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杨铭，1952年生，四川旅游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敦煌学、藏学研究。
史书记载，吐谷浑先祖即冠有“可汗”之名，全称“吐谷浑可汗”。之后，树洛干年十六嗣立（405—417年在位），“号为戊寅可汗”；至夸吕立（535—591年在位），又“始自号为可汗”。需注意的是，历辈吐谷浑国主亦应有可汗称号，均系自封，主要在内部流行而不被外族熟知，故汉文文献仅偶有记载而已，这种情况在同属于北方游牧民族的政权中不乏同例。至唐贞观中，伏允子大宁王顺归降，重建其国，封为西平郡王，“仍加趉（原注：巨屈反）胡吕乌甘豆可汗之号”。这里“仍加”一词，表明伏允生前也曾冠有“趉胡吕乌甘豆可汗”之号,如此长子慕容顺才能加封同一名号。其后，诺曷钵被封为河源郡王，号“乌地也拔勤可汗”。诺曷钵去世后，子嗣仍然传承同一可汗名号而未曾变化，直至8世纪末绝封。这些可汗名号是鲜卑语或突厥语的汉语音译，含义未知，仍需探讨。
以上是被吐蕃灭国之前和附唐吐谷浑部分可汗的名号，而附蕃部分的吐谷浑王系和兼封“可汗”名号的史事亦十分重要，但苦于文献记载有限而讨论不多见。现收集相关资料以探讨之，以就教于学界。
一、藏汉文献记载的吐谷浑小王世系与可汗名号
史载，公元663年吐谷浑政权被吐蕃灭亡后，其王诺曷钵率部分人马归附唐朝，大部分留在青海的为吐蕃所统治，后者另外扶植了一个吐谷浑王系为其附庸。敦煌古藏文文书显示，吐蕃征服吐谷浑以后，为了统摄原吐谷浑境内的各部，扶植了一个吐谷浑王进行管理，《吐蕃大事纪年》于689年条记载，“赞蒙墀邦（khri bangs）嫁吐谷浑王（va zha rje）为妻”。此处提到的“吐谷浑王”即为附蕃吐谷浑第一代可汗。笔者在考索唐代的藏汉文献后认为，吐蕃首封的第一代“吐谷浑王”或即吐谷浑亡国君主诺曷钵之子，即吐鲁番阿斯塔那225号墓出土的《沙州豆卢军军府文书》所记投唐未果的“吐浑可汗”，公元7世纪末驻地墨离川（今甘肃苏干湖一带）。可见吐蕃首封的第一代“吐谷浑王”亦是有可汗之称的，而且在“可汗”之前应有一个名号，犹如汉文文献记载的投唐吐谷浑可汗，只是文献阙载而已。
因吐蕃赞普诛杀噶尔家族，作为噶尔家族后援的“吐浑可汗”深感危机迫近，在 699—700 年间派人前往沙州豆卢军送信，欲携所统部落投唐，但不知何种原因导致计划失败而被杀，留下未成年的儿子和吐蕃妻子。这一事件在一百年后仍有遗响，贞元九年（793）南诏王异牟寻向唐剑南节度使韦皋所送帛书中，记载的“往退浑王为吐蕃所害，孤遗受欺”，即指此事件。
第二代吐谷浑可汗就比较清晰了，即 689 年娶赞蒙墀邦的吐谷浑王之子，他在古藏文《吐谷浑大事纪年》（IOL Tib J 1368）中称“吐谷浑王”（va zha rje），又称为“莫贺吐浑可汗”（ma ga tho gon kha gan）。该文献记载了附蕃吐谷浑国 706—715 年间的大事，彼时，赞蒙墀邦已为人母，其子即莫贺吐浑可汗，后者在《吐谷浑大事纪年》残存的记事年代约16—25周岁。如是，该大事纪年的起始年就是莫贺吐浑可汗16岁成年、登基可汗位的那一年；换句话讲，正是因为他16岁成年、登上可汗位，所以才开始为其编写纪年文献，这就是《吐谷浑大事纪年》得以问世的原因。
到了公元 727 年（兔年），年近 40 周岁的吐谷浑第二代小王与吐蕃之间出现了一次联姻，最明显的标志是他的小王名号之前加上了表示外甥的“坌”（vbon），称“外甥吐谷浑王”（vbon va zha rje）。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吐蕃历史文献第一次记载“外甥吐谷浑王”这一名号，在此之前，“坌”（vbon）这个称号仅授予过吐蕃本土的达布小王，即藏汉文书均有记载的“坌达延”（vbon da rgyal）。从“坌”这一称号分封的先后来看，达延墀松从675年得封“坌”到其694去世，达延赞松706年继其父得封“坌”，至719年之后不见踪迹；727年吐谷浑小王始得封“坌”的称号，一直延续到9世纪初。可以看出同一时期被封为“坌”称号始终只有一人，先是达布王族，其后才是吐谷浑小王。
