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毅 李若彤丨从边地到内县：楼烦的历史变迁与地域社会

摘要：楼烦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赵武灵王破楼烦国、置楼烦县，自此，楼烦也被以郡、县、镇、城等之名而被保存下来，流传至今。本文论述了楼烦从边地到内县的历史变迁过程，并采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对背后的原因及影响做了深入挖掘。认为历史时期的楼烦有五种内涵：古老的游牧部族、周朝版图上的方国、骁勇善战的将士、重要关隘和贯穿其发展历史的政区角色。在楼烦的整个变迁历程中，民族熔炉及军事要地始终是贯穿其中的重要特征，但是随着楼烦的不断内迁、民族的渐趋融合及国家版图的扩大等，楼烦的民族熔炉特点及军事地位逐渐减弱。

关键词：楼烦；民族熔炉；军事要地

娄烦，古称楼烦，原是一个部落名称，后来演变为行政区划，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地。关于楼烦的历史变迁，目前史学界已有一些成果。首先，楼烦的地理范围与建制沿革。雷鹄宇考证了春秋战国时期楼烦人的活动地域，大致为从燕国北部即今河北北部至山西宁武山以北的西北地区至内蒙古河套地区。[1]李国成认为位于现在的山西省娄烦县马家庄乡的城东沟的楼烦古城遗址，就是被赵武灵王攻破的楼烦国都城。[2]秦至西晋时期的楼烦县的治所地一直未有定论，王杰瑜采用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方式考证出宁武县苗庄古城就是其治所地。他还十分系统、完整地梳理了宁武从战国到清朝的建制沿革，宋以前时期的宁武即楼烦。[3]刘琨徙楼烦于陉南，薛军良就楼烦县在南迁后的具体方位以及行政变化进行了探讨，认为多地设侨置的楼烦县反映了南迁的楼烦人口数量之大，侨置这一特定情况下的特殊举措必将随着国家的再次统一而被废除。[4其次，对唐代楼烦监的研究。唐代养马业最盛，楼烦监作为唐代监牧之一，所具有的监牧共性与其特性共同影响着其发展。王旭艳的硕士学位论文论述了楼烦监的设立背景与原因、发展条件、设立的影响等，认为对楼烦监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唐代马政的内容，而且能以小见大折射出监牧发展对唐代国家的影响。[5]最后陈更生等人从历史沿革、灿烂文化、红色记忆、人才和民俗等方面对楼烦突出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概述。[6]

学界对楼烦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历史沿革，且局限于某一历史时期。本文将从长时段、整体史的角度，采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系统、全面论述楼烦的变迁过程，并且探讨变迁背后的原因以及深远影响。

一、从部族到设县：先秦时期楼烦建置的开始

（一）夏商周时期：边地方国

早在夏朝，中国北方就活跃着一支古老的游牧部族——楼烦。商代时，伊尹受商汤命“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氏、娥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驹验、驶提、良弓为献”。[7]又“楼烦以星施，星施者珥旄”，[8]楼烦人已臣服于商，并向商进贡方物。周朝时，楼烦已作为周王朝的附属国出现在了中国版图上，其区域相当于今天的北起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到山西朔州一带。楼烦人皆善骑射，且勇猛彪悍，强劲的军事优势使它逐渐有了与中原国家相抗衡的实力。春秋战国时期，楼烦的活动范围最南到达了太原地区。今天娄烦县马家庄乡城东沟一带发现的“娄烦古城”即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此遗址以东沟村东侧的南川河为中心，分布于河的东西两岸。不少学者推测其为娄烦国的都城，清朝康熙年间的《静乐县志》中也有记载：“故城，距县百里马家庄东，说者为娄烦王城，而今无考矣，旧址犹存。”[9]

（二）战国时期：楼烦国灭亡，置楼烦县

战国时，楼烦国位于赵国西北部，对赵国有军事威胁。“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10]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极大地增强了赵国的军事实力，“北破林胡、楼烦”，之后在其地设置云中、雁门、代郡。[11]

