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是师的军务参谋护送我的，到国防部大楼就把我交给了李文普，我这才知道他的名字，他一身军装，中尉军衔。李文普就带我到公主坟的招待六所。
六所院子挺大的，平房多，有果园。李文普介绍说，这是中央的内部招待所，首长暂住这里。我不明白他说的首长是谁。
他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一个叫关光烈的秘书让我坐下，他出去不多会，就领来了一个中年妇女，介绍说：“这是叶主任。”
我起立敬礼，她让我坐下，亲切地问起我的家世，文化程度，在部队做什么工作。她每问一句，我都站起来回答。
“以后你在这儿要好好工作，为林元帅服务。”
林元帅？好大的官啊。我的心血陡地往上涌，没想到自己一下像进到玉皇大帝的南天门。
叶让关秘书安顿我的住处。通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一间小屋，这里是林的勤务人员值班室，一个矮墩墩的战士站在屋中央，笑微微地望着我。
关秘书对我说，他叫小郭，在值班，也是你们196师的，来这里已半年了。
小郭也是宝坻人，他家离我家有十几里。老乡见老乡，分外亲切。他告诉我：“刚才和你谈话的叶主任叫叶群，是首长的夫人。林彪元帅我们称呼他首长。他要用你就打铃，你听到铃声，马上到他跟前听吩咐，叫干啥就干啥，不要多嘴。”
小郭安排我每天打扫卫生，送三顿饭。
工作了两天，我心里一直记挂着见林彪的事。小郭知道我的心情，这天来了客人，小郭让我去送茶，我端着杯子进了会客室，第一眼就看见林正坐在沙发上和客人说话。
他那副样子让我傻眼了，是个老头啊，一身便衣，瘦骨伶丁的，头发都快掉光了，这是我想像中威武的林彪元帅吗？我记住小郭的话，赶快退出来。
我对林的第一印象至今不忘。在小学课本上他那生气虎虎的战将形象，在我心目中全消失了。后来关秘书告诉我，1938年他在山西给阎锡山的兵误伤以后，到苏联治疗，神经功能没有得到恢复，就匆匆回到国内靠自己将息，身体一直是病恹恹的。关秘书的话给我心中增添了一股敬重他的责任感，我要伺候好他。
来的客人我不认识，后来小郭告诉我是叶剑英元帅。平常他们都不穿军装，不穿军装见面也敬礼，我不明白，都是元帅还有上下之分？
2.
卫士生涯
刚开始做林的内勤，我很不习惯。说话不能大声，走路只能快走不能跑。每天擦桌子扫地，没事就窝在小房子里，多没劲呀，一天到晚连个和你说说笑笑的人都没有。
我念叨部队，想回去，可来时头儿说他们是用脑袋保我的，怎么说也得干几年呀。
一年后小郭调走了，林的起床睡觉，打扫房间卫生，冲厕所，开窗换气，都由我一人来操持。
林身体好的时候就6点起床，看一阵文件。我就给他弄饭吃，早上7点半吃饭。他吃完早饭总是在走廊里转。走廊一头有个沙发，转累了就往那儿一坐，这时秘书就开始给他念文件了。下午通常重复上午的活动。
林吃完晚饭也要坐下来待会儿才到院子里走走，有时候叶群陪他，豆豆或老虎在家也陪着转，没人陪他就自己转，转到晚上9点多钟回来就睡觉。
早些年，林还到公主坟街上活动活动，拎只小收音机边走边听时事，我就在后面悄悄的跟着，躲在电杆或树杆后面盯着他，因我有保卫他安全的职责。那时，认识他的人很少，活动也很自由。
1960年我刚到时，他们一家四口还能在一桌吃饭。文革开始，豆豆和老虎（林立果）都到空军上班了，叶群忙，起得晚，林的三餐都是自己一人吃。
