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走近刘杲先生

文摘   2024-11-18 15:21   天津  
2024年11月12日凌晨,著名出版家、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兼国家版权局副局长刘杲先生在北京家中仙逝,享年九十四岁。
刘杲先生无论是担任领导职务还是退居二线以后,都是出版界非常活跃、有影响和令人尊敬的人物。他既有管理经验,又有学术观点,是许多管理机关和出版业界人士乐于求教的前辈。他在领导岗位直接见证和参与了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和改革进程,特别是直接参与了新中国著作权法体系的建立和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等几个国际版权公约的历程,曾经主管过“扫黄”“打非”和出版物市场的管理工作。
退居二线担任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会长和中国编辑学会会长之后,他仍十分关注出版业发展和改革的重大问题,积极致力于编辑出版学的研究和学科教育。曾以政协委员的身份积极为出版业建言献策,在确立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地位,促进学科建设和发展上做了大量工作。他在担任领导职务期间,对出版业管理的诸多方面,如法律法规、市场管理、各类题材出版物的出版、人才培养、外事管理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执掌中国编辑学会期间,为编辑出版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提出了许多学会工作的新思路。他强调推进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是学会工作的重心和前进方向,勉励大家努力研究编辑出版工作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百道网在征得原作者同意后,特地分享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李频先生的文章《走近刘杲》,以飨诸君。本文原载《出版广角》1999年第8期,后来收入李频的著作《出版:人学絮语》。


刘杲先生旧照

初见刘杲,是1994年7月在郑州召开的全国编辑学理论研讨会上。会议开幕前夕,晚餐时,有一位中等身材、上了年纪的长者在河南省新闻出版局负责同志的陪同下步入餐厅。他不是随人群走向预定的座位落座,而是先与邻桌就座的会议代表一一握手。我小声问一位朋友,“刚才与我们握手的人是谁?”这位朋友满脸的惊讶:“你不认识?你不认识刘杲?”

会议结束前一天的中午,我们两人聊天,是他主动约我的。他说,他有中午不休息的习惯,好跟年轻人聊天。两个人就坐在一间大会议室里。刚开始,我感觉会议室真大,可渐渐地就感觉不到了,谈话的内容由编辑学扩展到其它方面。谈及社会腐败,他竟然一声国骂,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我以为他有意结束谈话,随即跟着站了起来。但他一会儿又落座了,我便又跟着坐下继续听。在谈及社会转型期人们的心态,社会上一部分人对社会、对政府缺乏理解时,他说,“真见鬼,没弄到钱的有意见,弄到了钱的也有意见。”说着说着又站了起来。他是这么一个性情中人,我是没有想到的。下午的闭幕会上,他作总结性发言。说实话,我没怎么用心听,还沉浸在中午的聊天中。他说,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我想,他曾当副署长,还算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吗?但要不是普通工作人员,能在一个年轻人面前拍案而起吗?正在我愣神的当口,他提到了我的名字,问我认为对不对。我回过神来,连说对对对。其实他说的什么我根本没搞清楚,那种难堪,我至今难忘,并暗自感叹:这老头好厉害!这是我第一次走近刘杲。

说起刘杲的名字,还真有个故事。我当时所在的《河南日报》报道了刘杲出席全国编辑学理论研讨会的事。不知哪个环节有误,见报时“刘杲”变成了“刘果”。报道是我一个同事所写。编辑部主任有一次转信给我时说“刘杲给你来信了”,同事一听便脸红了。我写信时顺便提及此事,刘杲回复说:“我的名字被人念错、写错是常事。这只怪我父亲的文字游戏。他给我哥哥取名果,给我弟弟取名呆。后来我弟弟自行改为了代。我也想改,却因循下来,终于没有改。所以你那位同事千万不必为弄错我的名字介意。”我一直以为他父亲是一位风流倜傥的文人雅士,或是长袍马褂的教书先生。读到《刘杲出版论集》中《怀念王任重同志》一文,才知晓他父亲刘劲是五六十年代中国民主同盟湖北省委副主任。直到现在,我也无法把刘杲书房墙上那个方面大耳,身着中山装、胸前别着硕大奖章的老人像(想必是刘杲的父亲,我一直未问过,也不敢问)与给孩子分别取名果、杲、呆的父亲形象联系在一起。

1995年底,我趁出差的机会来北京向他讨教。约好时间后,他又给我打电话:“也许我的提醒是多余的,你明天来不要带任何东西。”说完他在电话中先笑了。我以为他的住宅有特别岗哨检查,第二天去时便连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也不敢带。找到他住的楼,才发现与旁边的楼并无多大区别。把门的是一位老头儿,一听说找刘杲,便让我上去了,开门的是他本人。大气长出之后,我不禁为自己的瞎猜乱想哑然失笑。

1996年,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了《刘杲出版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是《中国出版论丛》之一种。“论丛”收胡愈之、叶圣陶、陈翰伯、王益、陈原等建国以来出版界领导同志的讲话、言论、报告等。《文集》不是“论丛”中最晚出的书,但从刘杲任职时间推断,他是这套书的最后一位作者了。

1998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刘杲出版论集》。新时期以来,刘杲出版言论的主要篇什大都汇集于“文”“论”之中了。

调京任教后,因为出版科研和教学的原因我多次访学求教于他。他思维敏锐,也能侃侃而谈,但更多的时候是要言不繁。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听他聊天像读书。他曾对我说,“随便也是一种境界。”他1988年在《关于辞书编纂出版的几个问题》中说规划,“是一种推动,不是一种限制。”颇有警策意味。1990年12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座谈会上,针对古籍的读者越来越少,出版界有的同志认为,一代读者正在失去。刘杲劝导大家,“不要只看到读者在失去,更重要的是研究读者在变化。

我认真研读了刘杲的著作,认为,刘杲的《文集》《论集》是中国当代出版科学研究最厚重的著作之一,但它又不是可以一鼓作气逐字看完的书。即使你想集中时间、集中精力,读它、思考它。书中行文流畅,但我这样的后辈读者,难免思维滞涩,甚至有时梗阻。书中涉及了中国新时期出版文化的方方面面,涵盖了新兴的出版学应该研究的主要内容,看似平白的文辞,颇多出版文化的深层内涵。

1996年7月13日,中国出版成就展在北京展出。他一大早就到了北京展览馆,直奔展台。丰富多彩的展品让他流连忘返,害得工作人员到处找他,等他出席开幕式。他事后回忆说:“除去午饭,我在展场中活动到下午将近四点才离开。一边看展品,一边听介绍,握手、寒暄、签字、照相,忙得不亦乐乎。我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可他偏偏忘了一件大事:出席开幕式。我们后来闲聊及此,他说:“就像看到自己的小孩长大成人一样高兴。”

走近刘杲,并不难,因为他极为平易近人。认识刘杲,则需要一个过程。真正掂量出他的分量,更需要时间。正如读他的出版文集和论集,需要细嚼慢咽。

在出版界,刘杲以智慧著称。他严谨的理性中偶然有几分感性的随意。那是他高堂讲章中略微放松时性情的挥洒,或是他深夜笔耕时情感的自然流露。一句话,我读出刘杲可敬的另一面:可爱,一个官员的可爱,一个文人的可爱,当然也还有一个老头儿的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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