楼烦国灭亡后，一部分楼烦人内迁成为赵国人，而另一部分楼烦人则在楼烦王的率领下向北迁移，在赵国和匈奴的夹缝中求生。今存两枚战国时赵国的平首尖足布，黄锡全先生判定两字为“娄番”，即“娄烦”或“楼烦”，[12]可见赵武灵王在楼烦故地设立了楼烦县，具体位置应在今宁武、神池一带，从而开启了楼烦县行政建置的历史。

赵国为抵御北部游牧民族而在北境修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范围大致从河北蔚县始，沿着阴山一直向西，直到高阙塞（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林胡、楼烦被收入赵国领土，其境内的山峦险峰不仅为赵国北长城的修筑提供了天然的自然地理优势，更加强了长城的防御能力。除了长城，赵国北部边境还有西北地区的遗之门、高阙塞，东北地区的无穷之门、句注塞和鸿上塞等关塞。所置楼烦县正处于北长城和关塞之中，是整个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关口。楼烦人与赵国人共同组成的兼具步、骑兵优势的军队以及当地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作为后勤基础，极大地提高了长城与关塞的防御能力。同时，楼烦人皆勇猛彪悍，精于骑射。[13]因此，赵武灵王攻破楼烦后，采用了“致其兵”[14]的策略，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解释为“致其人而用之也”。[15]收编楼烦军队这一举措，使赵国的军事实力大幅提升。

（三）部族交流与融合的不断深入

楼烦国的区域范围大概在今晋西北和内蒙古南部地区，近年来各地出土的考古文物大致能展示出当时楼烦人的文化特点。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境内的哼县窑子墓地所属时代为春秋早期到战国早期，代表的是北方少数民族文化，流行殉牲，早期以牛、羊、马等为主，晚期墓葬出现猪、狗。[16]除此之外，墓坑中挖头龛放置陶器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典型的葬俗，头龛墓在窑子古墓地中占比由早到晚逐渐增多，都说明这一地区的楼烦人已过起了一种以畜牧业为主，兼营种植业和饲养业的半定居生活。内蒙古岱海地区的墓葬还出土了独具特色的牌饰，即带有北方民族特色的金属牌与属中原文化系统的“龙”“凤”图案的结合，有学者称这是“玉牌饰的金属化”。[17]这些都印证了楼烦人的生活习俗从春秋末就已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楼烦等游牧部族融合之后，赵国于其地置县。山西省岢岚县的阳嵩塔古遗址出土大量战国晚期文物，其中器物的器形和纹饰与同时期中原地区器物基本相同，[18]可见赵武灵王破楼烦后，不仅将中原地区的百姓迁徙到这里，还带来了生产技术和文化，使农耕区域向北推进，更深入地改变了当地人民“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19]的游牧习惯。同时赵国边境的民风也深受楼烦等游牧部族的影响，“人民谨慎枝，好气，任侠为奸……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20]

二、楼烦的多重含义：秦汉到魏晋时期楼烦县的战略地位

（一）秦汉时期“楼烦”的含义

秦汉时期，“楼烦”一词有三个含义。其一，指代县。秦汉沿袭赵国在楼烦所设行政建制，仍置楼烦县。其二，将领官职名称。《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中有很多关于“楼烦将”的记载，如“斩楼烦将五人”“生得右司马连尹各一人，楼烦将十人身”“所将卒斩楼烦将二人，掳将八人”等，汉初，“楼烦将”成为军事官职名称，为统率精于骑射的部队的将领名号。[21]魏晋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楼烦”作为县级政区深入人心，再无秦汉时期“楼烦将”之官名。但楼烦将之名也并未彻底消失，如南朝梁费昶的《发白马》中有“家本楼烦俗，招募羽林儿”。[22]李白的《宣城送刘副使入秦》中有“结交楼烦将，侍从羽林儿”[23]的诗句，可见，官职之名虽已消失，但楼烦将的影响仍然深入人心。其三，指代骁勇善战的士兵。秦朝末年，楼烦人虽已日渐与汉人融合，但仍保留其善骑射的传统，楼烦一词开始指代骁勇善战、精于骑射的战士，“是以楚汉之际多用楼烦人别为一军”。[24]《汉书·陈胜项籍传》中载：“羽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曰楼烦。”注释云：“楼烦，胡人也。李奇曰‘后为县，属雁门，此县人善骑射。谓士为楼烦，取其称耳，未必楼烦人也’。”[25]

