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往事之1949

文化   历史   2024-09-13 20:07   山东  


1949年的元旦,国共双方的首脑都发表了新年献词。

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宣读了《新年文告》,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作为战争中的政府首脑,这语气明显偏弱。以前他的众多文稿出自“第一文胆”陈布雷的手笔,包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名句。

但陈布雷拒绝见到1949年。巨大的工作压力、发妻去世、子女投共,导致他精神崩溃,于一个半月前服安眠药自尽。留给蒋的遗书里自称“书生无用,负国负公”。蒋大为悲痛,亲书“当代完人”匾额。

与蒋的软弱语气相比,毛泽东在河北的西柏坡村起草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他誓言要打过长江去。

元旦这一天,中共在河北保定成立了北平市人民政府,彭真任书记,叶剑英任市长,徐冰任副市长。

新的市政府要正常运转,需要华北解放区派出大量基层干部。彭一直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树大根深,非常适合新职务。

叶资历老,能服众。早在1948年夏天他就到石家庄创办华北军政大学,培养了大批干部。平津战役打响后,他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参加了和平解放谈判,对如何接管北平的机关、企事业单位胸有成竹。

他在北平市长位置工作时间并不长,8月份就南下担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和陈赓一起解放两广、海南岛。

徐冰是河北人,年轻时去德国留学,与朱德一起搞爱国运动、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有许多同学后来成为国共双方的高层干部。回国后在上海中央机关以及北平、重庆,一直在周的领导下从事情报、统战工作。建国后任统战部部长,文革中被害死了。

(题外话:按照网络上不靠谱的说法,在各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都有明显的权力制衡的痕迹,上海、江西、延安、东北,直到建国后都是如此。叶属毛系,彭属刘系,徐则是妥妥的周系。周的老部下绝大多数下场凄惨,只有康生在延安时更换门庭,得以平安终老。)

同一天,蒋介石下令中央银行将60万两黄金运往台湾。

其实早在一个月之前这个行动就开始了。蒋介石制定了“双抢计划”:抢救人才和黄金。

“抢救”人才计划最重要,由蒋介石本人直接策划指导,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三人小组具体负责实施。蒋介石给当时的北平司令傅作义的电文中有个具体名单:

北平傅总司令宜生兄,口密。

(一)在平教育行政负责人为:(梅贻琦)、(李书华)、(袁同礼)、(袁敦礼)、李麟玉、陈垣、(胡先骕)、汤用彤、(冯友兰)、叶企孙、饶毓泰、陈岱孙、(郑天挺)、(贺麟)、郑华炽、沈履、霍秉权、褚士荃、黎锦熙、温广汉、黄金鳌、徐悲鸿。

(二)因政治关系必须离平者为:(朱光潜)、(毛子水)、(邱椿)、(张颐)、(陈友松)、刘思职、(梅贻宝)、齐思和、雷海宗、刘崇鋐、戴世光、邵循恪、吴泽霖、赵凤喈、敦福堂、张恒、金澍荣、(英千里)、张汉民、徐侍峰。

(三)在平之中央研究院士为:(许宝騄)、张景钺、陈达、戴芳澜、(俞大绂)、李宗恩。

(四)学术上有地位,自愿南来者,如(杨振声)、罗常培、钱思亮、马祖圣、赵迺抟、钱三强、严济慈、张政烺、沈从文、邵循正、邓广铭、李辑祥、孙毓棠、蒯淑平。

请兄分别疏导,即日南移,如获彼等同意南下,可派机或备船接运。其搭机人员并请兄代排订次序电告,尤以有括号者,务须来京,如何?请速电复中。

“抢救”黄金计划由四人负责: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黄金集中起来,宋子文与海关协调手续,蒋经国调动亲信部队用军舰押运,陈诚在台湾接收。

当时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还剩大约400多万两,还有一大批银元、美金。1948年12月4日第一批260万两黄金抵达台湾,1949年元旦运的60万两是第二批。

1月8日,蒋介石邀请刚刚南下的胡适到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吃饭,力劝胡适去美国。此时他心中已明白,大陆守不住了,划江而治是一厢情愿。自己决定“引退”,也要为知识分子代表胡适铺一条安全的退路。

