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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4月底，邓小平与即将出访欧洲的谷牧谈话
一、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隔绝太久，国人包括绝大部分干部长期没有出过国，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对外交往过程中闹过不少笑话。上世纪七、八年代著名改革家，招商局集团常务副董事长、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回忆：当时是交通部管这个招商局，所有的人都是派来的，派到这里来的人老是闹笑话，创造了几个著名的笑话。有一个交通部派来蛇口的干部，在美国一个商务代表团来蛇口谈判时，很有礼貌地问：英国人是讲英语的，你们美国人是不是讲美语?第二个笑话是，一个北京来蛇口的干部，问在蛇口访问的英国剑桥大学代表团：你们剑桥大学主要建多大的桥?第三个笑话是，谷牧有一次来蛇口，一个内地刚来蛇口的干部向谷牧汇报:我到香港看了一圈后，思想彻底转弯了，不只是180度，而是360度的大转弯!大家都笑了。谷牧也笑了，说:那你转来转去不是又转回去了吗?更可笑的是，那个干部看到大家都在笑，他也哈哈大笑，还以为他讲得好。著名记者、学者、作家、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现在的中国人，小学生假期出国游，都已是很平常的事了。但是不可想象，40多年前中国的大部分高干都未曾踏出过国门。那十年结束后，1978年中央决定派人出去看看，由副总理谷牧带队，选了20多位主管经济的高干，出访西欧五国。行前，邓小平亲自谈话送行，嘱咐好生考察学习。代表团组成后才发现，20多人中只有两个人出过国。一个是水利部长钱正英，也就只去过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个是外交部给配的工作人员。这些高干出国后诸多不习惯。宾馆等场合到处是落地玻璃门，工作人员提醒千万别碰头，但有一次还是碰碎了眼镜。吃冰激凌，有人怕凉，就有人说：“可以加热一下嘛。”言谈举止，笑话不断。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在世界舞台上竟是这样的手足无措。生活不适应还好说，关键是每天都要脑筋急转弯。出国前脑子里想的是西方正在腐朽没落，我们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的人。但眼前看到的富足、繁荣让他们天天感叹，处处吃惊。西德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5000万吨，只有2000名职工，最大的一台挖掘机，一天就产40万吨。而国内，年产5000万吨煤大约需要16万名工人，相差80倍。法国一个钢铁厂年产钢350万吨，职工7000人；而武汉钢铁公司年产230万吨，有6.7万人。我们与欧洲的差距大体上落后20年。震惊之下，代表团问我使馆：“长期以来，为什么不把实情报告国内？”回答是：“不敢讲。”代表团6月归来，在大会堂里向最高层汇报，从下午三点半一直讲到晚上11点，听者无不动容，大呼“石破天惊”。1978年10月邓小平又亲自出访当时已是“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而这之前我们常称人家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邓深为对方的成就吃惊，尤其佩服其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政策，便求教于李光耀总理。李直率地说，你要交朋友，要引资，先停止对别国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停止他们设在华南的广播电台。邓回国后断然停止“文G”中奉行的“革命输出”，转而大胆引进外资，改革体制，直至提出“一国两制”。邓的虚心和坚决给李光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年后他回忆说：“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己之见。尽管邓小平当时已74岁。”1984年，我时任中央某大报驻省记者，应该算是不很闭塞的人了。一次回京，见办公室一群人围着一件东西看，这是报社驻西柏林记者带回的一张绵纸，八寸见方，雪白柔软，上面压印着极精美的花纹。大家就考我，是什么物件。当时中国还没有纸巾这个词，也没有一次性这个概念，我无论如何答不上来。那位记者说：“这是人家公共厕所里的擦手纸。”天啊，我简直要晕了过去。“老外这样的阔气，又这样的浪费呀！”我把这张纸带回驻地，给很多人传看，无不惊得合不上嘴。不久，我第一次出国到欧洲，飞机上喝水用一种硬塑杯，晶莹剔透，比玻璃杯还漂亮，喝完便扔。但我觉得实在是一件艺术品，舍不得扔掉，把玩许久，一直带回国内。喝热茶时每人一套精美的茶具，喝咖啡时又是另一套咖啡具。机上走廊很窄，空嫂来回更换不厌其烦。该送咖啡了，我嫌面前小桌上的杯盘太多，也为空嫂少洗一套杯具着想，便将空的茶杯递了过去。不想这位洋大嫂用吃惊、鄙夷的眼光，深深地瞪了我一眼，那潜台词是：“你这个中国土包子！”我一时羞愧难当，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抽了我一鞭子似的目光。当中国十年冰冻的体制、停滞的生产力受到外来信息的吹拂时，一切守旧的思想开始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慢慢融化。责任制、承包、下海、商品经济等，这些新概念先是如幽灵般地在人们身边徘徊，最后聚成了一个时代大潮。而一批时代的弄潮儿也就出现了。1980年春，当时人民公社的体制还未撤销。我到山西五台山下的一个小村庄里采访一位奇人。他在“文G”前即考上清华大学，却因出身不好，被退回乡里务农。他躬耕于农亩却不改科研的初心，自学两门外语，研究养猪技术。公社猪场连年亏损。改革春风稍一吹动，他便带上自己的一个小存款折，推开公社书记办公室的门，说：“我愿承包公社猪场，一年翻身。如若不能甘愿受罚。口说无凭，立个军令状，以此相押。”说罢将存折“啪”地一声，拍在桌子上。书记也豪爽，说：“如若有失，你我共担。”