汉文史籍未记载吐谷浑与吐蕃再次联姻的事件，而《吐蕃大事纪年》记载十分隐晦。《吐蕃大事纪年》727—728年条记载如下：“及至兔年。夏，赞普以政事巡临吐谷浑。……冬，赞普王庭驻于交工纳，以舅、甥（zhang dbon）之礼会见外甥吐谷浑王（vbon va zha rje）……是为一年。”杜晓峰认为 ，赞普以出嫁方礼仪会见坌吐谷浑王，赏赐众多吐谷浑民众以礼品，是表示他们之间和亲关系的恢复，很可能是指新的婚姻关系，同年记事中稍后记载的赏赐，可能就是为了庆祝这种关系的恢复。之后，《吐蕃大事纪年》745 年（鸡年）记载：“甥吐谷浑王、论·莽布支二人攻下计巴堡寨”，或可认为上述“甥吐谷浑王”即莫贺吐浑可汗。而据青海都兰血渭一号墓发掘报告中得到的信息，该墓墓主人或于745年前后去世，出土的随葬品有“外甥阿柴王之印”以及大量的金银器、丝绸物品，或可证明其人就是上述文献记载的莫贺吐浑可汗。
《册府元龟》记载了附蕃吐谷浑小王第三世的信息，其人便是“吐浑王子悉弄恭”。该文献曰：（748 年）“唐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等击吐蕃于积石军，擒吐浑王子悉弄恭及子婿悉颊藏。”此人或即莫贺吐浑可汗之子，应为前面提到的与吐谷浑王联姻的吐蕃王室女所生。上述文献说明：第一，莫贺吐浑可汗之子悉弄恭，在其父去世后的数年间被唐军擒获，他可能就是可汗在727年娶吐蕃女后所生之子，那么到748年已经约20岁，因其已经成年而出现于唐蕃战场上，故而被擒。第二，莫贺吐浑可汗不仅娶吐蕃女为妻，也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吐蕃或吐谷浑贵族为妻，故这次被擒获者包括这名叫“悉颊藏”的子婿。
因文献缺载，第三世吐谷浑小王的后续信息中断，吐谷浑王子悉弄恭是被唐朝放回继续称王，还是吐蕃另立新的吐谷浑小王，均不得而知。这为后世的吐谷浑小王世系的时断时现埋下了伏笔。
如按以上三世吐谷浑王系经历了大约60年（690—750 年）来推算，那么从750年到810年的60年，吐谷浑王系大概也经历了三世。按此推算，颁布于779年前后的《桑耶寺兴佛第一诏书》和《桑耶寺兴佛第二诏书》所载的“吐谷浑王”（va zha rje），应属第四或第五代吐谷浑王。这里引出这两份诏书的段落，前者为：“盟誓者：甥吐谷浑王（dbon va zha rje）、大尚论”（以下略）；后者为“在赞普赤松德赞之时，关于佛法产生年代之文书存有正副两本，系用颇罗弥书写并置于金匣之内。放在桑耶寺之宝库中……兹晓谕所辖属民、小王（rgyal phran）、吐谷浑王（va zha rje）等并诸戚论及囊论”。这两份文献均简单记载“甥吐谷浑王”或“吐谷浑王”，限于文献缺载因素，第四代吐谷浑王生年和逝年的信息不明。
9世纪初的《噶琼多吉英寺兴佛诏书》所载，或为第六代吐谷浑王。该《兴佛诏书》记载了墀德松赞颁行兴佛诏书时参与的众多下属的身份和名字，其中有称为吐浑可汗者，全名为：dbon va zha rje dud kyi bul zhing khud por ma ga tho gon kha gan，汉文译为“外甥吐谷浑王堆吉布什桂波尔莫贺吐浑可汗”。其中藏文 dbon va zha rje “外甥吐谷浑王”、ma ga tho gon kha gan “莫贺吐浑可汗”，因之前已有出处，无需赘述，但 dud kyi bul zhing khud por 一句殊不可解，黄颢等也只能音译为“堆吉布什桂波尔”，未能尽释其意。
近有学者将 dbon va zha rje dud kyi bul zhing khud por ma ga tho gon kha gan 中的 dud kyi 译为“突骑施”， bul zhing 译为“贺鲁施”，khud por 译为“特勤”，ma ga译为“女婿”，于是将全句翻译为“甥阿夏王、突骑施贺鲁施、特勤女婿统叶护可汗”。此观点似不能成立，经检索“甥阿夏王”即前述“吐谷浑王”，最早可以追溯到689年与吐蕃联姻的第一代吐谷浑小王；“突骑施贺鲁施”应作“突骑施贺逻施啜”，651年左右西突厥咄陆五部之一；“统叶护可汗”，西突厥可汗射匮子，619—628 年在位，这三个不同时代、不同部族、不同称号的人物，不可能与9世纪初年吐蕃治下的吐谷浑王名号勘同。吕建福从现存土族语的读音出发，认为“趉胡吕乌甘豆可汗”意为“吐谷浑英明的可汗”，“乌地也拔勒豆可汗”意为“顺昌富贵的可汗”，虽然亦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但似乎并未成为定论，笔者持保留意见。