此前胡适的学生吴晗两次苦劝其留下来,北平西山的中共电台广播了毛泽东的话:“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胡适最终选择南下,临行前对北大同仁说了那段著名的面包自由论:“跟着美国面包和自由都会有的;跟着苏俄只有面包没有自由;而跟着他们什么都没有。”

临行前他劝自己的学生、中央研究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同南下,饶决定留下。

1952年初“三反”运动开始,饶毓泰成为箭靶;1968年饶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再次受到迫害。他不堪受辱,在燕南园家中自缢身亡,终年77岁。他留下五万元,遗愿是用来设立“饶毓泰奖学金”。

(师承关系:胡适不懂物理学,但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饶毓泰,吴健雄。吴曾与杨振宁、李政道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饶毓泰的学生有吴大猷;吴大猷的学生有杨振宁、李政道。)

在重大历史节点选择南渡还是北归,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一个巨大难题,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苛求先贤。当时文化界选择去台湾的人是少数。

儒家代表孔子的77代孙孔德成去了台湾,专心投入学术研究。1966年他联合1500人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节的倡议。2008年在台北病逝,葬礼极其隆重。

道教76代天师张恩溥去台湾后颇受器重,成为当地道教的最高掌门。

喇嘛教格鲁派最大转世活佛第六世章嘉呼图克图在台任“中国佛教会”会长。他多次同日本交涉,请回了玄奘顶骨。1956年在台湾圆寂。

被毛泽东抱怨“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的傅斯年去了台湾担任台大校长,把混乱不堪的台大打造成知名学府。

国画大师张大千为了有一个自由的作画环境,也随蒋南渡。刚到台湾就举办画展,随即名声大噪。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文化界重量级人物,他为了保护清华的庚子赔款,去了美国纽约。临行前苦劝叶企孙去台,叶启孙回答:“自信作孽无多,任何时代都需要教书匠,我不会怎么样的。”

这位中国物理学一代宗师后来为新中国培养了9位“两弹一星”元勋,功勋卓著,却在十年特殊时期被批斗、关押、隔离审查,整整折磨了十年,于1977年春天病逝。

梅贻琦在美国手握重金却只靠300元薪水度日,直到1955年台大创办清华原子能研究所才前往台湾。由于颠沛流离加上研究时被过多辐射,于1962年病逝。遗物中有一本笔记,清楚记载着每一笔庚子赔款的用途,全部用于两地清华的建设。

1月15日,天津解放。天津警备总司令陈长捷被俘,到死没原谅他的长官傅作义。他说:“他在北平和平谈判,命令我坚守不投降。他成了起义将领,我却成了战犯。”

1月20日,央行剩余的90多万两黄金、银元3000万块、7000万美金动用三艘军舰全部启运。但是目的地不是台湾,而是厦门和鼓浪屿的部队。

这是因为恰逢蒋第三次下野,无权动用央行资产,只能由国防部以军费的名义先交给厦门部队。就因为这个小插曲,这笔资产出了问题。

1月底,位于上海的央行关门大吉,将一大批账目装箱运往台湾,其中就有1月20日出运的详细账目。

1月27日深夜,中联轮船公司的太平轮载着这些账目和大批人员、物资从上海驶向台湾。因为严重超载,在舟山群岛海域与一艘货轮相撞,船上932人和所有物资沉入东海,史称太平轮事件。

党通局(原中统)局长叶秀峰让儿子带着2700根金条乘坐太平轮逃往台湾,这是他多年积攒的家底,最终人财两空。

叶秀峰接到噩耗后,一夜白头。权力、财富在一瞬间变得荒诞。

太平轮事件中死亡的名人包括:‌山西省主席邱仰浚全家、辽宁省主席徐箴全家、总统府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之子、袁世凯之孙袁家艺、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美籍华裔神探李昌钰的父亲李浩民、已故亚洲女首富龚如心的父亲龚云龙……