（二）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楼烦县的变迁

赵国置楼烦县，属雁门郡。秦庄襄王三年（前247),“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26]三十七城即并、代、朔三州之地，楼烦地入秦。“始皇之末，班壹避墜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注释曰“楼烦，雁门之县”，[27]秦时仍设楼烦县，属雁门郡。汉时分今宁武分水岭以南的县域归太原郡汾阳县（今岚县）。楼烦县治所应为今宁武县城与分水岭之间的苗庄古城。[28]

赵武灵王击败楼烦王后，楼烦王率领其残余势力向西北迁移。秦朝末年，匈奴击败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29]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又被卫青击败，汉在河南地置朔方郡，从此楼烦人与汉民族融合。[29]“河南地”是中原王朝对匈奴活动范围的称谓，被秦始皇统一后，地域范围扩大，包括黄河“几”字形内的大部分地区。

东汉时期，楼烦仍属雁门郡。[30]建武六年（30)，汾阳县建置被撤销，归入楼烦县，楼烦县域重新略同于秦时。东汉末年，“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31]百姓流离四散，郡县名存实亡。建安十八年（213)，并州省入冀州，楼烦县被撤销。[32]

西晋永嘉四年（310)，刘琨“徙马邑、阴馆、楼烦、繁峙、五县之民于陉南，更立城邑”，[33]而不置县。《魏书》原平县下载有“楼烦城”，光绪《山西通志》同样记载“雁门郡原平有楼烦城，……盖皆晋刘琨徙五县于陉南所别立者，非汉源县”。[34]对于迁到陉南后的具体位置，嘉庆《大清一统志》已有交代：楼烦故城“在城县东十五里，古楼烦国及汉所置楼烦县俱在雁门关北，晋徙于此”，[35]在“县治东十五里大阳都”，[36]即今原平市嶂阳镇大阳村。

除楼烦县外，雁门郡下还设置有楼烦乡。《汉书·地理志》有“阴馆”，为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置，曾为楼烦乡。楼烦乡具体的设置时间暂无从考证。其具体位置在《大清一统志》中有记载：“阴馆城，今名下馆城，旧志在朔州东南八十里。”[37]即今山西朔州夏关城。

此外，史料中还出现了“楼烦公”。十六国时期，匈奴铁弗部首领刘虎被刘琨击败后居朔方肆卢川（今山西忻州市忻府区与原平市间之平川），汉赵皇帝刘聪封其为“楼烦公”。其原因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已说明：榆林郡肆卢川“其地即战国时楼烦胡所居，是时刘聪以虎为宗室，封楼烦公”。[38]

（三）楼烦县的战略地位

1.农牧交错带上重要的牧场

楼烦地处农牧交错带，四周环山，地势较高，优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天然的牧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楼烦就是晋国良马的来源之地。秦汉两朝与匈奴的战争不断，骑兵始终是双方作战的主力，因此战马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关于秦汉牧苑地的文献记载极少，但20世纪以后秦简、汉简的出土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云梦秦简中提到秦牧苑分设于县内：“将牧公马牛，马（牛）死者，亟谒死所县，县亟诊而入之。”[39]为保证牧养质量，不仅有一套管理机构，还制定了律令，由县直接管辖。始皇末年，班壹带领家族迁到楼烦，在此地放牧为生。[40]这也是楼烦曾为牧苑地的有力证明。

2.北方游牧民族争夺、内迁之地

秦汉时期，楼烦地区战争频发，是北方游牧民族争夺之地。汉高祖刘邦为抵御北方匈奴，将云中、雁门、代郡划为代国，太原郡划为韩国，以备匈奴。高祖六年（前201）九月，韩王信投降匈奴。七年，刘邦“击韩信胡骑晋阳下，破之，下晋阳。后击韩信军于奢石，破之，追北八十里。还攻楼烦三城”，[41]后匈奴“复聚兵楼烦西北”，[42]复破之。十年，赵国相国陈豨自立为代王，占领代、雁门等郡，九月，汉军“击韩信、陈豨、赵利军于楼烦，破之”。[43]可见，楼烦一带是当时重要的军事争夺之地。楼烦处在农牧交界地带，经过赵国在此地的经营，民族融合已较深入。此地不仅拥有广大的牧场，能提供优良的战马，而且农业生产水平也在日益提高。同时社会风气与生产生活上兼具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特性，不管对匈奴还是汉王朝来说，都是值得争夺的战略要地。

