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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去世后的第三年,小邓朝着人民喊话:「唯有在自由、mz、富庶的生活环境下才能拥有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也唯有全体青年都能够自由发挥聪敏才智,国家的未来才能充满光明和希望。」
序
家乡的人聊天谈起谁,常常会用地名加上名字,如果是海子的话,可能就是查家湾的海生或者查海生。
毫无疑问,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他的神话,但是今天,如果不是满城地产广告写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没有多少人能记得他了,也更少有人记得他出生的怀宁县高河镇查家湾。
我曾在他的昌平短暂生活,但找不到他留下的一丝痕迹。我是一个不读诗的人,却在去年冬天,在夜里看海子的诗,其中的一部分,是他在几十公里外的相似的冬天写下,我想我也许能理解,一个作为人的查海生,而不是作为诗人的海子。
海子如果活到今天,已经60岁了,这个我父辈的同乡,一直以一个年轻人的身份活着。而他的死亡,却被涂抹了太多的色彩,既有神秘主义的魔幻,又有理想主义的哀伤。
死亡
海子是八十年代第一个自杀的诗人,在他死后,他的好友—同为「北大三诗人」的骆一禾在整理海子遗诗时,因悲伤过度猝死,此后的诗坛仿佛中了一个魔咒,不断传来诗人的死讯,按西川的記載,到一九九四年已有不少於十四位詩人自殺。其中有些人被認為是模仿海子。
然而,今天的我们无论如何回望,都难以感受那个时代的风貌。
雪莱的一句话在1980年代流行一时:“诗人是时代的立法者。”叶匡政分析,由于经历“文革”年代的文化匮乏和传播手段单一,朗诵或油印的诗歌,成了垄断性的精神食粮,代替了文化、美学、哲学、知识和信仰功能,也成为社会习俗的一部分。诗人被推到了时代的中心地位,有似海子诗歌中的“王”。
...
季卫东曾面对采访镜头掩面而泣,他觉得“海子的死,象征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终结。他以那种方式离世,表达了一代青年身处历史十字路口的无力感和绝望感”。
----袁凌《青苔不会消失》。
海子去世后的那个春夏之交,让一切事物被掩埋,原本简单的事情也变得晦涩.
关于海子最后的轨迹,流传着两种说法,不过大体上内容一致。一个版本来自余徐刚,他写到海子是在1989年3月26日,从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的宿舍出发,来到政法大学蓟门桥校区做了最后的告白,而后从西直门乘汽车前往山海关,卧轨身亡。这个版本的写作时间最早,流传也最广。
另一个版本来自边建新:在他的描述中,海子是在1989年3月25日早上就已经启程,在山海关,海子游荡逗留了一夜,最后才在3月26日下午卧轨,死后的法医解剖,发现他已经一天没有进食,胃里只剩两瓣橘子。这个版本有着更多的细节,也更传奇。
不过,仅这样的事实都说法不一,遑论这个天才诗人的死因。无论是他精神状态不明时留下的遗书,还是他藏地远游带回的神秘佛像,又或是他走火入魔的气功心法,都让这个理想主义者的死亡,有了更多想象的空间,对此,他家乡的乡亲们,可能更深信不疑。
出生
不仅是他的死亡之旅,海子的生日甚至同样是个谜,不过这是属于另一群人的故事。
而海子去世的1989年的3月26日,也是农历二月十九。这不应该是一种巧合,我更相信,海子是在他农历二十五周岁当天选择了结自己的生命,既然选择了结束,似乎要更完满一点。就像我开始写下这篇文章的昨天,同样是二月十九日,在标准化的太阳历中坚持一种阴历纪事,是农业文明给我们留下的烙印。
关键的是,海子的父母,这些说法都曾得到过他们认可,可能也不能记得海子出生的准确日期,对于那个时代的农村人来说,生下来固然重要,活下来才是关键。
海子为人所知的是他人生的后十年,从1979年,他考入北大,到十年后,他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十年刚好是知识份子们怀念的八十年代。
至于他生命的前十五年则很少被提起,正像那些无缘见诸文字的发生在农村的苦难一样。
今天人们谈起海子的文学天赋,往往会提到他的母亲操采菊,她上过小学,会识字,也会一笔带过操采菊的父亲曾经是个富商。一笔带过的还有那些腥风血雨。
如果海子活到今天,倒是有可能变成一个略有点落入俗套的故事,新政权建立之初,地主和资本家们被打倒,他们的后代们却又凭借读书,再次出人头地。而这里省却的是《软埋》里写过的类似的故事。
乡绅的女儿操采菊嫁给了贫农查振全,却依然无法在家乡落脚,不得不出逃去祁门,她的父母在那三年里被饿死,而后终于等来了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在安徽农村被短暂推行,查振全夫妻想要重返家园,操采菊的哥哥操乐瑞掩护妹妹半夜从茶厂出逃,却被盯梢的人发现,操乐瑞被送去劳改队,当他回来时,已经被踢坏了脾脏,最终在痛苦中过世。我们这里流传外甥像姆舅的乡谚,据说,海子这位未曾谋面的舅舅,确实也颇有文学天赋。
尽管这些都与海子的命运相关,但他们都发生在海子出生之前。
1964年,海子出生以后的故事,与我父辈们,与很多中国人的故事并无二般,他们最大的敌人是饥饿和贫穷。
是查振全为了给年幼的海子补充营养,而不得不哀求供销主任,以求能购得一点红糖,是海子早起挑猪草,帮补着家里挣工分;是他饿着肚子上学,是他在离家十几里的学校里寄宿,是无数个靠咸菜度日的求学生涯...