既然账本沉海了,运到厦门的那些黄金就无法确切查证,除一部分用作军费外,大部分被财务预算署中将署长吴嵩庆用各种手段转入自己的腰包。后来他去台湾筹建了唐荣铁工厂股份有限公司,成了钢铁大王。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是地下党员,立了大功。她后来被调入《人民日报》社从事编辑工作。晚年因病住院,因级别不够无法入住干部病房。她的三个孩子都去了美国留学、定居。

北平解放前夕,池峰城策动军统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少将率全站特工起义,清除了威胁北平安全的定时炸弹,作出重要贡献。他曾是一位抗日名将,曾在娘子关血战日军;台儿庄战役击败了日军最精锐的矶谷师团;后来在大别山、桐柏山及长江防线与日军作战。抗战胜利后他辞职退出内战,在北平闲居。北平解放后因受副官李颖(中共地下工作者)诬陷,被判刑12年。1955年3月在狱中病故,时年52岁。1983年平反。

2月下旬,上任一个月的代总统李宗仁突然发现金库里没钱了,怒不可遏,命令陈诚立即将所有黄金运回大陆。陈诚怎么可能听他的命令。

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十天后,中共中央迁入北平。

4月1日,以张治中将军为首的代表团赴北平谈判。

这一天是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节日---愚人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认为这次谈判就是“愚人节的玩笑”,因为此时的国民党“几乎拥有了它当初推翻的那个腐朽政府的一切恶习”。

结果被他言中了:谈判没有成功,谈判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留在了北平,他们后来都出席了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这三位都与毛泽东有多年的交情。章士钊早在1920年就曾借给毛两万银元;邵力子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于1926年11月退党,但与毛私交甚好,在重庆曾对毛帮助很大。

张治中是国共双方都器重的人。在国民党方面,他是黄埔系骨干将领,陆军二级上将。1932年任第五军军长参加淞沪抗战,1937年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参加淞沪会战,抗日有大功。北平和谈没有成功被蒋斥为“文白无能,丧权辱国”,但他滞留北平后其全部家眷从南京直飞北平,没有受到南京机场的查禁,说明是蒋默许了他的行为。

对中共方面,他从没有同共方交战过;重庆谈判时为了安全保障,毛住在张治中家里;解放后张治中任人大副委员长、民革副主席。

文革期间张治中的家庭也受到冲击。张治中曾面谏毛泽东:“毛主席啊,您老人家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十大元帅要是都没了,主席身边怎么办?”后来周恩来把张送到301医院保护起来,改名林友文,禁止其家属与他联系。张从此沉默寡言,三年后在极度郁闷中去世。

4月4日,三野副司令粟裕、参谋长张震到江苏泰州白马庙乡建立渡江战役指挥部,接受国民党起义投诚舰艇,组建中共第一支海军部队,任命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委。

张爱萍的夫人李又兰也是老革命,是新四军早期领导人项英的前妻。建国后张爱萍对海军、两弹一星贡献巨大,曾任国防部长。李又兰曾任军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以副军级待遇离休。

4月6日上午,胡适在上海登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前往美国,临行前劝周作人、陈寅恪去台湾未果。后来的十年特殊时期陈寅恪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屡次被抄家。1969年10月7日去世,享年79岁。

胡适是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位深深的爱国主义者。他后来基本处于隐居状态,但他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国内知识阶层的尊重,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

后来在毛的支持下,一场针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全国性批判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历时七年之久。期间毛秘托胡适老友陈源、曹聚仁劝其回大陆,但都被拒绝,于是“批胡”运动更加猛烈。

毛承诺:“胡适倡导了新文化运动,还是有功的……到了二十一世纪可以为他恢复名誉。”

至今官方并未正式为胡适恢复名誉,但随着改革开放,部分民众觉醒,胡适在文化界已经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4月20日发生一件大事,就是著名的英舰“紫石英”号事件。

当时国共双方正在进行谈判,谈判结果决定渡江战役是否开打,谈判最后期限是4月20日下午15时,这也是解放军公告让外国军舰撤离长江的最后期限。

这天早晨英方派紫石英号开往南京准备接走使馆人员和侨民。在扬州以南的江面上解放军警告无果后进行炮击,“紫石英”号开炮还击。

一艘军舰的炮火当然无法与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岸炮相比,“紫石英”号很快重伤搁浅。

