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提及日本，国人的心中总会回荡着“勿忘国耻”的警钟。那段长达十四年的日本侵华历史，是我们民族永远的痛。
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数十万同胞沦为日军的试验品，他们的苦难无法言喻。
南京城内，三十多万的无辜生命在日军的屠刀下化为孤魂，那段历史惨不忍睹。更有数十万妇女在日军的铁蹄下受尽凌辱，三百多万英勇的将士为了捍卫国土洒尽最后一滴血。这些历史的伤痕，我们永远无法忘记。
1938年，八路军曾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惨败。五万战士在战场上奋勇拼杀，最终却仅剩千人归来。
多位高级将领在这场战斗中英勇牺牲，他们的离去让毛主席与朱老总痛心疾首，每每忆及都深感痛惜。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八路军根据战略部署缩减为三个师。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八路军在兵力上处于劣势。
经过慎重考虑，我党决定在冀东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以此为基础团结各方力量，构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派遣李运昌前往冀东，负责组织和发动武装起义，旨在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
在日军的暴虐之下，中国人民对其恨之入骨。李运昌所负责的抗日队伍组建工作，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来自不同阶层的爱国人士及众多党派代表纷纷响应，踊跃加入，共同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抗日阵线。
众人齐心协力，使得冀东根据地如同一颗璀璨的抗日明珠，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抗击日寇的重要战略支点。
日军的残暴行径激起了国人的强烈愤慨，李运昌的组建工作得到了广泛响应。爱国民主人士、党派代表等纷纷参与进来，共同投身到保家卫国的伟大事业中。
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冀东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参与暴动的民众超过二十万，工人、农民纷纷拿起武器，加入到了抗战的行列，冀东抗日联军也应运而生，高志远担任总司令，李运昌、洪麟阁、陈宇寰则出任副司令。
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冀察热宁军区也随之组建，宋时轮担任总司令，邓华出任政委，高志远等人则担任副司令，冀东抗日根据地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宋时轮更是满怀信心地宣告：“我们将战斗到底，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而他的信心源自于冀东暴动的胜利和抗日武装的蓬勃发展。
然而，宋时轮未曾深思的是，冀东武装起义之所以成功，不仅得益于当地军民的深厚团结，更关键在于起义的出其不意使敌军措手不及，进而赢得了胜利。
尽管起义初步显现了成效，但抗日武装的根基仍然不稳。这些武装力量的主体是本土农民，他们未曾经历过正规的军事培训，更鲜有实战的经验。因此，如若敌军发起反击，我方可能会遭受难以预料的重创。
好在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隐患，并建议及时利用地理优势，将部队转移至山区进行训练。然而，宋时轮和邓华却未能充分重视这一建议。
1938年，日军果然如毛主席所预料的那样，出动了大军对冀东起义部队进行了疯狂的围剿。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宋时轮决定率部撤至潮白河以西地区，计划次年再返回冀东进行游击作战。
这一决策虽然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但李运昌和洪麟阁却表示反对，然而最终也只能服从大局。
党中央对于西撤的决策表示了坚决的反对，毛主席指出长途行军极易遭到敌人的围堵和歼灭。
然而，宋时轮却坚持认为西撤是保存有生力量的最佳途径。由于起义部队中缺乏足够的宣传和动员，加之多为非正规军，因此行军速度缓慢。日军得知消息后，立即调集重兵进行围剿，使得起义部队迅速陷入了崩溃的边缘。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陈宇寰英勇牺牲，洪麟阁身受重伤，留下了“还我河山”的悲壮遗言。
李运昌在接管残部后停止了西进的步伐，但退路已被敌人封锁，最终仅带领百余人成功突围。
与此同时，高志远部也经历了诸多艰难险阻，当他们终于到达根据地时，已仅剩千余人。五万大军最终仅余千人存活，这场战斗堪称八路军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仗。
战后，毛泽东同志深刻剖析了起义部队在团结协作方面的不足，明确指出这是导致部队在长途撤退过程中因缺乏有力保障而遭受重大损失的根本原因。
具体而言，这一失败可归结为三大要素：一是对敌军实力判断失误，存在明显的低估；二是对民兵作战能力盲目乐观，存在高估现象；三是部队缺乏必要的训练与准备，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
在此基础上，为了汲取教训、重振旗鼓，毛泽东同志作出了重要决策，安排宋时轮同志前往延安进行深入学习，提升指挥能力与战略视野。同时，我军积极派遣优秀干部前往冀东地区，加强地方武装力量和根据地建设，为未来的抗日斗争奠定坚实基础。
在李运昌同志的坚强领导下，冀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逐渐发展壮大，展现出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坚定的革命信念。随着冀东根据地的成功建立，该地区的革命形势开始发生积极转变，为全面抗击日寇、争取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