林豆豆、叶群、林彪、林立果
林吃的比较简单，比如洋白菜、菜花、空心菜、胖头鱼他都吃。
他吃的菜都是煮的，拌点油盐，还不得放葱姜蒜。他拒绝吃炒的菜，说吃了上火。主食是馒头。馒头切成片泡在汤里，吃的时候要去掉汤。
林吃的菜通常盛在几个小碟子里，他不喜欢吃的就放在一边。长期素食，营养很差，林的脸上几乎没有血色，叶群想了办法，在林的面食中掺了些高蛋白。
外出的时候就带个菜谱，我每到一个地方，就先把菜谱和制作方法交给那里的厨师。当时他还能喝些水。到1965年后喝水少了，饭量也小了。
林像苦行僧一样生活，营养不能保证。叶群想了个办法，把肉剁得很碎，做成小饼给他吃。他从未有饥饿感，反正到点就吃，每顿像猫食。
他给我说过一个故事，红军时期，打了一场败仗，逃跑了一天没吃上饭，饿的难受，正好窜到一个地主家，锅里炖的是肉，好香啊，又是大年三十，那是他最好吃的一顿饭。
早些年他早上起来，我把水给他放好了，放上毛巾他就自己洗手洗脸。到1965后就不洗脸不洗手了，吃饭时，手在裤子上蹭两下抓起筷子就吃。晚上上床休息也不洗，我给他弄块半湿的毛巾擦擦就行了。
他中午吃饭老是爱出汗嘛，只要一出汗就呆呆的躺在床上，生活秩序也乱了，后来他就先睡觉，不管睡着睡不着，到下午两点起来再吃饭。
洗衣服的事就交给了王老太太。老王是陪伴豆豆的，也照顾叶的生活起居。
林平时出汗多，怎么也不让换内衣内裤，都穿两三个礼拜了，我坚持着动员他，说：“你出汗还穿着，更容易受凉，换件衬衣吧？”
他同意了，就说：“你说的对，换一件吧。”换下来的衬衣脏着呢，领口黑不溜秋、光几几的，老王得用洗衣粉泡上两天，再拿搓板搓洗，费劲着呢。
平时林的衣服修修补补也是让老王来做。林蹲厕所屁股露着易着凉，老王就把林的衬衣后摆接出一块来。
早先林不愿洗澡了，我对他说：“你好久没洗澡了，等天好了，给您洗一下澡吧。”
林说：“讲卫生的事，不能全信医生的话，你要都听就活不了。”
他又说：“你看农村的孩子多脏呢，人家也没病没痛的，西藏的孩子生下来洗一次，死时洗一次，不也活的挺好嘛。”
后来他到庐山，住在美庐，那里原是他校长蒋介石的别墅，宋美龄的画、蒋介石着军装的像还留在墙上。
美庐有一个小锅炉，早些年蒋宋就用它烧水洗澡的。有人告诉林说，老蒋的睡眠好，就是经常洗澡。林从那儿开始天天洗浴，下山后还能做到十天半月洗一次。
林要洗澡我帮他弄好水，还要拿温度计量。温度要求调到37度，他自己洗，洗的时候水里要放点醋精，用药皂，红颜色的那种。他洗澡很快，在水里糊弄几下就上来了。
我侍候林每天的生活，先要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比如什么时候给房间通风，什么时候搞卫生。
通风时他坐到客厅，我就把卧室窗户打开，如果他在卧室，我就把客厅给通通风。他怕风，一般不大开窗。外出时，天气变化该添加什么衣服，穿什么鞋，这些事我想的比较细，比较多。
他睡的床不宽，只有一米三五。他不睡大床，也不睡席梦丝，他无论到哪儿，就睡棕床上加一层软垫。每次外出，我们就把他的被子衣服用大帆布口袋装好带上。他穿的、盖的都不用别人的。
刚开始只用小薄被，后来把小薄被淘汰了，全用毛巾被。毛巾被有七八条吧。
林平时最注意自己生活的空间就是温度，日常穿衣多少要根据温度来定，这是1950年代北京医院的专家给他定的，以温度30度来增减衣服。那时候还没有空调呢，我就用温度计测定。