当天下午至第二天,解放军炮兵又将先后赶来救援的英国海军远东舰队“伴侣”号驱逐舰、“伦敦”号重巡洋舰、“黑天鹅”号护卫舰击退。

消息传回英国,一片哗然。前首相丘吉尔态度强硬,建议派航母实行武力报复。首相艾德礼认为英舰没有违反解放军公告,决定通过外交渠道解决。

随后双方开始无休止地谈判。关于谁先动手,你说前门楼子他说胯骨轴子,自然谈不出结果。

谈判过程:

第一轮,我方认为英舰无意阻挠解放军渡江,电示前线部队:“可以不解除该舰武装,不俘虏之”,允许紫石英号舰员与当地居民交换食品。要求英方因首先开炮认错并赔偿损失。英方不认错。

第二轮,我方让步,承诺将认定责任与紫石英号放行分开处理,建议英方认错。英方不认错。

解放军谈判代表康矛召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最高当局命令我方不必与之纠缠,如紫石英号逃走,我沿江部队可装做不知,不予拦截,然后迅即声明加以申斥。”我方还同意紫石英号补充燃料。

到了7月下旬,我方在战场上形势大好,又改变主意,允许前线部队拦截英舰。

7月30日,一场台风登陆,江水上涨,紫石英号趁机突围。当晚“江陵解放号”客轮从镇江开往上海,经过紫石英号旁边。紫石英号熄灭灯火,尾随客轮航行。解放军炮兵发现后马上炮击,误将“江陵解放号”客轮击沉,并造成多艘民船沉毁与人员伤亡。

31日凌晨紫石英号驶出长江口,与接应的英国皇家海军和谐号驱逐舰汇合,被护送去了香港。

八年后英国拿这个事件拍电影《扬子江突围记》,由“紫石英”号本色出演。拍摄过程中,烟火师操作失误炸药过量,炸伤了舰体结构,最终只得分解拆毁成了废铁。

事后回顾这件事,紫石英号其实是撞到枪口上当了杀鸡儆猴的牺牲品。当时中共方面最担心的是美国军舰协助蒋军防御长江,对打酱油的英舰并无敌意,所以最初的命令是放行。直到毛改变主意决定拿它开刀警示美国,也只是警告、驱离,并没有下炮击的命令。

毛为军委起草致刘伯承、粟裕的指示电提到:“在英舰不妨碍我军渡江作战的条件下,可予以营救之便利;如英舰不听劝告仍开南京,只要不向我军开炮及不妨碍我军渡江,你们也不要攻击他们。”也就是他在外交领域一贯主张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周恩来以军委名义起草给渡江战役总前委的电文明确指出:“如果紫石英号经过江阴偷走,可不予炮击。”

可是在执行过程中就出了岔子。时任10兵团司令的叶飞多年后撰写回忆录公开真相:他手下炮兵排长梁学成对帝国主义军舰怀着无比的仇恨,私自下令开火,其他火炮误以为有命令就随之开火。事后始作俑者梁学成被处罚关了禁闭。

叶飞受到上级询问,谎称英舰先开的炮,他还和23军军长陶勇订下了攻守同盟统一口径。

总之,毛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事件,向美国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警告,直接影响了美国决策层对蒋的支持力度。解放军过江后进攻速度明显加快,几乎没有什么阻力,就是从此事件开始的。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镇江、无锡、安庆。毛收到消息后写下了豪迈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但在我们的历史课本上,只有解放军战士在南京总统府上换旗的图片,一般不提谁拿下的南京,因为率先进入南京占领总统府的是三野35军,军长是倒戈将军吴化文。

吴化文原先是倒戈祖师爷冯玉祥的部下,深得冯的真传。他在1930年叛冯投蒋,带领新编第4师在山东烧杀抢掠,民愤极大。

现在鲁中地区农村还有管教小孩子的说法:“你再不听话,小心4师来了。”形容一个成年人野蛮不讲理:“那人像4师一样不是个东西。”

