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父权规训，需要一张女本位的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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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我醒来后，在开始一天的工作之前，会强迫自己读一首诗，或长或短。我数日子时，是在数诗歌。我读了能从书店和旧书商的箱子里随意挖掘出来的一切。我读了很多，但也忘了很多，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丢了韵律，但没有失去眩晕感，也没有失去火花。我已经玩味了这么多诗人，这么多“大片水洼的诗”：无法治愈的情感的诗、矫情的诗、慵懒的诗、阳刚的诗。我对“女性的”诗歌一无所知，直到大约三十年前，我发现了艾米莉·狄金森和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诗歌。我经历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在我的微薄可见的现实背后，仿佛被抓到镜子的另一面。男诗人通常试图捕捉事物与生命，而女诗人则冒险进入自身，进入往往被放过的精神区域。她被最微小的直觉，被心的颤抖，被一声叹息感动。她把这些被掩埋的情感变成精致的战争机器。对确定性的战争，对感性的战争：每个词都必须从内心挖掘出来，从内心深处的隐秘处挖掘出来。所以女诗人陈述并悉数她存在的秘密。她的存在？不如说是她的灵魂，那个她每时每刻都提及的灵魂：女儿的，姐妹的，母亲的，同志的，妻子的，还有陷入爱河的女人或不被爱的女人的灵魂。但灵魂并不打算被驱赶，艾米莉·狄金森并没有忽视这一点。她提醒我们，“精神的风景需要的是心肺，而不是口舌”。那么，诗歌的使命就变得巨大了——它不再仅仅唤起回忆，它在启示：

灵魂被判定成为

对它自己的最大冒险活动——

随从只有一只猎犬

它自己的身份。

但艾米莉没有上当。她知道，写作并不能说出一切，试图谈论已经存在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因为“地府没有传记作者”。更糟的是：当灵魂最强烈地表达自己时，它没有证人。因此，试图让灵魂说话多少是有些虚幻的。不过，诗人还是甘愿接受这种无意义的追求，即使这意味着独白。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则说得更简单：“我在地球上做什么？——我听从我的灵魂。”

图 / 电影《宁静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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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确是存在中的存在，它超越了我们，在内心深处才能找到。玛丽娜断言：“我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我胸口中的灵魂。它像鸡蛋一样椭圆，当我叹气时，它在呼吸。”

但这种用艾米莉的话来说的“不朽的巨大实体”，也可以形容一个与其土地不可分割的民族的特性。玛丽娜会说，就像俄罗斯人民的灵魂一样。她从未停止让这个灵魂复苏，同时将自己提升到党派宣言之上。当人们说她是红的，她讲白的语言；当人们说她是白的，她说红的语言。她首先是俄罗斯的。她太清楚各种事物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每一种感觉都在细微差别的灰色中显现。她在红与白之间，在肉色中谈论政治。她总是站在无声的一方，或被禁声的一方：“我喜欢小人物：在田野里，在集市上，在旗帜下，自由而快乐——这不是为了表演，为了女人的红裙子！——不，我怀着对人类善良的巨大信心来爱他们。这时，我心中真的有一种博爱的情感。”

玛丽娜的灵魂在所有她经常造访之处涌现出来，无论是她童年生活过的地方，还是流亡地。你只要把脚放在她接触过的地方，就能感受到她的存在和她所经受的痛苦。连墙壁都渗透了她的劳作——家务、写作。但这些地方尤其渗透了她面对周而复始并且不断恶化的逆境时的英雄主义。她的生活是狂喜与困境的混合，近乎殉道。她的诗与这种生活密不可分：它们是这种生活的实录。

艾米莉的诗歌证明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她住在家里，与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以及仆人在一起。更确切地说，她生活在自己房间的四壁中间：有一张床，一个衣柜，当然还有一张桌子。她“坐在桌前”，仿佛是在忏悔。作为一个加尔文主义法官的女儿，她经常为自己的存在感到内疚。这就是为什么在她这里，生命与死亡如此接近：她是死亡的化身——“死亡，唯一的存在。”她说。

艾米莉选择了短诗——有时是四行诗——因为省略适合她，足以帮助她表达喷涌的情感。她抓住一个仿佛飘在半空的转瞬即逝的想法，写在纸上，丝毫不担心它怪异，甚至隐秘。对她来说，一个思想，首先是一系列图像在被重构为另一个图像之前的相互碰撞。人们可能把这看作一种散落。事实远非如此。艾米莉将碎片重新拼接起来，但碎片仍然可见，就像残痕一样。沉淀的诗歌印象由此而来。

她的诗歌的开头，有她的灵魂，像幽灵一样在她体内徘徊，不需要四壁来折磨她——“头脑有的是走道长廊”。在艾米莉眼里，这种“整个永生被隐藏”远比埋伏的杀人犯更令人恐惧。她必须从自己身上提取这个灵魂，以揭示世界的灵魂。灵魂在内部和外部之间，在自己的内脏和宇宙的深渊——永恒——之间穿梭。但是，世界的灵魂巨大又微小，艾米莉每天都会在一朵花的雌蕊中重新发现它。天气好的时候，她离开卧室几个小时，躲避到她的花园里。她把花园变成了世界的隐喻。在这里，欲望、恐惧和失败无声地表达出来。在这两块领土之外，什么都没有。社会并不适合她。她从不离开家族产业，从不旅行。至于彼岸世界，她不相信。

