使之永恒化。隋唐以后，君主专制制度进一步加强，先秦至隋代以来的多层次的“君臣关系”因应统一的政治局势而逐渐走向了一元化，政治领域中，“君”也逐渐成为皇帝、天子的专称。

西夏王室先祖拓跋氏，在唐时就臣事大唐，获赐李姓，封节度使，成为唐末重要地方势力。太平兴国七年（982）李继捧入朝，宋太宗削藩，族兄李继迁竖起了反宋大旗，但其目标仍是要继承祖宗之业，作大宋的“不侵不叛之臣”，如太平兴国八年（983）三月李继迁就上表言道：“世泽长存，祖功未泯，人心思旧，蕃部乐推，不望通显皇朝，但假余生戎落，克遂肯构肯堂之志，常为不侵不叛之臣”。太宗不许，要李继迁与李继捧等“共列王朝”，“合念归诚”。经过系列抗争，李继迁终于在宋真宗至道三年（997）十二月获封定难军节度使，达到了复祖宗故地的目的。

当然，李继迁在获得祖宗故地之后，又于真宗咸平五年（1002）三月大集蕃部，攻陷灵州，以图“霸王之业”，对此李继迁在次年正月徙祖宗寝庙于灵州时即有明言，曰：“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岂平夏偏隅可限哉?”引文中的“西平”即灵州，系李继迁攻陷灵州后所改。李继迁虽欲成“霸王之业”，但其在此后与宋的交往交流中一直都是以大宋定难军节度的身份出现的。

咸平六年（1003）十二月李继迁在攻取河西潘罗支时中流矢而死，子德明嗣位。德明虽亦有“桀骜显逞”、“大起僭端”的情况，但与宋的交流中仍谨守臣子之道。对宋夏君臣秩序构成根本挑战的是德明之子元昊。宝元元年（1038）十月元昊称帝建国，“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宝元二年（1039）正月元昊又遣使入宋，告以称帝，并要仁宗“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这一举措，彻底打破且正面挑战了宋夏间的君臣关系，大宋朝廷再也无法漠视。宋仁宗先是劝元昊去帝号，“洗心响善”。元昊不从，宋仁宗又于六月颁诏称“赵元昊戎汉余妖，边关小种，性含虺毒，志负狼贪”，准备对元昊采取军事强硬举措。

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诱宋军深入，在三川口大胜宋军。战后，元昊便趁机进行试探性的议和，仁宗诏“所上表如不亏臣礼”即让鄜延、环庆经略司受表。元昊以战促和的目的并未达到。三川口战败后，宋并未甘心失败，而是积极调整战略部署，准备再战。庆历元年（1041）正月元昊放归被执塞门寨主高延德，令于延州请和。范仲淹回书中要元昊取消帝号，依旧臣属。二月，元昊又在好水川大胜宋军。十月，在张方平借南郊推恩，“示绥怀之意”的劝谏下，仁宗于是以赦书敕边吏，通善意。庆历二年（1042）元昊通过契丹使者谕意归款，仁宗诏庞籍招纳，曰元昊苟称臣，虽仍僭号亦无害，若改称单于、可汗故大善。于是庞籍要投宋夏人李文贵去劝谕元昊。元昊乃放归王嵩，复遣李文贵以野利旺荣书议和，朝廷许和，庞籍“抑止其僭”，“往反计议”。元昊又于庆历二年（1042）九月又发起定川寨战役，以战促和，全歼宋大将葛怀敏部。

庆历三年（1043）正月元昊遣使致书延州欲议和，然上书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称男而不称臣。仁宗不许，“请归更议之”。二月，朝廷派梁适去延州主持议和。四月，宋遣使答应元昊可以册封为夏国主。七月元昊复遣使议和，然犹“称男而不为臣，犹执前议”。十二月，复遣使议和，被宋拒绝。无奈是月再遣使如宋乞称臣，但在答应称臣的同时，还请宋解除经济制裁，许市青盐，纳盐易茶及增岁赐，朝廷不许。庆历四年（1044）初元昊与其盟国的辽朝关系因辽与宋达成增币协议单独媾和而逐渐恶化，于是又对宋妥协，五月元昊又遣使来“复称臣，号夏国主”。元昊作出重大妥协，完全接受了宋此前提出的条件。宋为免西夏腹背受敌，使其专意与辽对抗，亦从余靖言而迅速答应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十二月，宋册元昊为夏国主。