当然说话的人并不一定知道“4师”是什么概念。小编幼时每逢长辈训斥,总以为“4师”指恐怖的“死尸”,或者是凶猛的狮子,长大后才慢慢明白它的来历。

1943年初吴投汪,成了伪军,曾在山东临朐一带制造过“无人区”,罪恶滔天。1945年日本投降,吴再次投蒋,带部队到济南接受王耀武指挥。

1948年9月济南被围,吴率所部二万余人宣布起义,改编为第35军,与原鲁中南纵队合并,归三野陈、粟指挥。

倒戈将军的宗旨是:不管什么主义,只要保住自己的部队,就有自己的地位;大旗随时倒,家底不能少。冯玉祥培养的几十名高级军官都是这个套路。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吴化文率35军一路绿灯占领北岸的三浦(浦口、浦镇、江浦),23日没有受到任何阻碍、不费一枪一弹进入南京,24日凌晨他手下的第104师315团2营占领总统府,插上了红旗。

你说他的运气有多好!

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仍在南京,他在早晨六点半被人吵醒,发现卧室进了几个解放军士兵。他的记录:“其中一个人对我的仆人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他们很快就会全部拿回来。”

司徒雷登没有离开,是因为当时美国已开始考虑承认中共政权,让他与中共方面接触沟通。但是美国方面的条件是“该政府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也就是说要新政权承认历史上中国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大大超过了中共的底线,根本谈不拢。

两天后,邓小平、陈毅走进了总统府。在蒋介石的办公室里,邓小平开玩笑说:“蒋委员长悬赏缉拿我们多年,今天我们找上门来了。”

南京解放后,中央任命刘伯承担任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吴化文继续率军南下,5月3日又占领了杭州。从此他的部队被调走,他被任命为杭州警备司令,第二年当了浙江省交通厅厅长。他于1962年因病去世,享年58岁。

在4、5月间,太原、武汉、上海等大城市相继解放。

5月27日清晨,解放上海的枪声逐渐平息。市民在蒙蒙细雨中推开窗户,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排排尚未洗去硝烟的解放军战士抱枪和衣,露宿在潮湿阴冷的水泥马路边……胜利之师不入民宅,赢得了中外人士的广泛称赞。

“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回忆说:正是从那一刻起他认定共产党定能坐稳天下,自己也就决心站在新政权的一边。

美国《生活》杂志刊发解放军睡马路的照片,称“这个行动宣告了国民党时代已经结束”。

也有人怀疑,解放军进入花花绿绿的大城市,能不能保持朴素本色?特别是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有“十里洋场”之称,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对于任何人都是一种诱惑。有人预言“上海是个大染缸,红的进来,不出3个月,就要黑的出去”。

解放军上海警备区特务团三营第八连进驻南京路执行警卫任务,坚持本色,抵制侵蚀,“身居闹市,一尘不染”,成为“南京路上好八连”。毛泽东于1963年8月1日写了《杂言诗·八连颂》歌颂他们。

陈毅任上海市长,费了很大力气稳住财经,打赢了新中国经济第一战。

6月至8月,为了打破西方世界的敌视和封锁,刘少奇带领高岗、王稼祥等人秘密访问苏联,向斯大林详细通报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和新中国筹建的情况,争取苏联的支持。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主要内容是由工人阶级领导,以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为基础;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公开表示,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新中国将“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毛泽东连续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友谊”,还是侵略?》等5篇评论进行严厉批判。这标志着新中国与西方阵营彻底决裂。

9月1日,王震一野第一兵团直逼马步芳的老巢西宁,马步芳父子已逃之夭夭。杨得志率第十九兵团向宁夏进军,宁夏王马鸿逵借蒋介石在重庆召集军事会议之机溜之大吉。

9月2日,重庆市中心陕西街发生大火,燃烧12小时之久,被称之为重庆华尔街的银行区和重庆港仓库区付之一炬。大火烧毁大小街巷39条、学校10所、机关单位10个、银行钱庄33家、仓库22所、拆卸房屋236户。受灾9601户、灾民4.1万余人。有户口簿可查的死者2568人,掩埋尸体2874具,伤4000 余人。物资损失棉花15万担,棉纱2500余件,布匹2000余匹,食糖640多万斤,食盐1000余万担,粮食200余万担,以及大量汽油、桐油、猪鬃、烟叶、纸张等。