此后，游牧民族不断内迁，他们对边地郡县的侵扰愈演愈烈。东汉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44]匈奴单于遣使到渔阳和亲。此后，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单于“徙居西河美稷”，[45]其余部众“悉复缘边八郡”。[46]楼烦县所在的雁门郡即八郡之一，南单于封左南将军于此。东汉永建五年（130）秋，南单于反叛，“东引乌桓，西收羌戎及诸胡等数万人……遂寇掠并、凉、幽、冀四州”。[47]

除了匈奴，鲜卑、乌桓也在楼烦等边地郡县留下了他们的痕迹。如乌桓、鲜卑有“雁门乌桓”“雁门鲜卑”等称呼，说明雁门郡在一定时期内也曾是这些族群的活动范围。西汉初，乌桓、鲜卑同被冒顿单于所破，归附匈奴，时常寇掠汉朝北境区域。到东汉和帝永元中，“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48]鲜卑因此实力日渐强盛，逐渐成为边郡的较大威胁。延光元年（122）冬，鲜卑侵扰雁门、定襄，甚至“遂攻太原，掠杀百姓”；[49]延熹二年（159),“复入雁门，杀数百人，大抄掠而去”。[50]

东汉之后，北方游牧民族开始大规模进入山西，楼烦在内的雁门、代、定襄等边缘郡县成为他们的主要聚居地。尤其是在十六国时期，先后有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在北方建立政权，从而开始了民族的大融合时代。楼烦一地先后归属匈奴的汉赵、羯的后赵、氐的前秦等政权。最终，鲜卑族拓跋氏完成了北方的统一。这一期间，内迁各族积极推行汉化政策，重视农业发展，匈奴“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51]北魏“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师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52]游牧民族进入山西境内定居之初是聚族而居，但随着社会的动荡、政权间的混乱与更迭，部落被打散。除此之外，为稳定政权，执政者有意分散部落也加剧了各族混居的程度，如匈奴早在魏武帝时就被“分其众为五部”，[53]北魏拓跋珪“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54]同时内迁各族都在积极地推行汉化政策。如刘渊“幼时好学……犹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55]对汉族经典文化的学习增进了其他民族对汉族相关政策、文化的了解，各族开始建太学，积极传播汉文化。这一民族大融合时期内，数个游牧民族与汉族之间相互影响，极快地推动了民族融合的发展速度，各族间的差距也在急速缩小。

三、楼烦郡与楼烦监：隋唐时期楼烦政治地位的跃升

（一）隋朝：南迁为郡

隋大业四年（608)，置楼烦郡，统领静乐、临泉、秀容三县，[56]治所在静乐县北八十里的伏戎城。大业八年，分静乐县置岚城县，仍属楼烦郡。[57]

隋朝最大的威胁为北边的突厥。《隋书》记载：开皇二年（582)“高宝宁寇平州，突厥入长城……上柱国李充破突厥于马邑”，[58]大业十一年“壬申，车架驰幸雁门。癸寅，突厥围城，官军频战不利”，[59]“丙寅，突厥数千寇太原，唐公击破之”。[60]突厥不断通过山西北部侵扰忻定盆地和太原盆地。为抵御突厥，隋在楼烦（秦汉魏晋时的楼烦县）设置了楼烦关。“楼烦关在（静乐）县北百五十里”，[61]具体位置应在今天宁武的阳方口一带。此关一直是从大同、朔州进入忻定盆地和太原盆地的重要通道，其战略地位在明朝更加凸显。明朝修建万里长城，宁武关成为山西“三关”中战事最频繁、战况最激烈的军事要地，楼烦关所在的阳方口更是被顾祖禹称为“大同有事，以重兵驻此，东可以卫雁门，西可以援偏关，北可以应云朔，盖地利得也”。[62]大业三年七月，隋炀帝在榆林郡大宴启民可汗及其部落，八月经楼烦关抵达太原。大业四年，置楼烦郡，治所为伏戎城。伏戎城与楼烦关相隔七十里，两者互为表里，是汾河上游的重要军事战略地。隋炀帝曾在楼烦置汾阳宫，又于大业五年，令张衡“督役筑楼烦城”，[63]之后任命李渊为楼烦郡太守。可见，楼烦关有着重要的军事地位。