综上可见，元昊“称臣”是大宋朝廷的基本底线。庆历四年元昊“复称臣”，获封夏国主，可以说其摆脱臣宋地位的努力显系失败，只能“帝其国中自若”。元昊获封夏国主，建立了“夏国”，然其后的每一位国主都需获得宋的册封才具有合法性。因此，宋夏关系及其交往交流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化约了的君臣关系史，而“君尊臣卑”的君臣纲常则一直是其基本原则。

最后，还需说明的是，上引元昊要宋仁宗“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的表文。该表之所以能通过宋地方官进入宋仁宗的视野，其前提仍是元昊的“称臣”，史曰元昊遣使抵延州，郭劝、李渭留其使，“具奏元昊虽僭中国名号，然阅其表函，尚称臣，可渐以礼屈，愿与大臣熟议”，宋仁宗及朝廷熟议的结果则是“诏许使者赴京师”。其次，元昊表文“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及“即皇帝位”等，亦只是其“偶以狂斐”状态下的行为。元昊在这份表文中既要“称臣”，又要表达其“为帝图皇”的系列“僭越”行为，那么自称“狂斐”不失为一种可以“自恰”的书写方式，这其实反映了元昊内心深处对“君尊臣卑”关系的自觉认同。

二、作为大宋君主“含容”手段的“诬”、“间”叙事

前揭，李继迁反宋，其初始目的是继承祖业，割据银夏地区，作宋的“不侵不叛之臣”。因此，李继迁还是寄希望于宋太宗的含容，于是太平兴国八年（983）三月遣人贡马及橐驼。宋太宗确也含容继迁，希望李继迁“合念归诚”，与李继捧一样“同族共列王朝”，但宋太宗接着便话锋一转，言道“夷落之内，或有跳梁；亲近之间，岂无煽动”，“敢行旅拒，难逃天诛”。宋太宗将双方此后可能的冲突归结为李继迁左右的跳梁小人的煽动，在警告敲打的同时，通过虚构的诬、间话语，维持了“君仁臣忠”的局面，也为后续进一步的交往交流作了铺垫。

咸平六年（1003）十二月李继迁死，子德明嗣位。宋真宗积极招纳德明，但德明继承了其父附辽的政策，在积极与辽开展对外联系的同时却以“未葬，难发表章”为由，搁置与宋关系。宋真宗则在回复德明的诏文中称“汝父生于边陲，素有勇敢，朝廷赐以土地，授之节钺，其于心诚，亦本忠顺，迩后始因间谍，自起忧虑”，将李继迁的反宋说成是“始因间谍，自起忧虑”；接着又言“朕为人父母，富有寰区，思息战以安民，俟输诚而改节，终期彼志，遐副朕心”，叙述了自己仁爱与息战安民心意，及其父继迁输诚改节的过往，最后希望德明“勉自扶持，式终礼制”后，与张崇贵详议归附之事。

宝元元年（1038）十月元昊筑坛称帝建国，宝元二年（1039）正月表请宋仁宗“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宋仁宗颁《赐西平王赵元昊诏》，诏书中宋仁宗首先回顾了自己“恩信”元昊的过往，曰“朕奉承端命，抚有万方。上席祖宗之谋，靡佳兵革之举。专任德教，以统华夷。推心信人，自谓无负”，接着叙述元昊之“恭顺”，曰“卿世怀恭顺，名冠翰垣。嗣享王封，守我西土”，接着指出自己对元昊“遽形表疏，轻述僭差，且将徇过分之谋，举非常之号。冒陈世系，辄改岁元”行为的惋惜、疑惑与不解，最后则将元昊的称帝行为说成可能是受了左右蛊惑的结果，曰“恐卿惑左右一时之辞，非英杰本怀之欲”，又言“人谁无过，事犹可追”，劝元昊取消帝号。

