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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
营部小卖部忽然空降来一位女营业员，据说还是从黑龙江迁过来的上海人（我们团从不接受上海知青），不用猜，一定是有点“脚路”的。名字也奇怪，姓“上”还是“上官”，搞了半天才搞清楚应该是复姓“上官”，唐代天授年间武则天有个最亲近的女官就叫上官婉儿。
“我复姓上官，上海的上，不做官的官。”她莞尔一笑，落落大方地对前来购物没话找话的男同胞开玩笑说，“上官婉儿是我的老祖奶奶嗳。”
上官婉儿这名字有人听说过，但相隔数千年，这女子长啥模样谁都说不清楚。有了眼前这个上官，好像多少有点印象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耐看，看得舒服，总想多看几眼，不看就会留下遗憾。
不管男同胞怎么去看，上官管不了那么多，认真地做着每一笔生意。小卖部的生意都不大，一盒烟、一包卫生巾、一灯煤油、一叠草纸、一小包糖，一到知青从大田里归来后就没断过人，天天如此。假如有人忽然掏出一张大票，像5元、10元的票子，她一时找不开，只能关照来者等一等，等做成几笔生意后才能找开钱。一天下来的营业款，数清楚后都要交到会计处锁在铁柜子里，小卖部里现金不过夜。
小卖部自从来了上官，好像生意也多起来了。尤其是来买香烟的男同胞，买“劳动牌”或“华新”牌，一次只买1包，过一天又来买，不知道真是手头紧还是借机来看看上官。碰到小卖部去团部商店进货，用马车拉满一车货回来，几个常来小卖部的男同胞只要在家，那就一定会屁颠屁颠赶到小卖部来帮着卸货，小心翼翼地搬到小卖部后面的仓库里去。碰巧了，也能买到一盒“大运河”，平时这类烟都是供应营连干部的。
上官是个和和气气的人，几乎所有去小卖部买东西的人都这么说，笑眉笑眼，一笑还有两个酒窝，就连女知青也都喜欢和她套近乎，好像没看见她和谁吵过架。那时的商品，比如煤油凭票供应，每人每月3两油；绵白糖是供应食堂和家属队的；好一点的香烟，像海鸥、前门之类，从团部拿回来也不过二三十条，基本不上柜台。舍去这些计划商品，就没有什么可以拿来“走后门”，上官也就少了些许烦恼，完全可以与顾客打成一片，嘻嘻哈哈，说说笑笑。
说笑多了，便熟悉了，熟悉了，她的上海话也便多起来了，不像刚来时那样夹带着生硬的普通话，生怕别人听不懂。好在都是吴语系的乡音，苏州知青听上海话一点也不费劲，像“门槛精”“掼浪头”“收骨头”“寿头”“冲头”“扎台型”“小瘪三”“搞七念三”，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女人说上海话比男人说出来好听，我们就是从上官这里得到验证的。
小卖部里笑声多，却也不是风平浪静的。有一次，忽然传出一个不那么好听的消息，说小卖部里倒卖别人家里拿过来的2瓶洋河酒，那个“别人”后来知道是副营长的婆娘，把某个知青探亲带回来送给副营长的2瓶洋河酒放在小卖部里来卖。酒是好酒，价钱却比场部商店过年时卖的洋河贵了5角钱。教导员来查这件事，上官哭着说自己并不知道这瓶洋河酒到底多少钱，看在副营长的面子上放在小卖部里卖掉。偏偏柜台里摆出这瓶酒时让送礼的知青认出来了，他说他在这瓶酒的酒标上用钢笔画了个小三角。来龙去脉一经传开后，上官像吞了只苍蝇恶心了好几天，站在小卖部的柜台后面脸色都不是白晰的，而且一向有说有笑的店堂里也没有了笑声。
众人都替上官打抱不平，她一分钱不得，凭啥替人家背黑锅？
上官淡淡一笑，敲敲自己的脑门：“我眼睛瞎脱，怎么就掮木梢呢。”