之后吐谷浑王系仍然有所传承，P.t.1673《佛经残卷》（背面）记载：“王室公主与外甥吐谷浑王的牙帐…〈火急公文图记盖讫〉。” 乌瑞认为或为又一个与吐蕃联姻的吐谷浑小王。但笔者认为尚需进一步比对，因为这一段文字有可能如乌瑞所说，反映的是吐谷浑与吐蕃的另一次联姻，也有可能是《吐谷浑大事纪年》在敦煌传抄过程中的一个片段而已。
写成于9世纪后半叶、供人识读的《蕃汉对照语汇》（P.2762）中，即以“退浑”对译“va zha”，以“退浑王”对译“va zha rje”，《旧唐书》卷 198《吐谷浑传》云 :“及吐蕃陷我安乐州 ( 今宁夏中宁鸣沙 )，其部众又东徙，散在朔方、河东之境。今俗多谓之退浑，盖语急而然。”可见，“退浑”即吐谷浑，“退浑王”即吐谷浑王，此对应关系反映了当时对吐谷浑称呼的共识。“退浑王”不再冠以“坌”（vbon）这一表示外甥的称号，反映了吐蕃在河陇的统治结束后因为失去了对吐谷浑的控制，双方已不存在之前的甥舅关系。
大约写成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的《张义潮变文》也提到了“退浑国”和“吐浑王”。冯培红认为，上述“退浑国”在西域东部地区，因吐谷浑亡国后，大批吐谷浑人被吐蕃迁到楼兰地区，因人数众多，这一带又被称为“退浑国”。其后，出自莫高窟的唐僖宗中和四年（884）S.389《肃州防太都状上》亦提到“甘州吐蕃三百，细小相兼五百余众，及退浑王拨乞狸等十一月一日并往，归入（吐蕃）本国”。这位“退浑王”应是附蕃吐谷浑王的后裔。
综上，可以把已知的藏文文献记载的吐谷浑王（可汗）世系和名号作一总结，列表如下：
附蕃吐谷浑王（可汗）世系、名号和在位年代一览表
第一代 va zha rje
吐谷浑王（689—699 年）,《吐蕃大事纪年》
第二代 dbon va zha rje
甥吐谷浑王 , 又名 : 莫贺吐浑可汗（706—745年）, 《吐蕃大事纪年》《吐谷浑大事纪年》
第三代 （藏文名字不详）
吐浑王子悉弄恭（748 年），《册府元龟·将帅部》
第四或第五代 dbon va zha rje
甥吐谷浑王（779 年左右 )，《桑耶寺兴佛诏书》
第六代（？） dbon va zha rjo dud kyi bul zhing hud por ma ga t ho gon kha gan /
甥吐谷浑王堆吉布什桂波尔莫贺吐浑可汗（9世纪初），《噶琼多吉英寺兴佛誓约》
第？代 dbon va zha rje
甥吐谷浑王 , P.t.1673《佛经残卷》
二、《噶琼多吉英寺兴佛诏书》记载的吐浑可汗名孱入了汉字切音
因为《噶琼多吉英寺兴佛诏书》所载的吐浑可汗名号读音，与伏允子大宁王顺得授的“趉胡吕乌甘豆可汗”的读音相近，故笔者推测该可汗名孱入了汉字切音。以下对各种汉文文献记载的伏允子大宁王顺所封“趉胡吕乌甘豆可汗之号”略加考证。
首先，引《通典》卷190《边防六》的一段文字说：
大唐贞观中，李靖、侯君集破灭之。伏允远遁，为左右所杀。其子大宁王顺归降，于是重建其国，封顺为西平部王，仍加趉（原注：巨屈反）胡吕乌甘豆可汗之号，旋又为其下所杀。
以上“趉（原注：巨屈反）胡吕乌甘豆可汗”一句，“趉胡吕乌甘豆可汗”为名号，“巨屈反”为汉字“趉”的切音。《旧唐书·吐谷浑传》亦曰：“……封顺为西平郡王，仍授趉胡吕乌甘豆可汗。”《太平御览》载：“……封顺为西平郡王，仍授趉（原注：九物切）胡吕乌甘豆可汗。”原注“九物切”亦为汉字“趉”的切音，与“臣屈反”略同。《资治通鉴》卷 194（635） 夏闰四月所载略有区别，作“趉故（胡）吕乌甘豆可汗”。关于此词的语原与含义，如同诺曷钵加授的“乌地也拔勤可汗”一样，笔者推测不外乎属于鲜卑语或突厥语之类，目前学界较少涉及，当另撰文讨论。
综上，汉文文献所见的吐谷浑伏允子大宁王顺可汗名号连同“趉”的切音可列为下表：
趉世屈反胡吕 乌甘豆可汗 （《通典》）
趉九物切胡吕 鸟甘豆可汗 （《太平御览》）
趉 胡吕 乌甘豆可汗 （《旧唐书》）
趉 胡吕 乌甘豆可汗 （《资治通鉴》）