庆历元年（1041）正月元昊放归被执塞门寨主高延德，令于延州请和。范仲淹“自为书谕以逆顺，遣监押韩周同延德还抵元昊”，范仲淹在书中首先叙真宗与德明君仁臣忠之义，曰“先大王归向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为同姓，待以骨肉之亲，封为夏王”，又曰仁宗之待元昊亦“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天子并无负于大王，并推测元昊的叛宋可能受了他人的“离间”，曰“某料大王建议之初，人有离间，妄言边城无备，士心不齐，长驱而来，所向必下”，要元昊取消帝号，依旧臣属，可依汉唐故事称“单于、可汗”。

庆历二年（1042）庞籍要投宋的夏人李文贵去劝谕元昊时，亦曰“汝之先主及今主之初，奉事本朝，皆不失臣节”，而现在的称帝建国之举，都是“汝等忽无故妄加之名，使汝主不得为臣，纷纷至今。彼此之民肝脑涂地，皆汝群下之过也”，将元昊叛宋说成是李文贵等人之过；接着说“天之立天子者，将使博爱四海之民而安居之，非必欲残彼而取快也。汝归语汝主：若诚能悔过从善，称臣归款，以息彼此之民，朝廷所以待汝主者，礼数必优于前。”对此，作为大宋“陪臣”的李文贵亦只能顿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愿也。龙图能为言之，朝廷使彼此休兵，其谁不受赐？”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崩，继立的宋英宗遣任拱赴西夏告哀，西夏谅祚亦遣使吊慰。然其使者不满英宗于皇仪殿门外的召见，坚持入对，英宗不许。谅祚为发泄不满，上书时遂改大宋所赐赵姓而称唐朝所赐之李姓，英宗下诏责问，曰“上旻降祸，万国缠哀，驰遣使人，肃申慰礼。情虽深于永慕，事或异于旧闻。维乃祖之称藩，有先朝之赐姓。抚绥隆于君义，亲爱笃于人伦。自再纳于誓言，亦且循于轨式”，首先将朝廷所赐赵姓看作是宋夏之间君臣亲爱的重要举措，接着曰“忽形需奏，靡固宗盟。言念举错之违，得非左右之惑”，将谅祚去赵姓之举的矛头指向了“左右之惑”，而非谅祚本人，最后还希望谅祚“宜存远虑，用迪前猷。今后所上表章，宜却如旧”。

英宗治平年间，谅祚继续对宋强硬。军事上亦不断扰边，英宗先是移文戒谕，后又赐诏环庆路经略司与谅祚交涉，对此英宗恩威并施，先是施恩不愿意直接怪罪，将责任很大程度上归到谅祚左右身边之人，曰“览守臣之上奏，至终食之兴嗟，岂邪谋之所惑而轻举”，怀疑是谅祚受到了左右的“蛊惑”，接着又以“罚罪”相胁，说自古罚罪之前“必先陈文告”之辞，也即最后通牒。谅祚则一方面仍遣使称臣奉贡，一方面又不断犯边。治平三年（1066）十一月英宗又颁《诫约夏国诏》，但英宗也不在隐忍，对谅祚发出了“别贡誓表”的要求。“别贡誓表”，可说是自元昊庆历重订盟誓以来，双方建立在盟誓基础上关系的完全破裂。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闰三月谅祚遣使谢罪，神宗表示自己还是会继续英宗“务在含恕”之道，愿行“坚于永好”的政策，宋夏关系有所缓和，八月双方复和市，神宗还在谕令西夏发遣此前侵夺的熟户时，又将嘉祐七年以来谅祚“未肩祖父之忠，颇忽朝廷之制”的系列侵扰责任，归咎到了谅祚委任之人，曰，“岂委任之失人，致讲陈之非计”，希望谅祚听从自己劝诫之言“庶保先约”。