结果这个猪场一年翻身，大大盈利。这篇稿子见报后，一个月竟收到5000多封来信。全国各地前来学习的农民络绎不绝，他就借势办起了养猪培训班。当地破格将这个农民转为国家干部，又直接任为科委副主任。科学的春天、政治的春天一起到来了。那篇新闻稿也获得当年全国好新闻。那时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在想什么？强烈地想摆脱贫穷，要发财致富。本来经济发展就是如河水行地，利益所驱，自通有无。这一招，早在春秋时的政治家管仲治齐就大见灵验，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也大得其利。在一段时期，我们搞社会主义，却弃之不用。当时国家供应短缺，农民卖一点自产品却要撵、要抓、要罚，人为地制造穷困。随着大气候的变暖，开放集市的呼声愈来愈高。报上只是试探性地登了一条四指宽的“群众来信”《是赶集还是撵集》，当日便报纸脱销，甚至有人上门要加订报纸。农民赶集时将这张报纸挂在扁担上作为护身符。冰冻十年的市场，哗啦一下，春潮澎湃。马克思说：“人们能够自由地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最大信息，才能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古今中外，历来的改革都是先睁开眼睛看世界，从对比中找差距。当俄国农奴制走进死胡同时，彼得大帝发起改革，组织庞大的出访团巡访欧洲，而他自己则化装为一个普通团员随团学习。清末，当中国封建社会已千疮百孔，感到不得不改时，也于1866年派出了第一个出国考察团。西方先进文化的信息逐渐吹入国内。然而，近代以来中国对外的大门总是时开时闭，思想也就一放一收。历史证明，国门打开多大，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最大的一次打开国门，思想解放，直接导致后来新中国的成立；1978年以后中国人再次睁开眼睛看世界，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直接导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现。二、
197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中国政府高级代表团考察欧洲的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等五国，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派出政府高级代表团考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我国改革开放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力主改革开放。他认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解放生产力，迎头赶上世界经济发展潮流。1978年3月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邓小平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是科学技术的中心，要走出去、请进来，虚心向别人学习。他非常赞赏和支持派政府高级代表团到发达国家考察学习，因此1978年出现密集地派高级干部走出去的局面。1978年，是改革开放初期政府组团赴发达国家和地区学习考察最多的一年，目的地主要是西欧、东欧、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和我国香港、澳门地区，由国务院以及国家各部委、各省市区组团，带队者是国务院领导和国家部委、地方主要负责人。所有出外学习考察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中，副总理谷牧率领的代表团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在外时间最长，也是唯一一个由国家领导人带队、七位省部级干部参加的代表团。国际评论人士用“火力侦察”来形容我国政府派团到国外考察。谷牧率团出发前，邓小平专程到北京饭店与代表团成员见面，嘱咐谷牧和全团同志“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为代表团指明了方向和重点。谷牧率领的代表团考察了西欧的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等五国，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共36天，行程涉及五个国家的25个城市，考察了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研究院所等80多个单位，主要考察工 业、农业、交通、电力、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情况。![]()
谷牧视察工作
代表团回到北京后，谷牧在一次会议上感慨道：“我在法国看到一座低水头的水电站，全部用电子计算机控制，节假日没有工人上班，照样运行发电。联想到国内的经济技术水平，差距太大，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在当时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国人来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大多来自教科书和宣传资料，很难看到介绍西方国家真实情况的进口书籍和影片。即使是驻外机构，对外界的情况了解也受到很多约束，他们不能随意外出看电影，只能看国内送去的影片。受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观念的束缚，他们不能也不敢介绍西方国家的经验和做法。那时，绝大部分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无非是:西方的工人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救;西方一天天烂下去，已经日薄西山，正在作垂死的挣扎；西方经常爆发经济危机，工人失业，过着贫困的生活，农民往地沟里倒牛奶；西方人们精神空虚、自私自利；等等，不一而足。