如果超过30度，林穿衬衣就够了，如温度在28度，就给他加一件布料的。他穿衣服厚薄都有规定，有温差2度的，温差4度的，温差8度的。
夏天一般没事，他穿一件衬衣就够了，35度也如此。秋天和冬天就不行，有时刮大风，窗户密封不好，虽然是两层玻璃，我得个把小时要看一次温度表，他自己也看，温度低了就主动找我给他加衣服。
比如冬天，他外出时若是零下十几度，给他把皮帽子一戴，大衣一穿就完事。
最初给他加衣服，套三件身上就拥挤的难受了，他要我把领子给拆掉，穿上身脖子好受些，他又发现口袋堵胸，我又给他把口袋拆掉。
他从不穿棉毛衫，背心也没有，冬天不穿棉。他起床时，我得根据多少度再给他配什么样的衣服。
他穿衣服不讲究，只要合适温度就行。每天看温度计成了他的常态，走廊、厕所、会客室到处都为他安放有温度计。
如果衣服、鞋子坏了，就给叶群说，叶群就给买，或再做。
他的换洗衣服有七八件，都是旧的，衣服边儿磨裂开了，就让老王修补，不行了，叶群就给他再做一件。
冬天林起床时，我要他躺在被窝里别动，我先把他要穿的衣服穿上半小时，用我的体温焐热后，再扶他起来给穿上。他要是穿三四件衣服，我就把它套在一起，只焐一次就够了。
每年的冬天天天如此。这事让他感动了，对我说：“你侍候我做的事，我的子女都做不到。”
现在报刊上时不时说林吸毒、打强心针，都是胡说。还有个摄影记者说他在天安门上还闻到林的身上有鸦片烟味。我一天24小时都在林身边，林干了这种坏事，我能不报告？
林治疗枪伤曾两次去苏联。跟随他的副官于保孜说，林在治疗期间闻听到斯大林消除自己的政敌，就是通过医生用药谋杀的，林的病未愈就匆忙回国。回国后，对国内医生也不信任了。
自家弄了本药书研读，自己开处方。解放战争的1947年，他在白城子自己开方子吃，差点死了。建国后，就靠自家疗养，从不求医。
301医院副院长曹根慧说，有一次林患肠炎，曾宪九主任给他处方用药，硬是不吃，曹根慧上门来劝说，也不吃。曹把周恩来搬来了。周当着林的面把两片药放在自己嘴里吞下，在林身边坐了两小时，说：“你看，在我身上没什么反应嘛。”林这才开始服药。
林体形瘦小，脸色终年苍白，50多岁就颧骨突起，走的步态沉重，体重只有80多斤， 要是脱光衣服，你就能看到他仅是一付骨架子。
他神经一直是衰弱的，经常失眠，心脏有时也难受，睡不着就叫我：“到我这儿坐一会儿吧！”我就坐到床跟前的沙发上跟他聊。
他发困了，就说：“你看到我要睡着了你就走。”有时长时间睡不着，就说：“别管我了，你去睡觉吧！”
他怕出汗，一出汗前胸后背一片水湿，他不愿换衣服，自己躺在床上把汗焐干。
我长期失眠，靠悄悄抽几支烟或服用安眠药，才能没日没夜围着他转。
有人说他上天安门要靠打强心针支持，全是胡说八道。给林打针，都是我打的，注射的都是维生素，根本不是什么毒药。
有人说他装病，我一天到晚守着他，能装吗？他确实有神经官能症，怕冷怕风，有次转车，车玻璃没关严，回来就躺下了。
他在全国漫游，选择住地要避水，在北戴河或在青岛的住所都靠山背海。他的手要是摸了发凉的物件就会身上出汗。
林的卧室里那块大木板上都是他的生活记事，他的总结有一大堆，比如今天吃什么东西出汗，吃什么东西不出汗，凡是出汗的，以后就不吃了，或吃什么东西拉肚子——他都写在黑板上。
只要他生活中信奉的经验，要我都记下。有时他口述我记。他没事就这么琢磨，找原因，弄出好多条，一条一条都要我记住。他说：“我要是把这事忘了，你提醒我啊。”
1966年7月，林在大连犯病了，痛的夜里睡不着，白天起不了床，豆豆见他夜里在水泥地板上打滚。