然神宗素有“有为”之志，同年十月就从种谔招纳横山族帐首领嵬名山的建议，迫其率众归降，并占领了西夏绥州城，开启了神宗以后宋主战略进攻，西夏战略防御阶段的序幕。在宋的战略进攻阶段，宋对西夏虽仍保持天子“含容”之道，但在宋夏君臣的交往交流过程中“诬间叙事”明显变少，即使有也往往柔中带刚，警告敲打意味明显。如元祐八年（1093）四月西夏乾顺遣使谢罪，宋哲宗则诏曰“眷尔嗣藩之始，亟驰请命之诚，爰给土疆,复颁岁币。岂谓受赐而往，辄兴犯顺之师，中外交章，神民共愤。朕以尔在位未久，势非自由，姑戢伐罪之大兵，聊用御边之中策，仍敕疆吏，许尔自新”。是时，西夏方面梁乙埋之女梁太后与其兄梁乙逋专权，梁乙逋为控制军队不断攻宋。大宋一方，仍是主张对夏妥协的高太后主政，宋哲宗仍未亲政。面对西夏的不断扰边，主张妥协的宋方亦措辞强硬，“朕以尔在位未久，势非自由”，此说虽亦隐含者此前的诬、间叙事话语，但更是将责任指向了西夏最高统治者乾顺本人，“姑戢伐罪之大兵，聊用御边之中策”，警告意味不可谓不强。

三、西夏推卸责任与维护天子权威的“诬”、“间”叙事

在宋夏交往交流中，西夏方面的诬、间叙事主要有两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为推卸责任，其二为维护天子权威。西夏推卸责任，又可根据西夏态度的强硬与否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为西夏示弱，说没有管控好属下，将主要责任推给己方缘边部落等；第二种情况则为西夏方面稍显强硬，非己方责任，通过诬、间叙事将责任推给宋方的公卿大臣和边臣等。但是，不论哪种情况，维护天子权威的精神则是一以贯之的，如上述第一种示弱的情况，不论冲突的责任在西夏还是宋方，明显贯穿者“曲不在君”的精神。第二种西夏虽示以强硬姿态，但仍不敢将责任直接归咎于大宋皇帝，有效维护了大宋天子的权威。

李继迁自举起反宋大旗，就时叛时服。无奈，宋太宗又于端拱元年（988）五月复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经理西事。十二月，李继捧为报功，称继迁有“悔过归款”意，太宗遂授继迁银州刺史。淳化五年（994）三月李继迁兼并李继捧部众后，成为了宋在平夏地区的唯一合法存在，于是就抓住机会“累上表书”以表“忠节”，所有“违背”，皆“事出保忠”，将自己的责任推脱的一干二净。在这种局面下，宋太宗也终于是年十一月降《答银州观察使赵保吉诏》，要李继迁“自省”，并获赐“器币茶药衣物等”。

景德二年（1005）六月德明“兵复西凉，国威已振”之后遣牙将入贡，上表辩称其父李继迁向来存忠顺之心，此前扰边并非本心，而是“难起同袍，纠西蕃而生事”，曰“臣父承阃边陲,蒙恩优渥，方且心乎王室，拱北极而抒诚；靡意难起同袍，纠西蕃而生事”，不但将战争责任推卸地干干净净，还说其父对此“赍恨莫伸”，“遂致鞠躬尽瘁”，并说其亦“性颛蒙，素怀恭顺”，会继续承其父“遗教”、“叮咛”而忠心耿耿，希望宋真宗“俯鉴”、“垂怜”，“尽小心翼翼”之忠，遵其父谆谆之训。景德三年（1006）九月，德明进誓表，宋夏达成景德和议，双方关系进入“誓约时代”。

景德誓约规定了宋夏双方各守疆界，互不侵扰。但德明仍不时侵扰，如大中祥符三年（1010）八月德明以三千兵侵延州，鄜延都钤辖张崇贵识其谋，破之，德明为推卸责任，反过来诬称延州熟户明爱侵其所统领之绥州。大中祥符五年（1012）三月德明又诬指延州熟户侵其地黑林平，宋真宗令陕西转运使薛逵按验，薛逵查阅郡籍，发现德明曾假道宋地黑林平的文书，遂“移文录示之”，德明见文“遂伏”。大中祥符九年（1016）十月德明入贡，并单方面上书诬指宋边臣“罕守旧制”，“入臣境土”，“渐乖盟约”，希望宋真宗“敦谕边臣悉遵诏约，肃静往来之奸寇，止绝南北之逋逃”。