当时正在重庆的蒋介石深感震惊。蒋经国在日记记录“灾民呼号之声,惨不忍闻”。

第二天的《国民公报》报道失火原因:“赣江街17号协和油腊铺老板、甲长李清发家三楼佃客陈树章屋里,因陈夫妇外出出就医,家中仅留三小孩,不慎发生火警”,“治安机关已将李清发捕得,将由警备司令部严加讯办。”其它报纸《和平日报》《商务日报》《新民报》等也报道了相同的内容。

重庆市本来打算在9月3日以纪念“九三”抗战胜利日为名发起一次反共大游行,却被这场大火打乱了计划。为了转移责任,就把大火起因嫁祸到中共身上,并于9月4日逮捕了两名“共产党纵火分子”,当众枪决。

重庆市市长杨森的侄女杨汉秀是中共党员,当时被杨森软禁在家中。她看到报纸上这些消息后,痛斥国民党血口喷人。杨森恼羞成怒,令特务将她再次逮捕,同年11月27日杀害于歌乐山下。

9月6日,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当事人杨虎城在重庆被秘密杀害,终年56岁。蒋介石软禁张学良一生,比较优待,为啥一定要杀杨虎成?教科书上说杨坚持抗日,被蒋杀害。这并不是全部的历史真相。其实杨被杀有多种因素。

西安事变期间他不同意和谈,坚持杀蒋。事变结束后蒋安排他公费出国考察,目的就是让这种老派军阀离开自己的部队,以免再生枝节。

1937年7月他在出国的轮船上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立即给宋子文发报,要求改变行程回国参战。蒋明确拒绝了他的要求。但杨不死心,有了一个新方案:从欧洲进入苏联,通过蒙古进入陕西,召集旧部与陕北红军联合作战。

杨这个想法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西安事变前延安与张、杨达成一个秘密协议叫“三位一体”,意思是一旦受到蒋军攻击,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携手互保。没想事变发生后,蒋军西出潼关大兵压境,三位中的某一位却变卦了,理由是:你们都是资产阶级,阶级矛盾要让位于民族矛盾,大家和谈吧。于是“三位一体”迅速瓦解。

现在杨又想搞什么联合作战,是典型的政治幼稚病。

他托两个朋友杨明轩、胡希仲去莫斯科帮他办一个护照。杨、胡二人去了莫斯科,找到了中共代表团的王明和康生,请他们把杨虎城的信转交斯大林。

杨虎城万万没想到,斯大林马上出卖了他,把这个消息秘密转告了蒋介石。王明和康生也没有料到这个结果。

斯大林为什么要出卖杨虎城?因为时过境迁,世界局势发生了变化。中日爆发大战,非常符合苏联的利益,斯大林需要蒋介石在亚洲战场牵制日军,以防德、日夹攻苏联。出卖杨虎城只是送给蒋的一个小礼物。

此前斯大林也曾把冯玉祥的信件泄露给蒋介石。他擅长出卖盟友攫取政治利益是出了名的,比如波兰、希腊的共产党组织被他坑得最惨。

他还三次背叛中共,第一次:称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以此离间延安与张、杨的关系,把毛气得说不出话;第二次:1945年11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山海关,斯大林要求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前身)从所有主要城市和交通路线撤离,一位苏联将军当面警告彭真:“如果你们不离开,我们将用坦克将你们轰出来。”第三次:1949年要求划江而治。

书归正传,蒋介石收到斯大林的电报当场大发雷霆,情绪失控。杨虎城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缺乏大局观,作为一个老派军阀念念不忘自己的军队,特别是想联合红军,这是蒋的大忌,彻底击破了蒋的底线。蒋马上给宋子文、戴笠下令:诱捕杨虎城。

杨接到宋子文的信后非常高兴,于12月初回到南昌,立即被秘密关押起来,直到1949年被杀害。

就在9月6日这一天,有两个国民党要员到了重庆见蒋介石。

第一个是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他早已有心投共,被蒋得知。蒋召他到重庆极力安抚,以图稳定云南。

蒋经国日记记载:“彼(卢汉)剖析苦衷,矢述精诚,流泪者再”,“岂其良心发现而真情流露,拟系有意以泪洗面而伪装耶?”