林在毛家湾肾结石病犯了，也是在地上打滚。就是这副身体，毛还要林去北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当上了接班人。
他的生活习惯我无法改变，他经常个把礼拜都不拉大便，一拉就跟驴拉的一样，挤出一个个粪球来，撑的他肛门破裂直流血。
我在他便盆边上总是放个热水瓶，他要拉，我赶快倒点开水涮一涮便盆，增加温度，还得赶快拿干布擦净水气，放在凳子架上让他坐上。
要是拉的不是粪疙瘩了，他要我看，说：“拉肚子了。”我一看，粪便成条软了，还是干的啊。他说：“多可惜啊，这么多营养都拉出去了。”
我当着他的面不好说，当元帅了，学马克思主义的，怎么连点儿生活常识都不懂？
他说不好病就来了。1963年在广州，住在汪精卫的房子里，一天，起不来床了，北京专家来会诊后，他告诉我生病的原因，说：“睡觉不能总一个姿势啊，得翻身动弹啊，一动，被子没盖严，肩膀露出来了，所以病了。”
后来他想出一个办法，用一根木棍，约50公分长，他睡觉时，要我把棍子从他脖子底下穿过去，再用两条绑带，将木棍的一头绑在左肩，另一头绑在右肩。两边都有了挡头。一动不就翻不过身了吗。
这不是自己在找罪受吗？林说他翻不过身时自己会醒的，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总比凉着肩膀好。
那年去上海，他坐在招待所的那个沙发上不出汗了，说这挺好的，走时他让我把它一块儿带走，秘书给人家算账付钱买下来了。
他坐的沙发后面有个靠垫，是真皮的，后来，我给他弄了个木框子的棕垫靠着，果真不出汗了。他喜欢这样拼装的沙发，坐垫底下悬空的，靠垫是中空的，不论走到哪都带上坐垫和靠垫。
要说他精神上有病不为过，他一说这不好那不好，只能想到让他睡好，给他打假安眠药针剂，实际上打的是维生素，对他心理的暗示有相当效果。他就会说：“我睡觉睡的好了。”
如果哪天他感到不舒服或汗出的多，我说成是天气原因造成的，就诓骗他说：“今天阴天啊，气压低。”他就说：“噢，对，对，气压低了，人就难受。”他一听心气平和了，没事了。要不，他就会癔想，是不是吃的东西不对，或者是不是受凉了？
胶囊是从北京医院领的。安眠药胶囊是半截红半截黄的那种，我把原装药给倒掉，然后把维生素药片弄成末，用那空胶囊把假药给装上，再送给他吃。
有时候他睡不着了，一会要一个，过量了，第二天早上昏昏沉沉的还醒不来，好些天我就不给他了，实在不行了，就给他打安眠针剂。
用假药叶群非常清楚，是她指挥的，我哪敢用。打针也好，吃药也好，包括其它的骗法，都是她的办法。
叶群、林彪
蒙他已习惯了。叶群体谅林的处境，她骗林的出发点有好的一面。林不出门，不接触人，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他连文件也不看了，也不到毛主席那里去参加会了，他心里烦躁，报纸上的事，社会的各种问题，叶不让我们告诉他。另外，叶群把中央文件上的、军队的和社会上发生的事，经过挑选后才传给他，你说他能知道什么啊？
林外出不让带自己的炊事员。司机也不带，就带秘书，内勤，他确实是你们说的轻车简从。
一次林去庐山，带了叶群豆豆老虎，秘书周衍盛和我跟去的。我去是我游泳好啊。叶就让我和豆豆、老虎天天去庐林水库游泳。
水库深着呢，中间弄一个大木筏，人可以上去歇一歇，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就是坐在木筏上面。