宝元二年（1039）正月元昊请宋仁宗册为南面之君，然表文尚称臣，仁宗君臣亦抱有幻想，认为“可渐以礼屈”。然元昊亦积极进行军事动员，大造舆论攻势，于十二月遣使贺九言赍“嫚书”，纳旌节，及以所授敕告并所得敕牓，置神明匣，留归娘族而去。是书首先曰“持命之使未还，南界之兵噪动，于鄜延、麟府、环庆、泾原路九处入界”，直言是宋军挑起战争，是宋方“先违誓约”，“又别降制命，诱导边情，潜谋善主”。这份“嫚书”在诬指宋方时未敢将矛头直指宋仁宗，而是指向了仁宗身边的公卿大臣，曰“谅非圣意，皆公卿异议”，可以看出，元昊还是顾及到了与宋仁宗的君臣尊卑关系，维护了宋仁宗的天子权威。

谅祚亲政后对宋强硬，继英宗而立的宋神宗亦欲有为，在种谔的鼓动下于治平四年十月进占了西夏绥州城。谅祚随即展开报复，诱杀了杨定。十二月谅祚暴卒，继立的秉常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寻求与宋缓和，熙宁元年（1068）三月遣薛宗道等来告哀，文彦博通过押伴官孙构谕意薛宗道册封及供誓表事，秉承积极回应，五月便遣人奉誓表，送杀杨定之人。秉常在誓表中首先叙述盟誓及“君臣之契”的重要性，接着讲西夏“矧茂恩于累世，受赐于有年”的过往，指出现今双方之间出现的“问题”，绝非西夏“轻盟而易动”，都是由于“酋戎之画”，才“助成守土之非”，将责任诬指推给了境内的部落首领，至于其父谅祚，秉常则以一死了之，曰“始有衅端，已归倾逝”。

元丰四年（1081）宋神宗以夏国内乱之机，发动了五路伐夏的灵州之役，终因西夏坚壁清野，绝其馈运的军事战略而失败。元丰五年（1082）心有不甘的宋神宗又令徐禧等进占横山筑永乐城，西夏重兵来攻，永乐城之战亦以失败告终。西夏方面亦是损失惨重，意欲议和。永乐城战后，西夏方面通过南都统、星茂威明吉鼐致书宋环庆路经略使卢秉，是书将灵州之役和永乐之战的发动归结为“天子与边臣之议”，然是书最开始所言的“听诬受间”，似更倾向将责任归咎于边臣之议，下文又将战争责任在于“边吏幸功”，神宗只是“上聪至惑”，并无多少责任，最后希望卢秉能“进谠言、辟邪议，使朝廷与夏国欢好如初，主民重见太平”。

元丰六年（1083）闰六月西夏乞修职贡请和，秉常将近年宋夏失和的原因，直接归结为“俭人诬间”，朝廷才“特起大兵”的，丝毫不敢指责宋神宗，也不敢说神宗兴兵的不合理性；最后希望宋神宗“示以大义，特还所侵，倘垂开纳，别效忠勤”。宋神宗虽经两次大败，但仍秉天子之尊，颁《赐夏国诏》中将对夏战争归咎于西夏，曰“顷以权强，敢行废辱，达于予听，良用震惊。尝令边州，就往移问，匿而不报，继犯疆陲，王师徂征，盖讨有罪，义存拯患，非获已焉”，接着说“今者遣使造庭，辞礼恭顺，仍闻国政，悉复故常，朕心释然，深所嘉纳”，西夏国政已恢复正常，因此“已戒边吏，无辄出兵，尔其坚守先盟，永励臣节”。战后，宋夏的关系仍遵循以“誓书”为基础的君臣尊卑关系。

最后，靖康元年（1126）早已与金建立宗藩关系的西夏，趁金围汴京之机，趁火打劫攻击宋缘边地区时，夏国主乾顺亦秉持与大宋的君臣尊卑纲常，在西夏的舆论攻势中，乾顺称出兵乃是朝廷“整龊兵甲、修置楼橹，疑有奸臣变乱”，其系为国锄奸而来。当然，这些都是虚假的话语罢了，但其话语中仍以大宋“忠臣”自居，仍未彻底撕下与大宋天子的君臣纲常面具。

