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朋义：改革开放以来外语出版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

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院长 李朋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语出版快速发展壮大，放眼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发展出如此大规模的外语出版体系，这一方面是我国改革开放45年来与世界各国交流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决心、视野和胸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主要讲三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出版的历史回顾，新时代外语出版的现状，以及对互联网背景下外语出版的几点建议。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已有商务印书馆、外文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少数涉足外语出版的机构，主要出版一些学术著作，以及国家对外宣传的译本和外语教材。

改革开放激发了外语出版的空前活力，一批外语专业出版社相继成立，它们和同时期成立的高校出版社迅速投入到外语出版中，像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都是这个时期成立的外语专业出版社，几十家外语专业出版社和全国的高校出版社联合起来出了大量的外语图书，现在，中国的500多家出版社都在参与着外语出版，出版了规模宏大、门类齐全，多种语言、多种类型的外语出版物。

第一，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学术名著和文学名著等外国著作。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引进翻译了大量的学术名著和文学名著，影响了后来的很多学者以及我国的文化界和思想界。像由邓小平同志题写社名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套书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目前出版规模已经达到了22辑1000种，译林出版社的“牛津通识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现当代世界文学丛书”，外文出版社的“世界名著红白蓝”系列，以及外研社出版的《<自然>百年科学经典》，收录了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旗下《自然》杂志150年来选取的1000篇影响世界科学技术进程的经典文献。

第二，引进了大量优质的外语教材、读物、工具书、学术专著。

教材引进主要是两种形式：一是原版引进，二是中外合编本土化的外语教材。原版引进的教材比较有名的像外研社出版的《剑桥国际英语教程》《Kids Box》，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典范英语》。原版引进的工具书如：商务印书馆引进出版的《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外研社引进出版的《麦克米伦英汉双解词典》《柯林斯英汉双解学习词典》《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

原版引进的外语读物有外研社引进的“牛津·书虫”系列（该系列截至目前为止销量超过1亿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引进出版的《朗文小学英语分级阅读》，北师大出版社引进的《攀登英语》等。

原版引进的学术专著如：外研社引进出版的“当代外国语言与应用语言学文库”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引进的“剑桥小说新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引进的“剑桥文学指南”等。

除引进大量的原版图书，出版社还通过引进+吸收的办法，通过中外合作进行本土化改造的形式出版了适合中国人学习的外语教材。例如由外研社引进版权出版的《新概念英语》，从引进到现在已经28年，累计发行了几千万册，现在又出版了它的最新智慧版，形成了《新概念英语》的产业链。还有像外研社和麦克米伦出版集团合编的中小学英语教材《新标准英语》，累计销量超过了10亿册。

人教社与加拿大Lingo Media国际集团合编的《PEP小学英语》，与美国圣智学习集团合编的《新目标英语》等，这些教材都是中外合编，根据国内政策进行了彻底的改造。

第三，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对外交流不断深化。

1986年，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承办了首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当时只有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单位参展。经过了38年的发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已经成为与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纽约书展并列的世界四大书展之一。

同时，全球化和“走出去”战略为对外汉语图书出版带来机遇。建国75年来，全球出版的近2万种对外汉语教材中，2000年以后出版的就达到15317种。在2020年对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外研社、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六家出版社书目的调查中，共统计出来1362种国际中文教材，畅销全世界。美国圣智集团2014年至2024年十年间国际中文教材增长了5倍，是所有图书中增长最快的门类。

第四，出版机构在海外投资办社，“造船买船”走出去。

我国在境外投资或设立分支机构的出版企业有400多家，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的出版机构超过了100家，在海外相继成立了110家中国主题图书的国际编辑部。比如说中国出版集团在美国、英国等设立新华书店海外分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以8500万美元收购美国童书出版企业，广西师大出版社收购澳大利亚视觉出版集团，等等。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以及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的外语出版进入了新时代。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著作外文版在海外大量发行，我国出版机构出版和输出了大量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领导人执政理念和价值观念的图书，走向了发达国家的主流市场和全世界。外文局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发行了41个语种，输出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民出版社的《习近平讲故事》输出30个语种，等等。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教育出版集团、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300多家出版机构出版的介绍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成就的主题出版物面向全球输出版权，成果丰硕。