卢汉为了扩充滇军实力,趁机向蒋要军费。蒋答应了他的条件,同时要求卢汉声明反共、改组省政府、逮捕中共党人和进步人士、云南驻中央军两个军等。

第二个是阎锡山,他从广州飞到重庆,带来李宗仁给蒋的建议“扣留卢汉,勿使回滇“。蒋告诉他不能那么做。

第二天,卢汉平安返回昆明。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随后到达昆明,落实一系列反共措施,昆明顿时陷入白色恐怖中。中央军李弥、余程万两个军也开入云南。

民革在西南地区的负责人杨杰,一直策反地方实力派起义,早已上了蒋介石的黑名单。9月9日杨杰逃往香港,毛人凤派人到香港于9月19日将其暗杀。杨杰曾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教育长,上将军衔,在国民党内是公认的军事理论权威。

9月下旬,蒋介石偕蒋经国从重庆经昆明到达广州。

9月25日,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和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联名通电起义。

10月1日上午,李宗仁到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会见蒋介石。俩人一见面,李宗仁就怒不可遏地历数蒋介石的种种错误:

“20年了,你犯了多少错误啊!当年,北伐时我就和你在一起了,到长江以后,你干了些什么?当时的舆论是怎么说的?“国民党军事北伐,北洋系政治南伐。”你早在那时,就在政治上对军阀妥协。搞什么革命?你早就背弃了我党的方针,同北洋的腐败的政治势力勾结到一起。在党内你排除异己,一手遮天,导致几十年内忧外患相继而来,战祸连年,这个国家哪得一日安宁?国民党的错误和失败,完全应由你一个人承担!今年你第三次下野,你说5年内不过问政治,还说你愿当我的参谋长。实际上,你哪有一天不问政治?你每件事都要过问,还在上海直接指挥军队,任命官员。你是一个下野的人,可是你竟非法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又派周碞去当主席,你哪有这个权力?最近,你又强逼福建省主席朱昭良去台湾,自己直接派汤恩伯当福建省主席!事前竟未使我予闻。你这是违法乱纪,眼中根本就没有代总统、没有我李宗仁、没有国民党中央,独断专行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蒋满脸堆笑,十分温和地说:“德邻兄,朱昭良和汤恩伯这件事是我个人的错,请你原谅!”

                       ---程思远《我的回忆》

10月1日下午三时,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为什么在下午举行?为了防空。

当时舟山群岛的美制B-24轰炸机时速488公里,最大航程为3380公里,能装载4吨炸弹。那里距北京直线距离1230公里,上午可以起飞轰炸北平,有充裕的时间返航。如果下午起飞就无法安全返航,因为B-24夜航能力相当差。

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广场

广州,中华路迎宾馆,李宗仁、白崇禧、程思远和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一起收听了广播。他们听到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次礼炮,听到了毛泽东的声音,听见了群众的欢呼声和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

后来程思远回忆说:当时的第一感觉是北京那边太有生气了。广播结束后四个人互相看看,感觉房屋空荡荡的,并且很冷清。

沉吟一阵后,李宗仁开口说话:“我们在广州的日子不会太长了!今天我们陷入这样可悲的境地,完全是蒋介石一手运成的!”

白崇禧说:“去台湾怎么样?”

李宗仁勃然大怒,一拍桌子说:“王八蛋才去台湾!我和蒋介石决裂了!”