有人过安息日去教堂——

我却留在家里过——

食米鸟成为唱诗班一员——

果园权当圣堂一座。

她避开了牧师的布道，更喜欢单独与上帝交谈——那个存在又不存在的上帝。她刚把他忘了，他就不请自来地回到她身边；她拒绝了他，然后又对他微笑。只有当上帝严格遵守各自的私密时，她才在意他。她几乎把他变成了她自己的经文的内容之一，因为《圣经》在她眼里只不过是由“褪了色的人们”写的一卷古书。她厌恶示范性的祈祷和歌唱。她笔直而坚定地站在自己的真理的门槛上，也就是说，站在她最精准的感觉中，即使这种精确似乎是难以识透的或疯狂的。在艾米莉那里，决定事物准确与否的不再是上帝，而是话语，只是话语，其每个音节都是神圣的。

图 / 电影《宁静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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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莉·狄金森和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她们有什么共同点？一位来自美国，另一位来自俄罗斯。前者属于19世纪，后者属于20世纪上半叶。两人都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艺术，尽管她们被孤立、被审查或被冷落。因为她们无法忍受这种艺术的惯例，她们试图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创造。作为女性，她们以女性的身份说话，她们不屈服于这种艺术形式的男性规则与话语。她们的诗歌中表达出某种存在主义的女性的东西。她们在形式上、节奏上、隐喻上撼动了既定的文学秩序，颠覆了诗歌艺术。

她们的诗句中都使用了大量的破折号，虽然这看起来很奇怪。在艾米莉这里，破折号既是逗号又是省略号，透着一种紧迫感，是最贴近她情感的喘息节奏的表达。

至于玛丽娜，她很年轻时就解释过：“破折号和斜体——这是唯一能够呈现音调的印刷符号。”

后来她又说：“当……节奏需要时，我开始借助破折号将单词拆成音节，这在诗句中是不常见的，多年来我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指责和极少数的赞美（都是因为我的‘现代性’），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说：‘必须这样’。”

但艾米莉和玛丽娜还有其他共同点。一件东西，一件家具：一张简单的桌子。桌子。玛丽娜将这些诗句献给它：

我的驮马一般的书桌！

谢谢你虽然负着重驮

四条腿却不曾打弯，谢谢你——

永不歇息把幻想的重担负荷。

桌子上有纸墨。正是在这张桌子上，两人都以约翰的上帝的方式创造世界，后者在福音书的序言中警示我们“太初有言”，没有任何存在的东西是在被说出之前产生的。事物与生命的存在从几个辅音和元音开始，因此，每个发音的词、每个建构好的句子，都被认为是现实的降临。在所说或所写的一切之外，只有虚无。因此，诗人的任务是初始的任务，是男人——和女人——的第一个成就。

这张桌子多么令人感动，两个女人在这张桌子上夜以继日地写作——最好是在夜里。其他人的现实，由物质的躁动构成的所谓的现实，在她们眼里不作数。无论是艾米莉还是玛丽娜，除了通过源于永恒并走向永恒的“言”，都不以任何其他方式考量现实。

……

最后，她们还有其他共同点，而且并非不重要：对她们作品的传世有绝对的信念。她们在最孤独的时刻深知她们的诗歌将穿越时间，跨越边界，将在她们身后被长久地阅读和传诵。因为她们的诗歌显然是永恒的。

图 / 电影《宁静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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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娜的命运虽然悲惨，但也不过是 20 世纪上半叶不幸的海洋中的一滴水。如果她不是以话语对抗时代的灾难，她的生命在历史面前将不值一提，绝对不值一提。这些话语以诗歌或散文的形式组合起来，用不可磨灭的墨水书写，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仔细观察，只有狄俄尼索斯式的诗人或哲学家的灵感可以从这些话语里提取出历史意识。要有忧郁，而且适当，因为没有什么比忧郁更能让人切实感受到时间流逝的无情。这种无可挽回和不公平的感觉，如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的诗句所言，就像人的不幸的秘密：

啊，怎么可能这样生活

仿佛一切都不真实？

没有什么是真实的，除了单调的时间的流逝……

如果让卡森·麦卡勒斯做结论，她会说：“时间，不死的傻瓜，在宇宙中尖叫着奔跑。”

时间流逝，时间就是历史，是会消逝或被书写下来的历史——当胜利者把他们的名字刻在上面，哦，为了虚荣心，紧紧抓住记忆时。胜利者安排的历史，以及被他们掺假的历史，想掩盖，甚至消灭时间的谜团。时间，一下就过去了吗？这是它存在的理由——还是它的致命之处？时间过去难道是为了逝去，被抹去？时间对时间有一丝怜悯吗？

历史想让历史停止，让它停留在永恒的现在。但毫无办法：它过去了，剩下的只是日期、事件以及被认为重要的专有名词。历史从来都是一系列碎片化的故事，跳着脚生怕被遗忘的逸事。并不是说这些伟大历史的故事没有价值：在人的记忆中，没有什么是多余的。但这些故事似乎总是片面的，且必然是片面的。因为它们是以牺牲那些小人物、小事件，还有微小的记忆为代价而强加于人的。

在讲述玛丽娜的故事时，我不情愿地忽略了许多情节。因为玛丽娜只会令我捉摸不透。尽管如此，我还是紧紧抓住她的命运，试图按照她那个时代的极端来衡量她的命运，时代阐释了极端，反之亦然。如果这种命运确实与历史密不可分，那么它就像一颗记忆的宝石，在历史上投射出一种意想不到的痛苦与勇气的光芒。

至于艾米莉·狄金森，我只提到她的生活。她更让我捉摸不透了。她想把自己从历史中抹去，但历史隐藏在无限的细节中，隐藏在个人的生活中。关于这个世界，其神秘及其悲剧，艾米莉所言比任何一场无意义的战役的纪念活动都更加意味深长。

图 / 电影《宁静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