在楼烦历史上，郡的行政建制为隋朝独有，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隋朝楼烦郡所在的广大地域在汉代时仅设有汾阳一县，这一区域分属于西河郡和太原郡。曹魏时期一部分区域被羌胡占领。北魏时期分属于肆州和汾州，且多为山胡所占领。可见，历史时期楼烦郡所在区域政区设置较少。直到隋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及防御突厥、山胡的需要，设置了静乐、临泉、秀容、岚城四县，因此需要一个统县政区，以便能够更好地管辖这一区域。从行政区划变迁史来看，统县政区的数量会增加，幅员会缩小。楼烦郡的设置也是政区发展的必然。

第二，隋朝为了防御突厥的南侵，先在汉代楼烦县所在之处设置了楼烦关，之后才设楼烦郡。此郡“因汉楼烦县为名”，[64]沿用了楼烦名称，与楼烦关南北相照，共同承担北部的防御职责。

第三，楼烦郡还担任着保卫太原的重任。太原郡“东阻太行、常山，西有蒙山，南有霍太山、高壁岭，北扼东陉、西陉关，是以谓之四塞也。……太原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是也”，[65]为河东地区之根本，是古今兵家必争之地。楼烦郡在太原郡北部，几乎管控着所有北方少数民族进入太原郡的要道，同时，境内设有伏戎城、楼烦关、楼烦城等军事重城和关隘，可以“翼蔽晋阳，控带云、朔”。[66]

（二）唐朝：置楼烦监——国家养马机构

唐武德四年（621)，在原楼烦郡地置东会州，六年省东会州置岚州。天宝元年（742)，岚州改为楼烦郡。乾元元年（758)，又复为岚州。领宜芳、静乐、合河、岚谷四县，治所为宜芳县。[67]龙纪元年（889)，李克用上表置宪州，楼烦成为其中一县，县治在旧楼烦镇，1958年修建汾河水库时，被淹没。自此，楼烦结束了南迁历程，最终坐落在了今天的太原市西北。

唐建国之时，西北边境上存在着东突厥、西突厥、吐蕃、回鹘等数个少数民族政权，威胁着唐朝的安全。出于军事上对战马的需求，唐朝建立了广大的监牧地。“唐之牧地，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则岐、豳、泾、宁，东接银、夏，又东至于楼烦。”[68]唐代监牧大致分布于甘肃省东部、陕西关中、内蒙古、山西等地。楼烦一地由于其适宜的自然条件、悠久的养马历史以及军事防御等被设为楼烦监，楼烦监原置宪州，贞元十五年（799),“杨钵为监牧使，遂专领监司，不系州司”。龙纪元年，“特置宪州于楼烦监，仍置楼烦县”，[69]领县三：“楼烦，龙纪元年于监西一里置；玄池，州东六十里置（今静乐城东南六十里处下马城一带）；天池，州西南五十里置（今娄烦县天池店乡）。”[70]这三县均拥有良好的牧马条件，是当时重要的监牧之地。楼烦监的设置使楼烦成为一个正式的国家养马机构，是唐朝国家马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合来看，楼烦监选择此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适宜马性的优越自然地理环境。其选址是从秦汉楼烦之地顺汾河而下，这一区域最宜牧马，“惟闻今河东路岚、石之间，山荒甚多，及汾河之侧，草地亦广，其间草软水甘，最宜养牧，此唐楼烦监地”。“而河东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基地高寒，必宜马性。”[71]楼烦地区荒山众多，地势高寒，气候适宜；东临汾水，水源充足，草地广阔且肥沃，十分适宜马的生长。