毛泽东去庐林水库的时候，有好多女孩子围着他转啊，都是海政、空政文工团的。女孩子头上的泳帽红红绿绿，像水面上开的花。有的女孩子不会游泳，身上还给套个圈。
老虎嫌水库风平浪静的，提出要畅游长江。我们从上游到下游游有30多里地。长江江面宽阔，无风三尺浪，浪扑面就呛水，我的心都发怵了，老虎真是老虎，他胆大，一直在激流中冲撞游了30多公里。
平时秘书每天给林彪念文件。叶群每天把传来的几十份文件精挑出几份重要来，让秘书给他只讲一二十分钟。扼要地说说国内的什么事，国外的什么事。
有时林听到值得他重视的问题，说：“把这个文件给我留下。”文件要入档的，秘书经常来找我，说：“首长上次留的那份文件放哪儿去了？你帮助我找找吧！”
一般都是上午给他讲一次文件。叶群没当政治局委员那几年，常来林跟前山南海北的聊天。偶尔外出只是去商店逛逛，更多的时间呆在自己房间看书，她把书上政治的，历史的或有趣的故事就来给林讲。
他们夫妻不住在一起，一直是分居的。
林一天到晚就这么孤孤独独的，也有一些嗜好。在走廊上我给他摆了个留声机，这是三十年代的产品。林最喜欢听轻音乐和梅兰芳的。
有一回，我见他坐在豆豆房间里弹钢琴，弹得很流畅，不像是初学的。我万万没想到林还有这么一手本领。
林也吃零嘴，他只吃花生糖，他想吃的时候，不言语，对我只伸两根手指，表示吃两块。
中苏边境紧张，他招来总参作战部的人，地图在客厅墙上挂满了。有时他一人坐在那儿看，林还让小陈帮助他背图。那些天，小陈跟着他早起晚睡地看地图，背地图。小陈叫陈占照，刚调来林身边当内勤，挺聪明，高中文化。
要是平时，林越想自己身体不行就着急，越着急越出汗，一出汗就动不了了，一直是这样的恶性循环，可要他准备打仗就兴奋，脑细胞也激活了，身体也好了。
1969年，他到三北地区视察，手中不离地图，走一路看一路。后来，紧张形势和缓了，他亢奋的精神状态也蔫了。
他隔几月就要给主席那里去汇报一次，中央开会他也得参加啊。一般主席召开的，总理召开的他都会去，后来就有选择了。”他说不去，秘书就得给请假。叶群在文革中间才代林出席各种高层会议的。
林参加会要讲话，他准备也特别。开会之前他在屋里转啊转的，然后停下来在一张纸片上写几条，再转，再写。他记的东西过一段就自己清理，有的留着，有的就不要了。
他开会讲话一般不用讲稿，也不善于拿着稿子念。我在毛家湾的时候，就没见过一个秘书给他写过讲稿，他记的字条上只有几个字，秘书们说，几个字或一句话，就能牵动他要说的全部内容，怎么讲，只有他自己知道。
我从未见过他记日记。他偶尔要写什么，我给他在走廊的两头安置有张小桌，放上红蓝铅笔和纸，他在走廊散步，想起什么就写上几个字，记日记是根本没有的事。
1962年，正是福建前线紧张的时候。我和李文普跟他到厦门后，不让他到前沿去，他非要去望望金门，不让人跟着，说：“目标大，我一个人上去就行了。”他硬是一人往几百米山上的观察所爬去，李文普不放心，还是远远地跟着。那时候他身体还行。
每年他在北京待的时间大概有七八个月，冬天去广州，春节以后广州开始变潮湿了，他就得走。夏天到比较凉快点儿的地方去，如大连、青岛或东北，还去了甘肃卫星发射的二十基地。那地方是大沙漠，特荒凉，招待所只有一个招待员接待我们。
他到哪儿都是低调，不准地方或军队首长迎送，不得拍照拍电影，凡是开班长或连排干部参加的座谈会，林规定，要保证畅欲所言，他们的上级不得到会。
3.