当代表团的飞机进入法国，大家从飞机里走下停机坪，乘车前往宾馆的路上人们被沿途的景象惊呆了：到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宽敞平坦的高速公路上，各种车辆宛若潮水，川流不息，一片繁忙的景象。接下来时间里，大家亲眼目睹到：这里的人们勤劳工作、生活幸福。工人住的是别墅，汽车、电器等一应俱全，即使失业也能得到基本保障。居民的收入和福利非常好，社会稳定。许多企业让工人参股，参与企业的管理和分红。如联邦德国赫斯特化工公司，有46万股东，没有一个股东的股份超过总股份的1%，全公司8万工人中有一半的工人有股份。城市居民住房人均达到20~30平方米。城乡差别基本消除，农民的生产水平、收入水平与城市相当。代表团所有成员心情许久都不能平静，说得最多的都是“震撼”“真没想到”等。![]()
1978年5月4日，谷牧（前排右二）一行参观法国巴黎地铁莱阿尔车站
代表团所考察的五国都是市场经济国家和外向型经济，一般都采取“大进大出”模式，即大量进口原材料，大量输入产品。法国、联邦德国每年都要消耗石油一亿吨，而本国几乎不生产石油。
代表团成员、当时的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后来的轻工业部部长杨波回忆：
瑞士伯尔尼公司的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为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
高速公路在五国以至整个西欧，已经形成一个网络。就我个人来讲，出访以前知道高速公路这个新名词，但高级到什么程度、车速可以达到多么快，则不清楚。
当时从全国来看，山东省的公路建设是搞得比较好的，但出去一看，我感觉差距太大了。当时我国连一公里高速公路都没有。
他们的高速公路有三十米宽的路面，每个方向两三道行车线，车速80、100公里。五国高速公路总长度占公路总数的比例并不高，但运量却非常大。西德高速公路占总公路长度不到2%，但却负担着全国1/3的公路货运量。看了以后，感觉很新鲜，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再如西欧几个国家内河不长，但开发利用得很好。如莱茵河在西德境内不过几百公里，有的地方水深只有2米多，但他们采取多种措施开发利用，年货运量占当时西德货运量的20%以上。
西德总统府就在莱茵河边，谢尔总统接见我们代表团时说，我们的莱茵河很“勤奋”。谷牧副总理当即说，我们的长江比莱茵河长，但运量小得多，不是我们的长江不“勤奋”，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另外，这些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水平也相当高，机械化程度高，科学技术运用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我们到丹麦，这里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只有6%~7%，但生产的粮食、牛奶和猪肉可以满足三个丹麦总人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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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牧率团访问西欧五国
代表团回到北京后，邓小平约见谷牧，听取考察汇报。邓小平认为考察很成功、很有意义，对改革开放有借鉴和推动作用，建议中央政治局专题听取汇报。谷牧组织代表团成员开会，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反复研究，形成了一份考察报告。报告详细回顾了访问情况，列出了被考察国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建设经验，并且提出了改进我国经济工作、科技工作和对外工作的建议。1978年6月30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听取谷牧关于考察欧洲五国的汇报。出席听取汇报的中央领导同志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乌兰夫、纪登奎、苏振华、吴德、陈锡联、聂荣臻、陈慕华、王震等。谷牧作了精心准备，想让汇报更简短清晰，但他没有料到，会议开得如此之长，从下午3时30分，一直到晚上11时15分，共7小时45分。![]()
邓小平和谷牧
一、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电子技术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和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大大落后了，形势咄咄逼人。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二、这些国家大都对华友好，由于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商品要找销路，因此都非常重视与中国发展经济贸易交往。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似乎难办的事情都可以办成；三、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中，有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如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谷牧还在报告中很中肯而尖锐地说：“我们的上层建筑，很不适应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我们一个省市，比欧洲一些国家还大，可是省市管理经济的权限却很小，很少主动性，省市在计划财政物资的管理上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级，许多事情都得跑北京来解决。