第二，悠久的养马历史。秦汉时期楼烦即有优良的牧场。南北朝时期，“魏主自代徙杂畜置基地……高祖置牧场于河阳，常畜戎马十万匹，每岁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复南徙，欲其渐习水土，不至死伤，而河西之牧愈更蕃滋，及正光以后皆为寇盗所掠无孑遗矣”，[72]高祖因此将牧场南迁，“并州、楼烦、西河，皆其徙牧之处也”。448年秋，太武帝到管涔山天池，建楼烦宫。北魏时因邻近平城，文成帝往往在此游猎，孝文帝时正式将天池设为皇家狩猎园林。隋炀帝时设楼烦、天池、玄池三处监牧，它们不仅是隋朝北部边疆军马的重要来源地，也为之后唐朝设置楼烦监奠定了基础。

第三，军事防御。唐朝面临少数民族政权威胁，边患严重等问题，大小战争时有发生。“出师之要，全资马力”，[73]骑兵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国家对马匹的需求也日渐增多。突厥、吐蕃等在生产生活特别是对外作战中对马匹的依赖性很强，在遭遇灾难时，抢夺之物除了粮食、衣物等生活必需品外最重要的就是马匹。永隆二年（681）七月十六日，“夏州群牧使安元寿奏言：从调露九年[74]九月以后，至二月五日前，死失马一十八万四千九百匹”。[75]久视元年（700)“十二月，甲寅，突厥掠陇右诸监马万余匹而去”。[76]“开元二年，吐蕃大将盆达焉、乞力徐等率众十余万大军寇临洮军，又进寇兰、渭等州，掠监牧羊马而去。”[77]可见，边患问题严重影响了河陇、朔方等地的监牧发展，而且与突厥、吐蕃、回鹘等的作战也使唐朝的马匹损耗严重。

位于河东道的楼烦监在当时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战马来源地，并不断发展壮大。唐朝李德裕在《请市蕃马状》中提到，“访闻蕃、浑羊马，多在浑河川，恐启戒心，更来侵略，回鹘未退，尤须备边”。备边最需要戎马，“宜收壮马，令入东（阙）保无散失”。而“回鹘常有意劫夺，恐蕃人作主不得，应堪服衣甲壮马，并与收市，其以太原见贮户部物充赏价”。在市场上收得马匹之后，“旋送楼烦监督管”。[78]其他地区如果有缺，再根据需要赠予。开元十一年（723）九月丙戌，“以楼烦监马一百五十匹给昭义军”。[79]可见，唐朝楼烦监在备边、防御回鹘侵扰这一国家大事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从楼烦县到楼烦镇：宋元明清时期的角色之变

（一）楼烦县与楼烦镇

五代时，楼烦属北汉。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平北汉，楼烦被纳入北宋版图。北宋初年，楼烦为宪州治所。咸平五年（1002)，楼烦县改隶岚州，属河东路。唐朝原属于楼烦监的天池、玄池二县，被废，并入静乐县。[80]河东地区一直是北宋、北汉、辽争夺的场所，归入北宋后，成为重点防御之地。

河东路“东际常山，西控党项，南尽晋、绛，北控云、朔，当太行之险地，有盐、铁之饶。其俗刚悍而朴直，勤农织之事业，寡桑拓而富麻苎，善治生，多藏蓄，其靳啬尤甚。……然尤为重镇，屯精兵以控边部云”，[81]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作战上，北宋主要依靠步军，同时用骑兵进行配合。因此，马匹的供给十分重要。河东地区的自然环境十分适宜马匹的饲养，尤其是楼烦县拥有悠久的养马历史，再加上本就处于边防之地，使楼烦县继续发挥着提供战马的功用，地位更为重要。当时，原属于唐的广大西北监牧之地，包括“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则岐、豳、泾、宁，东接银、夏，又东至于楼烦”，[82]这些地区到宋朝的时候有的被西夏、辽所占据，有的“已为民田”，[83]不可能再成为好的牧场。“惟闻今河东路岚、石之间，山荒甚多，及汾河之侧，草地亦广，其间草软水甘，最宜养牧，此唐楼烦监地，可以兴置一监。”[84]可见，在当时缺乏良好牧场的情况下，楼烦作为监牧之地对于国家的战略地位是极为重要的。此外，庆历年间，“朔方、楼烦，马之所出，岁增贸市以充监牧之用”，[85]当地经济的增长，也极大地补贴了楼烦等地日益增长的牧马之用。

