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邓公采取了铁腕手段，强调无论犯罪者的背景如何，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83年严打。在这场严打行动中，有 5 名 “红二代” 因顶风作案、目无法纪，被邓公直接下令枪毙，其中甚至包括开国元帅朱德总司令的亲孙子，这足以体现出此次严打的严厉程度。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正处于特殊转型阶段，可社会治安却陷入了令人揪心的混乱局面。那时，女性夜晚不敢独自上班，孩童不敢单独出门，大街小巷都弥漫着不安的气息。
这一局面的成因复杂多样。此前的特殊历史时期对传统道德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公检法机关的职能履行亦面临重重阻碍。加之，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1979年，全国待业青年人数激增至2000万之巨。这批无所事事的青年，或结伙成群，或斗殴滋事，甚至拦路抢劫，违法犯罪行为屡见不鲜，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也给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拖了后腿。
为改变这一状况，1983 年 9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相关决定，一场严打行动就此拉开帷幕，秉持着对违法犯罪绝不姑息的原则，无论什么背景，只要犯法都要严惩。其中有五名红二代，堪称此次严打的典型，皆被枪毙。
第一个被处决的红二代是陈东平，陈东平是开国上将陈再道之子，从小被溺爱，养成任性妄为的习性，在学校就是个 “小霸王”。比如大扫除时抢同学扫帚还推倒对方，对来管的老师也出言不逊，可因他父亲身份特殊，学校只能隐忍。陈再道为让他收敛，送他进哈军工。起初他还忌惮校规，后来就放肆起来，不仅迟到早退成常态，还偷偷收听敌台广播，与境外特务勾结，妄图偷越国境。一次查寝，宿管发现他藏着收音机听敌台，随后学校上报，公安机关介入调查。
当时考虑到，未造成重大破坏，他就被送去农场劳教两年。但他没珍惜机会，在农场偷懒耍滑，劳教结束后更是变本加厉，打着帮忙的幌子诱骗、玷污 20 多位女性，性质极其恶劣。严打时，他的罪行被彻底揭露，最终被依法判处死刑。
第二位胡晓阳，他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之子，与陈晓蒙、陈冰郎（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之子）等人，仗着“红二代”的身份，整日游手好闲，专干违法乱纪之事。当时上海大批知青返城后难以找到工作，他们便利用这一现状，在茶馆内设立所谓的“招工点”，谎称能帮忙安排工作，实则进行诈骗活动。在某偏远地区，一系列针对女性知青的恶性侵犯事件震惊社会，多名无辜女性被骗至偏僻居所遭受玷污，其影响之恶劣，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其实公安机关早掌握他们罪行，可办案阻力巨大，毕竟他们的父亲都是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像胡立教 15 岁参加红军，经历皖南事变艰难突围后在新四军贡献颇多；陈启武参与过一二九运动，在新四军、华野都奋战过且屡立战功。不过，严打开始后，罪行再也藏不住，经邓小平同志首肯、胡耀邦批示，鉴于他们罪大恶极，民愤极大，最终这三人被枪毙，以平民愤。
第五位朱国华，他是朱德总司令的孙子，朱老总生前一直秉持着严格的家风，在爷爷的言传身教下，朱国华起初还算听话，未曾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工作，天津作为改革开放后率先开放的城市之一，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诱惑。大家都知晓他是朱老总孙子的特殊身份，纷纷对他巴结、吹捧。在这样的糖衣炮弹的轮番轰炸下，朱国华渐渐忘却了爷爷的教诲，迷失在纸醉金迷的生活里。在频繁被邀参加奢华聚会的过程中，他与多位女性结识于酒店派对等场合，并借故对其实施侵犯，受害者多达数十人，此事一经曝光，立即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严重损害了朱德元帅的声誉。
案发后，天津公安机关迅速上报至邓公。鉴于案件的敏感性与复杂性，邓公亲自向朱老总遗孀康克清女士征求意见。康克清女士秉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坚定信念，认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毅然同意依法惩处。最终，朱国华因犯下严重罪行，被依法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
这些案例时刻警示着人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出身多特殊，一旦触犯法律底线，都逃不过公正且严厉的制裁，只有敬畏、遵守法律，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国家才能繁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