在当时,在农村,在安徽,在中国,有无数的海子饿着肚子,挣扎着想跃出农门,他们中的很多人,最终获得了命运丰厚的奖赏。
此时的海子,只是一个在高河中学,数学成绩很不错的文科生,真正将海子命运与众人分开的变化,从他考入北大开始。
成长
1979年的夏天,只是因为入学早了一年,完全按照当时的学制,按部就班读书的海子考入大学时才15岁。对于一个农家少年来说,考入北大,似乎意味着,整个世界向他展开怀抱。
而今天有人说海子是个阶层跃迁失败的悲剧。当海子从北大法律系毕业时,他有着世俗意义上光明的前途。但是他拒绝了分配到安徽省司法厅和南京市中院的机会,最后到中国政法大学校报工作。
有人说他是舍不得北京的诗人圈子,说他自私的为了自己,而放弃了原本能给这个贫困家庭带来更多资源的机会。
不过,在关于海子的两本传记中,都曾写到,海子跟他的家人,不止一次的说过一桩离婚案,这是海子不为人知的短暂的法律生涯的一部分。
在毕业分配前夕,海子曾被分配到石家庄某法院的民事庭实习,在那里他受到了前辈们的悉心照顾,也是在这里,他的理想世界第一次遭遇到现实世界的冲击。
这是一个有点像现代版“陈世美”的故事:一对曾经共患难的知青夫妻,回城后,男方却意外得到了继承海外遗产的机会,为了拿到“绿卡”,男子想要抛弃发妻,而接案法官在第一次选择庭外调解后,又在男方的金钱攻势下,违心的选择判离,这件事给女方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单纯的海子同样遭受心灵重创。
尽管今天看来,海子的单纯甚至有一点可笑,但这件事倒是提醒我,天才同样需要社会化训练,他后来的悲剧,与他此项的缺失不无关系。
在他进入大学的时候,他还只有十五岁。在那个政治自上而下的年代,农村根本毫无公共空间可言,社会关系的单一与信息的闭塞,导致海子的社会化,从他独自一人离开小小的高河镇才真正开始。
面对城市这头陌生的怪物,这个无比敏感的农村孩子,天然有着自卑与拘谨。我相信他的师友对他都很好,但是,在这里,他不太可能再去认领一个教父,指引他如何与这个世界的规则共存,他只能凭借本能去探索。
就像唐师曾在纪念海子的文章里写道:1986年法大本科生迁往昌平后,我们这些无力分身的蓟门桥“城里人”早已无力顾及地处十三陵的“乡下人”小查。人必须有个好师父,弥补学校工业化教育的不足,但人格伟大的导师可遇不可求。男人只有一个父亲远不够,需要教父为一帮孩子撑起一片天空。
幸运又不幸的是,遇到了那样一个理想化的时代,他过早的将整个自我投入精神生活,现实世界于他只能是愈行愈远。
余徐刚的《海子传》中记录了两件事,1988年海子曾接母亲操采菊到北京旅游,却在街头被卖哈密瓜的摊贩欺侮,不得不掏光全身的钱,高价买下几个哈密瓜,因而让查母感叹,即便是已经工作了几年,海子还是如此的缺乏社会经验。另一次是海子带母亲在政法大学校园散步,偶遇一位学院领导,该领导主动与海子打招呼,海子对其却十分冷淡,并没有过多理睬。连海子的母亲都知道这不是为人处世的道理,海子甚至仍要跟她争辩。
政法大学的教职工作,反而给海子更多容忍的空间,也让他有能力去承担有关家庭的责任,直到一切崩塌。
幻灭
在政法大学,海子除了完成基本的教学任务,他将自己课堂之外的精力与时间全都贡献给了诗歌,而每个月的工资,则有两项固定的支出,一部分用来支付家乡的种子、肥料与弟弟妹妹的学费,另一部分则用来买书与印刷诗集。如果不是遭遇精神世界的冲击,这一切可能虽然艰难,但还会有序运转,尽管依然一贫如洗,但是,在他的诗歌世界里,他是唯一的太阳只是这颗蓝色星球上,并没有人能围绕着他的太阳旋转。
后面的故事,人们大多都已清楚。
他接连被爱情拒绝和流放,而在他自认为其疆域的诗的国土上,他却被不断地驱逐与背叛,科学不彰,他又陷入神秘主义的魔障。
也许正是这来自现实与理想世界的双重压力,最终,让这颗敏感的心无处安放。
天才,但也平凡。
海子去世后的第三年,小邓朝着人民喊话:「唯有在自由、mz、富庶的生活环境下才能拥有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也唯有全体青年都能够自由发挥聪敏才智,国家的未来才能充满光明和希望。」
参考文献:袁凌《青苔不会消失》 余徐刚《海子传》 边建新《海子传》 唐师曾 「海子的同事:孙理波、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