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有个梦,一个渴望读书的梦。
九岁那年,命运悄然降临了一场悲剧,我的父亲因病离世了,母亲含着泪把我送到村庄附近的小学破蒙读书,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一定要好好读书。那几年,我在班上不敢说名列前茅,可也算得品学兼优。1961年,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我家六口人,包了十几亩田,只有继父一个劳动力,他尽管没日没夜地忙活着,毕竟势单力薄,田里的草长得比稻子还高,别说上缴国家和集体,连自家的口粮都成问题。
当时,我正处在备考初中的最后一个月里。那时的初考有点像现在高考似的,考不上就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但毕竟吃饭问题是第一位的。从三年饥荒中走出来的人,对粮食的欲望胜过山珍海味和玉液琼浆的诱惑。迫不得已,我只好旷课和继父一道起早歇晚突击拔草。十多天后,父母叫我去上学,我因缺课太多怕跟不上班,更怕旷课受到老师处罚,不敢也不愿去上学。我就这样稀里糊涂不明不白地辍学了。
第二年包产到户取消了,我又重读了六年级,考取了本县的乐桥中学。乐桥中学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可当时,学杂费加在一起每年要十七八元,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供我上学。班主任老师先后三次到我家动员和催促父母让我上学。父母那段时间为我的上学整天唉声叹气。而我呢,老师每来一次就偷偷躲到一旁悄悄流泪,甚至怨恨父母不想办法,有时心里想,要是我的亲生父亲还在世他会让我辍学吗?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呢!就这样我又一次辍学了。
1963年,公社办农村中学,半耕半读,听说上学还不要钱,父母很高兴让我到学校去报名,我满怀希望赶到学校,一打听,我符合上学条件,心中暗喜,但当看到要交五元学杂费时我顿时凉了半截,家里到哪去凑这五元钱呢!现在五元钱不值一提,可当年五元钱太难挣了,农民干一天农活只能挣两三角钱,还要到年底才能结算,我家人口多劳力少,几乎年年超支。不但没有收入,还要从家里拿钱交给生产队,否则就要把口粮扣在生产队里。父母想让我上学可四处借贷无门,整天愁眉不展。见此情景,我便主动提出这书我不读了。心想父母他们一字不识不照样种田吃饭吗。话虽这么说,可心里却五味杂陈,我深知放弃这次读书的机会以后恐怕再也没有机会读书了,我深感失望和无助。
1968年我应征入伍,部队什么都好,可到学校读书的梦想看似已如天边的云霞,再也难以触摸。
文学家季羡林说:“一个人一生不能没有偶然性”,命运啊永远让人难以捉摸。时光荏苒,斗转星移,转眼到了1980年,在我入伍第12个年头,尘封十几年的读书梦,却突然有了希望的曙光!如同一粒多年沉睡的种子终于发出了新芽。
师政治部突然通知我到南京政治学院报到,离职学习两年。接到通知后,我非常激动,做梦我也没有想到。南京政治学院可以说是我们军队政治工作的高级学府。我可连初中也没有读啊,能跟上班吗?如果学数理化怎么办? 一个又一个问号敲击着我的神经。在我困惑不解时,领导一再鼓励我,要求我好好学习,为我们部队争光,并且告诉我这次入学的条件是35岁以下、副营以上且比较优秀的机关干部。年龄和职务我都符合。但我并不怎么优秀啊!至多只能说是一个实实在在干事的人。我怀着惭愧、惶恐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入学了。
入学后,我像一只饥饿的羔羊,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我们学习的课程主要分两大类:政治和军事。政治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还有军队政治工作理论;军事在当时对越作战的背景下,抓得很紧,主要学习军事理论、步兵团的攻防战术和军兵种知识,
学院对学员要求很严,可以概括地说,政治学习系统化,军事训练正规化,一日生活条令化。我们这些学员在部队都是清一色的机关干部,生活上懒散和随意惯了,到了学院,感到很不适应,每天起床,被子要叠成豆腐块,内务每周都要检查评比。早上练队列,比新兵训练还要严格。最头疼的是单兵操练,一个个搞得汗流浃背,腰酸背痛。
没书读的时候做梦都想读书,上了学才知道读书也是苦差事。不过熬到毕业大家都觉得这次学没白上,自己有点像一个真正的军人了。
毕业分配时,领导征求意见,是接受统一分配还是回原单位,由各人自愿。这确实是一个离开高原变换环境的好机会。可我们十几个团级单位就选送我一人进校学习,这是领导对我的莫大信任和期望。我深知自己是从川藏线上成长起来的。川藏线虽然山高路险、缺氧、环境异常艰苦,但他是四川通往西藏的交通大动脉,是祖国西南边防和西藏建设的生命线,也是锤炼我们的意志,需要我们奉献青春的地方。我深爱着川藏线和我的战友们,我已经离不开那里!饮水思源,梦想成真的我最终还是踏上了归途。
(校稿 向辉 周晓为)
方家福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人,1968年入伍,2008年退休。喜好舞文弄墨、读书兼养花卉盆景,小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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