                    ---程思远《我的回忆》

10月3日,蒋介石赶去福州召开军事会议,召见汤恩伯部署作战任务。

10月24-28日,金门战役爆发。叶飞的第10兵团把任务交给了28军。我军登陆金门9086人(包括6位团级干部)全部阵亡或被俘。这是我军历史上唯一一场全军覆没的战役,直接影响了解放台海的历史进程。

根据战后第10兵团总结的教训,这场战役的安排近乎儿戏:高级指挥员忙于城市接管,把攻打金门的指挥交给了不了解水情的第28军;28军军长、政委、参谋长在战斗中身在厦门,并不在前线指挥,只有一个副军长独自指挥;船只准备不充分,无法运输足够的后续支援;不了解敌情,对胡琏兵团两个军增援金门不知情;不同建制的三个团没有统一指挥,上岸后各自为战。

战后叶飞作为总指挥含泪要求处分,毛批示:“这不是处分的问题,是总结教训的问题。”

叶飞是菲律宾华侨后代,菲律宾名叫西思托·麦卡尔托·迪翁戈,在东南亚华侨中有很大影响。至今菲律宾吕宋岛阿迪旺小镇的中心花园有他的铜像。

11月27日,即将败退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在重庆西郊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白公馆等十几所监狱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三百余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死难。

仅有15人脱险,其中有三名好友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1957年反右运动中刘德彬被怀疑“大屠杀时为什么只受伤没牺牲”受到处分,下放劳动至1985年平反。罗广斌、杨益言创作了著名革命小说《烈火中永生》、《红岩》。

《红岩》中江姐的原型叫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1949年11月14日),1947年负责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后被叛徒出卖被捕。“双枪老太婆”的原型叫陈联诗(1900年~1960年7月22日),四川广安人,川东华蓥山游击纵队的创建者之一,多次领导华蓥山武装起义,善使双枪。建国后她的结局不太好,详见《共和国往事1952》。

1993年10月,刘德彬受人怂恿向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认定自己也应享有《红岩》著作权,要求赔偿经济损失15万元。经过多年的审理,他的诉求被法院驳回。经法院调解,杨益言念及多年战友情谊,给予刘德彬一万元人民币。

12月5日,李宗仁由香港赴美国,公开的理由是治病,却没有辞去代总统职务,导致蒋无法顺利恢复总裁职位。这个小把戏是对蒋最后的报复。蒋气愤地在日记中写道:“李宗仁出国,既不辞职,也不表示退意,对于党国是不管不顾,真的是太卑劣了。”

12月6日,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一是给斯大林祝寿,二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毛泽东亲自指示山东分局筹备了寿礼:山东出产的大白菜、萝卜、大葱、梨子各5000斤,共20000斤。

这次出访最终达到了目的,但他后来很不满意,颇多怨言,总结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他告诉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他第一次去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进攻”。他得知斯大林在他下榻的别墅里安装了窃听器时就更生气了。他对南斯拉夫代表团说:斯大林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

此时东北、华北、华东均已解放,蒋意图以胡宗南部守秦岭、白崇禧部固守广西,一南一北保住四川盆地天府之国,并亲自到成都督战。

解放军使用障眼法,在郑州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安排第三兵团经津浦、陇海铁路乘火车西进,做出从秦岭南下的进攻态势。实际上二野、四野主力却从湘西、鄂西等蒋军防御薄弱的环节发动进攻,顺利进入四川盆地。

成都的刘文辉见大势已去,正在筹划一个捉蒋计划。曾经历西安事变的蒋介石岂能重蹈覆辙,提前更换了成都城防司令,将所有交通要道掌控在自己手中。

刘文辉见势不妙,悄悄出城,于12月9日通电起义。

云南的卢汉与刘文辉早有联系,在当天晚上十点也通电起义,扣押了城内的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等人。

蒋介石得到消息后,马上下令将第八、第二十六军合编为第十九兵团,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兼任第十九兵团副司令,继续守卫昆明。

至此蒋已无心滞留,于12月10日上午从成都凤凰山机场直飞台湾。

12月27日,成都解放。

1949年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同时也有无数生命莅临世界,他们将改变社会、留名青史。

那一年出生的人物:

1月1日:徐小凤,香港女歌手

1月5日:张瑞敏,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3月1日:石富宽,喜剧演员

4月4日:丘成桐,美籍华人数学家

6月1日:穆铁柱,篮球运动员

7月:薄x来

10月22日:王馥荔,女演员

12月1日:牛群,相声演员

12月2日:路遥,作家

12月11日:洪金宝,香港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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