四、君、臣之外：罪罚话语下的受诬、受间者

传统政治文化中，君天下的天子不仅代天理物，还糅合了帝、皇、君、圣等角色，是“天、道、圣、王”等政治思维的统一体，君主是全能全知的，动辄称“圣君”、“圣上”等。因此，君主本身是不会犯错误的，最多也只是对臣下的失察之过。即使“桀骜”如元昊者，亦不敢直接指责大宋天子。元丰五年（1082）宋神宗经历灵州、永乐两次败绩后，西夏边将也只能暗指宋神宗，虽有“盖天子与边臣之议”的议论，然下文又明确将战争责任归咎于“边吏幸功”，神宗只是听信了边吏之惑言，并无多少责任。这都是受这种“曲不再君”的政治文化理念的影响。

从“尊君”的政治文化理念看，宋夏君臣交往交流中的所有问题无疑都在西夏一方，但宋夏君臣交往中又有父子般“亲亲”的一面，大宋天子要有仁爱臣下之“义”，这就决定了很多时候只能将矛头诬指为除西夏国主以外的第三者。在宋夏关系较为缓和，或者大宋朝廷着意“含容”西夏之时，这个第三者亦多“虚指”，并没有一个较为确定的责任主体，如上文中所指的“跳梁”、“间谍”、“离间之人”和“左右之人”等都系如此，而且除宋真宗说李继迁“亦本忠顺，迩后始因间谍，自起忧虑”外，其它都是推测的语气，如“料”、“或有”、“岂”、“得非”等，而之所以用这些推测语气，其用意有二，一则示以“含容”之意，二则还是有些许“警告”的意味。

当然，也有“实指”的具体之人，尤其是在宋夏双方关系比较紧张之时，如宋仁宗时元昊的大臣李文贵，李文贵在面对朝廷大臣庞籍“汝等忽无故妄加之名，使汝主不得为臣，纷纷至今，彼此之民肝脑涂地，皆汝群下之过也”的指责时，李文贵也只能“顿首”，主动承担战争责任。还有就是宋哲宗时的梁乙逋。宋哲宗元祐时期，高太后执政，一味对西夏妥协。而西夏方面，乾顺年幼，梁乙埋女梁太后与其兄梁乙逋为控制军队不断攻宋。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逝世，哲宗亲政，后大力“绍圣开边”。元符二年正月梁太后死，乾顺亲政。乾顺一方面求援于辽，一方面遣使如宋谢罪求和。宋哲宗在辽的巨大压力下，与西夏停战。但此时西夏为和解是必须要找出一个责任人，于是乾顺在谢罪时就直指“凶舅擅其命”。

其实，除了极少数“实指”的个人外，最大的受诬、受间者还是双方缘边地区的武将与文臣。虽都是受诬、受间者，但境遇却有天壤之别。

西夏方面，自李继迁起就积极争取缘边蕃部，以抗宋自立、自强，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真正去打压、限制己方缘边的文臣与武将，而且一有机会就联合己方边将去侵掠宋方的缘边蕃部，并将责任推给大宋朝廷一方的边臣与武将。德明和大宋景德年间盟誓结束后，便继续不断侵扰宋方缘边蕃部。如上文所言的大中祥符三年八月德明侵延州，大中祥符五年三月德明侵延州黑林平之地，无一不是与己方缘边部落首领合谋而诬指宋方缘边将领之举。大中祥符九年十月德明还单方面上书诬指宋边臣“罕守旧制”，“各务邀功，不虞生事”。元昊为配合其称帝行动，亦在缘边地区煽动舆论，诬指宋缘边将领，指责宋方“先违誓约“、“潜谋善主”。谅祚亲政后，就不断“侵蹂元禁之土田”、“焚荡近边之族帐”，面对宋英宗的交涉，亦说只是“边上首领攻围城寨，又指说作小可边事”。秉常在向宋神宗求和时，亦将其父谅祚的侵扰行为诬指为缘边的“酋戎之画”，将责任推给了境内的部落首领。“边上首领”，“酋戎之画”等都是西夏企图言语搪塞了事的说辞，并不会真正限制、惩罚其属下。