据此，笔者推测《噶琼多吉英寺兴佛诏书》中的吐浑王名号，系后世藏文史籍的编撰者或传抄者在“外甥退浑王”之后，录入了当时尚能见到的《吐谷浑大事纪年》中的“莫贺吐浑可汗”，以及汉文文献所载的唐朝所封吐谷浑王可汗名号中的“趉巨屈反胡吕”数字。换句话讲，即是将“巨屈反”这三个本来是注意的词录为了正文，故出现了令人费解的名号。为什么作如上解释呢？因为之前有关吐谷浑小王的记载均未见到如此长而奇怪的可汗名号。比如《噶琼多吉英寺兴佛诏书》稍早的《桑耶寺兴佛第一诏书》《桑耶寺兴佛第二诏书》两份文献中，均简单地记载为“甥吐谷浑王”或“吐谷浑王”。
以上推测如果成立，那就要探讨一下吐蕃史官接触和接受汉文文献的线索。这里首先说《通典》《通典》一书的作者杜佑（735—812）是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字“君卿”，自玄宗朝入仕，历经 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数朝，官至岭南节度使、 淮南节度使、检校司徒、同平章事等，宪宗元和二年（807）封岐国公，阅历丰富，博古通今。“初开元末， 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贞元十七年（801），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此后，《通典》 遂得以流布于天下。该书纪事始自传说中的唐虞止于唐肃宗、代宗时，自大历元年（766）始撰至贞元十七年完成，历时36年，史料价值甚高。《文史通义·卷四·内篇四》曾评价说：“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通典》本刘秩《政典》。合纪传之互文，纪传之文，互为详略。”
就当时唐蕃双方交往的背景，可推测8、9世纪之交，吐蕃史官完全有可能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当时流行的《政典》《通典》等。吐蕃对汉文典籍的获得是很早的，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贞观年间唐蕃第一次联姻，松赞干布因对唐朝的服饰礼仪叹仰不止，故“遣酋豪子弟入国学，习《诗》《书》，又请儒者典书疏”。此后的公元731年 , 金城公主又“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制令秘书省写与之”。此后遂有《尚书》《战国策》等古藏文译本传世。有此背景， 可推测到唐、蕃文化交流的一百多年之后，吐蕃的文人不仅仅能看到《五经》等典籍，其他中唐时已经撰成流行的《晋书》《隋书》《北史》《南史》《政典》《通典》等，也能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因而9世纪初年吐蕃史官编写《噶琼多吉英寺兴佛诏书》时，对其中的吐谷浑小王的可汗名号，可能会出现照搬当时能 够见到的三种文献：
1.《桑耶寺兴佛诏书》中的 dbon va zha rje；
2.《吐谷浑大事纪年》中的 ma ga tho gon kha gan；
3. 汉文史籍中如《通典》的“趉巨屈反胡吕乌甘豆可汗”。
即将以上三种称号连同其中的反切文字，选择性地录入当时参与盟誓的吐谷浑小王名号之中。第二种情况可能是《噶琼多吉英寺兴佛诏书》中关于吐谷浑小王，与《桑耶寺兴佛诏书》一样，只有 dbon va zha rje 的称号，没有《吐谷浑大事纪年》中的 ma ga tho gon kha gan、《通典》中的“趉（原注：巨屈反） 胡吕乌甘豆可汗”，即或有也只是“外甥吐谷浑王”的注文。但是到了《贤者喜宴》成书的明代中期，已经过去了数百年，其间由于传抄致误等原因，该书作者见到的史料已经是正文与注文混在一起，难以分辨了，结果就出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冗长而难解的吐谷浑可汗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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