元太祖十六年（1221)，楼烦县并入管州，属中书省。[86]明为楼烦镇，属太原府静乐县。[87]清因之，属忻州静乐县管辖。[88]《明史》载：“静乐‘南有楼烦镇巡检司’。”[89]《大清一统志》载：“楼烦镇巡司‘在静乐县南七十里。明置巡司，本朝因之’。”⑤而楼烦镇之地“东临汾水，西抵周洪山，通交城县”，[90]出于交通和经济的考虑，明清两朝均置楼烦镇，并驻巡检司。

（二）从“楼烦”到“娄烦”

明代以前的正史文献中均为楼烦，明清时期则“楼”与“娄”二字通用，如《大明会典·兵部》中载“静乐县娄烦巡检司”；[91]《明史》《大清一统志》中用“楼”字；清康熙《静乐县志》中“楼”“娄”二字同时使用，例如县域图中标“楼烦”，后文又有“周洪山石峡外娄烦西”[92]等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正式将“楼”改为“娄”，将“娄烦”当作标准地名正式命名。从“楼”到“娄”的转变，推测有两点原因。首先，清同治五年《重续静乐县志·杂记》里提到：“或者楼烦之名，去木作娄，因为胡人扼要之区，遂袭其名而不改欤？”[93]改字是为了区别于历史上的“楼烦人”。其次，“娄”为二十八星宿之一，“娄三星为苑，牧养牺牲以共祭祀，亦曰聚众”，[94]“常以二月春分见奎、娄”。[95]娄三星为牧养之苑，正与楼烦历代养马的传统相符，又娄星常在二月春分时出现，有万物复苏、重新开始之意，为吉星。

楼烦在历史上长期处于民族交融之地，一些游牧民族的习俗也保留了下来。如宁武（西晋之前楼烦所在地）因长期与戎虏杂处，遂民风尚射生逐猎，以至于明朝时为三关要地，当地百姓“矜勇尚武，常不乐农贾”，[96]不愿意农耕从商，反而好入兵籍。人们“往往惰而拙于计，执工技者或作为弓矢马鞍”。[97]清末民初时的楼烦（今娄烦县之地）也保留着“哭嫁”的婚俗，即新娘必须在男方娶亲时放声痛哭，然后由新娘的兄长抱其上花轿。[98]这一习俗主要来源于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或半岁百日，然后送牛马羊畜以为聘”[99]的“抢婚”，新娘被抢后的哭泣逐渐演变为后来的“哭嫁”。但与宁武不同的是，娄烦县的民风民情在其逐渐内迁的过程中已更多趋同于汉族，从先秦时期的勇猛彪悍、善骑射，宋朝的“风气刚劲，民性质朴，务学力农”，到元代的“民性质朴，士文雅，善治生，多藏蓄”，可以发现楼烦已经逐渐被汉文化所融合。明清时期随着晋商的崛起，当地百姓也逐渐转变传统观念，“士农苦于耕读，稍艳心商贾”[100]，开始愿意从事商业。

纵观楼烦的南迁历程，其落址之地始终在汾河沿岸。为了防治汾河下游的水患，同时满足汾河谷地的工业和生活用水，1958年开始修建汾河水库，旧娄烦镇因在汾河水库淹没区而西迁，今娄烦镇位于周洪山南麓的监河两岸。

五、结论：从边地到内县

楼烦的历史十分久远，今天的娄烦县之名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活跃于北方草原上的一支游牧部族——楼烦人。先秦时期，楼烦人建立了楼烦国，然而在长期的战争与交流中逐渐与中原汉族融合，最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楼烦”一名却作为地理名称被保留下来，随着历史的发展，“楼烦”一词不再只是一个古老部族的称谓，而逐渐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

第一，部族。楼烦是一支古老的游牧民族，早在夏代时就已活跃在中国北方了。它与中原王朝最早产生交流是在商代，与其他游牧民族一样依附于商王朝并进贡方物。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实力到达鼎盛，是中原国家不可忽视的强敌，控制范围已深入今太原地区。之后被赵国打败，逐渐与其他民族融合。