大宋朝廷方面自宋太宗雍熙北伐之后便实行“守内虚外”，偃武修文的国策。太宗晚年淳化年间对李继迁大规模的武力征讨，除了与“宋廷总是迷信武力可以解决问题，以为跳梁小丑，不足平”的因素有关外，还与李继迁无礼小蕃时叛时服，不能深感太宗“含容”与“恩宠”的愤怒之情有莫大的关系。真宗即位后，继续推行其父清净政治，含容西夏。景德二年六月正处于与德明议和阶段，宋真宗就下诏严格控制缘边将帅，还宣谕河西蕃族各守疆界，勿纵兵出境。景德三年（1006）九月德明进誓表，“请藏盟府”后，真宗还真以为天下太平了，“以德明誓表遍谕边臣”，甚至将缘边屯戍大军纷纷撤往河中府、鄜州和永兴军路就粮，还将反对的撤军的孙全照称为“好勇多见者”。大宋朝廷要求缘边文臣与武将与中央政府的步调严格一致，力图实现对其行为的绝对控制，稍有不一则往往会被朝廷诬指为“生事”，这种情况以庆历四年（1044）富弼“论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句的概括最为典型。

仁宗以后，文官政治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庆历宋夏战争期间文臣统军模式的最终确立，文官取代武将成为地方军事事务的主要决策者。司马光在谈到神宗朝的开拓时除了批评“边鄙武夫”外，还重点批评了“白面书生”。这些文官虽参与开拓，但文官及儒者“为政以德”，“为生民立命” 的志业定位，不能不对其行为有所影响，诚如元祐四年范祖禹所言“搢绅之儒则言和戎，介胄之士则言征伐。今问儒者，必欲息民”。而且，神宗本人亦深受儒家“义战”，师出“有名”等战争文化的影响。因此，随着“守内虚外”，偃武修文的国策的确立，及文官政治的发展，“和戎”也就成为了北宋一朝的基本面相。在此情况下，北宋为“含容”西夏，缘边的文臣与武将被限制、甚至动辄被“诬”以“生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五、结语

西夏作为北宋的藩属国，因此其首领与北宋天子结成的臣与君的关系就成为宋夏交往交流的基本原则。宝元、庆历年间元昊想称帝建国，取得与宋相眸的地位，但终以失败告终，依旧称臣。即使在元昊要宋仁宗“册为南面之君”的表文中，依旧“臣属”，宋仁宗和朝廷大臣也还想着“渐以礼屈”元昊。表文中元昊“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及“即皇帝位”等，亦只是其“偶以狂斐”状态下的行为。元昊自称“狂斐”，其实是其在“称臣”与“为帝图皇”冲突中的一种可以“自恰”的书写方式，也体现了元昊内心深处对君尊臣卑关系的自觉认同。

但是宋夏百余年的争斗，又不为传统君臣关系伦理中“君仁臣忠”的理想角色所能概括。因此，双方在交往交流中就发展出了一套既能维护表面上的君仁臣忠的关系，又能调适理想与现实冲突的一套诬、间叙事话语。诬、间话语的核心是将责任推向宋夏君、臣之外的“第三者”。北宋朝廷自太宗以来就实行偃武修文的国策，大力发展文官政治，这就决定了北宋一代“和戎”的基本面相。因此，北宋朝廷方面常以诬、间话语来“含容”西夏，而西夏方面则常以之来推卸责任和维护大宋天子颜面，维护宋夏君臣纲常秩序。宋夏交往交流中的诬、间叙事话语对缓解、乃至战后重启双方关系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双方都借由这套话语来维护“斗而不破”的君臣关系。

宋夏君、臣之外，受诬、受间的“第三者”常为“虚指”，只是一种调适话语，但在宋夏双方关系异常紧张时，必须有特定主体来承担责任时，这时某些个人和尤其是缘边的文臣与武将往往会成为主要的受诬、受间者。西夏由于自立自强的原因，并不会真正限制缘边地区首领的行为，而北宋朝廷则一般会严格限制缘边文臣与武将的行为，缘边地区受诬、受间的文臣与武将成为了北宋一朝“和戎”政治文化极端化发展的注脚。

文章来源

原刊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5期，特此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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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昭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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