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赵静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意愿日益成为整个大理地区社会的共识，见解也日益深入，不仅包括提倡勤俭办事、反对铺张浪费，还有主张禁烟（鸦片)、反对赌博、提倡教育、反对迷信、改造旧式的家长制家庭，以及节制生育、少生优生、多做运动、重视健康等等，几乎触及到了当时家庭及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陋俗。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喜洲鸿兴源商号上海分号的职员赵子厉，邀约旅沪同乡知识分子，在上海创办、编辑、出版了《新喜洲》杂志，刊物所需经费向旅居各地的喜洲同乡募集，编辑部地址在上海霞飞路670弄670号。在该年五月和十月，分别出版过两期，为十六开直排铅印本，封面题字为喜洲白族名人、1916年任段祺瑞内阁司法总长的著名政治家、法学家张耀曾所书。每期杂志印1500册，出版后寄回喜洲1000册，其余分发给旅居外地的喜洲籍相关人士。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刊物被迫停办。两期刊物共发表35篇文章、近10万字，涉及的问题比较多，其中有相当多的文章是审视当时喜洲白族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陈规陋习，提倡风俗改良的。《烟害》《迷信的弊害》《喜洲人应少生子女》等文章标题一语中的，行文言简意赅，《我所见到的妇女问题》《由中国家庭改造问题说到家乡》《我们的父母和子女》等文章，则从不同角度考察、论证风俗改良对社会进步的必要性。
从民国六年成书的《大理县志稿》到1936年出版的《新喜洲》杂志，民国时期大理县城乡居民的社会习俗和精神风貌在文献中被完整地记录和保存。作为后人，能够接触、阅读这些文献，进而整理并展示一个时代的历史细节，揭示其文献载体的学术价值，不仅是我们的幸运，更是我们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