第二，方国。楼烦人在先秦时期并非只以游牧民族的面貌活跃，史料记载“周王绘有楼烦国”，周朝时楼烦已经是作为一家王朝政权而存在了。从此以后，楼烦开始出现在了中国的版图之上。

第三，骁勇善战的将士。楼烦最早以族人强悍、善骑射而闻名，春秋战国时实力强劲，可与中原各国相抗衡。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正是借鉴其骑兵的作战优势，更是在攻破楼烦国后收编楼烦军队为自己所用。秦汉之际，楼烦将更是活跃在各个大小的战争中，“楼烦”一词也成为指代骁勇善战的将士的专有名词。

第四，关隘。宁武关作为明朝内长城的“外三关”之首，东可以保卫雁门关，西可以支援偏头关，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宁武关是在明朝时重建，溯其源为隋楼烦关。隋朝时因此地为秦汉时楼烦县，故取名楼烦关。此关隘为抵御突厥而置，隋炀帝不仅多次巡游至此，并在不远处修建汾阳宫、筑楼烦城，可见战略地位之重要。

第五，政区。赵武灵王攻破楼烦，设楼烦县，开启了楼烦作为中原王朝政区的历史。从战国末到西晋永嘉四年（310)，楼烦一直以县的行政建制存在。自此之后被迁移、废县，建城安置百姓，直到隋朝时楼烦因处于对抗突厥的重要战略地位，政治地位随之上升，被置为郡。唐朝时同样是因边境问题，重要的牧马之地被迫南迁，楼烦被设为正式的战马监牧地。宋元重新在楼烦设县。明朝亦是边境战略原因，楼烦设镇，并置巡检司负防御与维护治安之责，清因之。楼烦在其作为政区的历史上，不断南迁，且属域也在不断变化。但其在各朝各代中发挥的军事作用却贯穿始终。政区的角色也是楼烦内涵中最持久也是最重要的，并保留至今。

楼烦在其内迁前后始终处于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界线上，一直是双方交战、交流的前沿阵地。同时，楼烦的行政建制经历了县、郡、监、镇，再到县的历程。通过从整体史角度详细梳理，可以发现，楼烦在从边地到内县的变迁过程中，始终处于民族融合及军事防御的重要位置。

楼烦在战国末置县，虽已成为中原王朝政权的一部分，但因其地处于农牧交错带上，成为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交战的主要战场，同时也成为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域。赵国为巩固新的领土在楼烦地设县，秦汉因之，并与长城、关塞相互补充，是御边的重要关口。东汉末，匈奴、鲜卑等族的内迁以及十六国时期五胡先后在北方建立政权，更是开启了这一区域的民族大融合时代，各族间的差异逐渐消失。隋朝置楼烦关，设楼烦郡，承担着防御突厥的职责。唐朝成为重要的监牧地，为军队提供优良的战马。到了宋代，楼烦位于宋夏对抗的前沿地带，军事地位凸显。明朝，明蒙对峙，长城沿线设置九边重镇。楼烦虽被撤县为镇，但是同样也设置了不少堡寨，配合宁武关守卫边关。此外，还在楼烦镇设巡检司，维护治安。因此可见，历史时期楼烦重要的军事作用贯穿始终。

同样一直存在于楼烦历史中的还有它承担的养马职责。从秦汉到隋朝，楼烦尽管几经迁徙，但始终是各王朝的牧苑地，发挥着提供优质战马的作用。纵观楼烦的变迁，不难发现，其路径是沿着汾河不断向南，这与其牧养战马需要充足的水源是息息相关的。这一职责在唐朝达到了鼎盛，成为国家马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朝以后，随着军事作用的削弱，其牧马职责也渐渐淡出了历史。现如今娄烦县内仍有许多带“马”的地名，如马家庄、马道沟、走马湾、老马坪等，都与历史时期的娄烦监牧有密切关系。

然而随着楼烦的不断内迁、民族的渐趋融合及国家版图的扩大，楼烦的军事战略地位逐渐减弱，监牧职责也逐渐消失，最终成为太原西北的普通州区。楼烦的历史变迁也是历史时期边郡（县）内迁的一个代表，其变迁过程能够为我们研究历史时期中国北部疆域的变迁提供一定的借鉴，丰富历史时期疆域变迁及政治地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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