男同胞气得不行，大骂那个副营长的婆娘：“乡下老太婆，害人精！”
“算了算了，”上官摆摆手，充当和事佬，“算我做冲头吧。”’
尽管有那么一点不光彩，生意还是要做下去。进货出货，买进卖出，小卖部过了一段太平日子。上官还是兢兢业业站她的柜台，男同胞们还是常常跑过来买一盒烟或几颗糖。
数月后，有一件事是怎么也绕不过去了：小卖部遭遇贼偷！
小贼是掘壁洞钻进小卖部仓库的，团保卫股来人帮助一起查案，初步查明失窃物品有大运河3条、华新1条加3盒、白糖5斤多、水果糖8两，零币6角7分。有人向营部告密，说失窃这天看见上官在小卖部屋后走过去的。这能说明什么呢，莫非她会看见有人掘壁洞而不喊人？真是告个密也看不出水平。教导员终于表态了，在案件未查清楚之前，给出初步处理意见：小卖部暂停营业，上官等待处理意见；物品损失待结案后，如能追还就追还，不能追还则由个人赔偿50%；个人不得参评今年的“五好战士”。
落魄的上官就像一条影子似地在营部的某个角落里站站看看，脸色显得有些凝重灰暗。她很想去找教导员说说自己的苦衷，可是她不敢，因为她好像听谁说过教导员与副营长有矛盾，明争暗斗，互相使绊子，而她帮副营长的婆娘卖过2瓶酒。
与她相熟的女知青心事重重地说：“上官太难了，你们不知道她……她是个孤儿，她在上海已经没有家了。”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平日里笑眉笑眼的上官竟然是个孤儿，无家可归的孤儿，她的堂伯在团部物资股只是一个小干事，能给她遮下的充其量是一小片树荫。假如小卖部不让她干了，她以后的路该怎么走，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呢？我们都替上官愤愤不平，更痛恨这个小贼的恶行。也有人跑去求教导员多少开恩，让小卖部恢复营业。教导员双手一摊，苦笑了一下说：“我也没有办法，要等保卫股通知才可以营业。”
保卫股用什么招术查出的案子，我们不知道。反正案子很快水落石出，原来是农场里的一个场员子女（未成年子女），用大锹掘壁洞进去偷东西的，脏物全部查获，香烟只抽掉2盒，白糖剩下1斤多，零币剩下1角6分。小贼的个子还没有一把大锹高，瘦得像只饿坏的猴子，胆子却不小，让人看着又好气又好笑。最终因为是“未成年人犯罪”，处理结果是让其家长严加管束，花掉的东西照价赔偿。
过了几天，保卫股来电话通知，小卖部可以正常营业了。
那天，一早就开门了，男同胞从连队里早早赶到营部来买东西。快半个月了，买烟买卫生巾买煤油实在太不方便了。人们惊讶地发现，柜台后面站着的营业员不是上官，而是连里的一个女知青，那模样实在不好说。人们这才想起，已经有好几天没有看见上官了，这个上海小妹会到哪儿去了呢？
上官的好友传出话来，她被调到另一个营的蔬菜班去了，那个营离开我们营要走一上午的路。人走了，还背走了一条结论“工作失责”。有人猜测是教导员下的套，但没有真凭实据，真不好说。那天，上官回来搬她的行李——一只装衣物的棕色皮箱，还有一只肥皂箱子。大家帮着她把箱子搬上马车，她凄然地笑着挥挥手与大家告别，笑着笑着，眼泪就流出来了，临走撂下一句上海话：“有空来白相。”
已经深秋了，滩涂上吹过来的风带着明显的凉意。上官走了，如同飘飞的一丝芦花，飘到了另一个地方，芦花会落地生根吗？后来听说上官的好友去那个营里看过上官，混得怎么样，回来后也不说。回城后，营里许多知青去上海“白相”过许多趟，从没有人去找上官“白相”，因为她是孤儿，在上海已经没有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