卫士的结局
“913事件”那些天我不在北戴河，出事我一点都不知道，一直等到北戴河林办的那拨人回来后，中办副主任王良恩才来毛家湾传达中办57号文件。
他传达完说：“你们现在都知道林彪跑了，知道了你们就甭回家了。”我们20多个工作人员给关到毛家湾的东院。
那天，我穿着凉鞋，没穿袜子就给圈住了，从此5年没有回家。还对家人谎说我出差了。
后来把我们集中在“亚洲疗养院”办学习班，让我们大批大揭林彪。林彪是九大选的，专案组没完没了地逼我们交待他的“罪行”。
专案组的朱志和说：“把你们派到毛家湾，就是让你们保卫毛主席路线的，他搞阴谋诡计你们不知道？”
我说：“我们水平低，看不出来。林彪当接班人，写到党章里，是你们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你们都不知道的，我们就应该知道吗？你们都看不出他有阴谋，我们就能看得出来？我们有那么高的本事？”
对913那天的事，陈占照是最知情的，那些天他一直在林的身边。豆豆是7号到北戴河的，小陈给豆豆讲了林立果在北戴河的活动，豆豆很警惕，要小陈千方百计儿的保护好首长，处处留心老虎和叶的行动。
12号深夜，小陈见林立果和叶群紧张的进到林的卧室，感到有事，他马上转到过道的厕所，一墙之隔正是林的卧室。
他贴耳听到叶对林说：“在北京他们把黄吴李邱都抓了，马上来北戴河抓您了，我们得赶快走。”
林说：”我就不走，死也死在北戴河。“
叶劝了一阵，要林先到大连避避风。林这才走出房间，在过道上叫李文普，说他睡不着了，要马上走，去大连。
小陈听来的这些话，是在亚疗学习班审查我们的时候给大家讲的。那时他没屈从于人，我印象特别深。
我们都关在亚疗办学习班，要大家揭发批判林，小陈在政治高压下，能对我们说出这一事实，是很有勇气的。我们毛家湾的人，都知道小陈单纯，从不会说谎。
公安部长李震说：“不管李文普左臂上那一枪是不是他自己打的，只要没有跟林彪跑就是好同志。”
李震话里有话，作为公安部长为什么说得那么圆活，是政治的需要啊。在北戴河带枪的有李文普一个，刘吉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林彪身上哪有枪？
专案组审了我四年，给我做的结论是“犯有一般性的政治错误”。
1980年初，我转业到天津塘沽电器厂，安排我当厂长，我不干。我说，我就当工人。组织部门的对人说，这人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关我的时候，我的孩子还小，老婆是糖尿病，我妈身体也不好，一家老小都在望着我，我有什么罪啊？
我有一种无法忍受的情绪，对一切事物都心灰意冷。913事件中央都对，就我们做服务工作的错了，该倒霉。
在电器厂干了整整5年，心里一直是沉甸甸的，老惦记家人，想回北京，我申请，没人理睬我。
一位好心人悄悄对我说，你是林彪的人，不会让你回北京的。偌大的北京竟然容不下“林彪的人”！
我找总政，总政不敢说原因，只说你已交给地方，由地方管你。我又找中组部，中组部说，你的安排是总政定的。来回相互推诿，我整整跑了五年，才得到北京户口。
从塘沽回京之后， 安排在低压电器厂，我再不想干什么了，领导说：“你先去做饭吧。”我说：“好。”
做饭做了一年，领导非要我到车间去当支部书记。我去了，三天两头给党委写报告干不了，就是不批，我硬着头皮干了一年，领导才松口说：“这样吧，上收发室。”我说：“这挺好。”
后来豆豆回到北京，对我家很关心，我住院她帮忙找医生，钱她接济，我敬重她，她是林家剩下来的后人，她后半生一直在为林冤案奔走，我祝福她长命百岁。
我今年74岁了，时间不多了。我从玉皇大帝的南天门摔下来，活着只能听天由命。不再去要求官方给我纠正“一般性的政治错误”了。
每年春秋时节，我烙上一张饼，带上一壶水，去到北京的郊野。那里没有烦恼的事，空气又清新，大自然会给我晚年最公平的待遇。
点赞、在看，好运连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