而且，往往一个问题，跑几个部门，等几个月，还没有结果。”中央领导同志被谷牧的报告深深地吸引了，外面的世界让大家震惊、震撼，谷牧汇报过程中，与会者不断提问和插话，气氛非常活跃。在场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感慨道：“对于国外的情况，我们过去了解不多、不全面，有些同志也不敢多讲国外的优势和我们的差距。”叶剑英元帅说:“出去了几个代表团，这次谷牧同志又考察西欧五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面镜子，可用来照照自己是什么情况，没有比较不行。建设四个现代化，二三十年可不可能?是可能的。”谷牧的报告在中央高层中反响很大，谷牧长子、原总参少将刘会远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听取谷牧汇报不久，聂荣臻元帅还觉得不过瘾，让父亲到家中详细介绍出访西欧的情况。一进门，父亲刚想从公文包里拿出考察报告，聂帅就摆手说:“不用拿了，谷牧，你这个报告写得太好了，我都看了五六遍了!你看，我都想去当年留学和工作过的国家走一走，看看他们战后是怎么发展的，可是我80多岁了，走不动了。现在借你的眼睛，逐个给我介绍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变化。”从下午3点一直谈到晚上9点，聂帅还留父亲在家吃晚饭，言犹未尽。1978年7月上旬，在邓小平的倡议下，国务院召开加速现代化建设务虚会，谷牧再次介绍了赴欧考察情况。
这个会一直开到9月9日，会上大家认真总结了新中国近三十年的经验教训，研究国外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如何加强技术引进和扩大外贸出口以便更灵活利用外资等问题，提出了很多宝贵建议。
会议开幕当天，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会上说:“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在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而是要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来实现这个任务，要在20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我们应有魄力、有能力利用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
这个会议为当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作了重要准备。不久，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谷牧兼任国务院新成立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分管新设立的经济特区工作。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引进外资这件事，当时还是敏感的问题，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以“既无外债，也无内债”为荣。邓小平在听了谷牧西欧考察归来汇报后就表态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下个决心不要怕欠账。”不久，日本对华友好人士木村一三先生向我国政府发来信息说，日本政府有一笔向发展中国家贷放的“海外协力基金”，利率低，搁置时间长，本息偿还期长，中国可以长期使用，但是须由中国先张口。这显然是个好消息，经过相关部门反复讨论，并通过和日本方面几轮磋商，当年9月1日，谷牧访问日本。临行前谷牧向老母亲告别，听说谷牧要到日本去访问，老母亲脸色陡变:“你去那个地方干啥？”，老人家当然不能忘记，抗战最艰难期间的1941年，八路军在沂蒙山区与侵华日军血拼，谷牧作为八路军基层指挥员作战时负重伤，至今在右胸还留下了日本人枪弹给留下的伤疤。老人家后来在电视里看到儿子在日本访问的报道，依然愤恨难当。刘会远后来回忆：“我奶奶后来在电视里看到父亲签约场面,拿拐棍敲着地板说:‘汉奸,汉奸。’”关于这次贷款，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评价说：“在现在看来说不上是突破，但是在当时迈出了中国使用外国贷款的步子。”“这是在改革开放的总调子下，中国迈出的一步，谷牧是具体的操作者。”实际上，在争取这笔贷款之前，谷牧已着手做吸引境外客商直接投资的准备工作。197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施行，外国客商、海外侨商、港澳台同胞开始在中国大陆投资举办企业。对于当年吸引外资的开始阶段，谷牧回忆:“刚开始全国总共才批准了6个合资项目，是餐馆、养猪场、照相馆等项目，协议外商投资金额才810万美元。”和现在一年批准几万个项目来比，当年那点合资项目几乎微不足道，但毕竟是一个突破，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谷牧访问日本时会见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
当年国门初开的时候，人们面对外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繁荣富足充满惊奇、震撼，同时也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满怀惭愧、焦虑。随着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的召开，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改革开放正式启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综合国力得到空前提高。四十多年来的辉煌成就雄辩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