其次，实施了一些专项出版工程。我国先后实施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4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9年），丝路书香工程（2014年），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2019年）等国家重大对外出版工程，对外译介出版了上万种经史典籍与当代力作。

第三，中国故事走出去。一大批体现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中国文化的优秀作品陆续走向海外，呈现出国家多、译介语种多的特点。同时，像王蒙、莫言、余华、刘慈欣、麦家、曹文轩等一大批中国著名的作家走向了国际，比如《三体》输出了30多个语种，其外文版累计销量超过330万册。《狼图腾》《解密》《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等许多讲述中国故事的文学作品走向了海外，引起广泛的关注。

丝路书香工程立项后，我国出版走出去的对象，关注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截至2023年，我国同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大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国内有近300家机构与83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出版机构在图书出版方面建立了联系，签署了协议。

这些重大出版工程对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树立国际形象取得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原新闻出版总署设立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纳入国家荣誉框架下的出版界最高涉外奖，表彰“知华、友华”的文化人士，迄今为止举办了十七届，表彰了63个国家203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他们在翻译、出版介绍中国的作品当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第四，传统业务与数字业务融合发展。当下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是最确定的发展趋势。根据《2022-2023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2022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持续增长，总收入达到了1.3万亿元，当然这里面包括网络游戏等收入。互联网期刊、电子图书、数字报纸的总收入为104亿人民币左右。

我国大部分出版机构都出台了数字化发展战略和举措，像外研社王芳社长提出了“应数尽数、数纸融合”的数字化战略，外研社的数字化收入占到了总收入的30%。商务印书馆开发了《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APP，人教社建立“人教数字AIGC实验室”项目，译林出版社、新经典、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三方和华为阅读签约，上海外国语教育出版社开发中国外语教学网，江苏凤凰的数字化教育平台，高教社与浙江大学、阿里云研发智乐——三乐大模型等，这些都是新时代外语出版数字化发展的成果。

第一，外语出版要把握导向，坚持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做出重要部署，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什么是文化自信？现在爆火的大型游戏《黑神话：悟空》英文版把“悟空”直译为“wukong”，不再是“Monkey King”。而什么是“wukong”？可以让外国人去看《西游记》，这就是文化自信。美国的宇航员叫astronaut，苏联的宇航员叫cosmonaut，中国的航天员叫taikonaut。Taikonaut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称呼得到了世界媒体的广泛使用并被各大词典收录。

首先这是中国硬实力的表现，同时也是软实力的表现。如果《黑神话：悟空》没有那么大的销售量，没有吸引到外国人去购买和了解它，你跟人家说你去读《西游记》吧！怎么做得到呢？

外语出版特别是对外输出版权的出版物一定要坚持正确的导向，传播正能量，用文化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去影响人，吸引人，展现一个伟大光荣的政党，一个自信开放的国家，一个走向复兴的民族的良好形象。

当然，国际出版要尊重别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习惯，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选取中华文化与对象国文化的共通之处，力求理解通融、同频共振。出版物的立场和态度越是开放包容，读者的接受度就越高，产生的潜移默化的效果就越大。当然，首先要坚持中国文化的立场。

第二，更新理念，以新技术赋能出版产业发展。

出版要重视数字化的新趋势。正如邬书林理事长在谈到我国未来出版业要重点关注的三个方面时所说：“要高度重视国际上的先进出版经验，参考国外出版公司在数字化转型、建立数据库、提供知识解决方案等方面的成功做法，紧跟技术发展潮流。”对此我非常认同。出版从业者应该把握核心能力，从发展战略、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内容的生产与管理、组织创新与人才培养等多方面进行系统性的规划和实施，提升竞争力，创造全新的数字出版生态系统。

第三，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国际化出版人才队伍。

2021年出版增列为一级学科，现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印刷学院等8所院校共建出版学科，北京印刷学院是和中国出版协会共建。北京印刷学院建校66年来，第一次有了出版专业博士点，北京印刷学院明确提出来培养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和过硬的实践能力，适应数字化时代出版业发展需求的国际化人才。

第四，创造和完善国际中文理论体系。

英语国家有相当成熟的对外英语学习ELT（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的教学理论，并在近百年来不断地更新迭代。在世界不同地区均出版了有代表性的外国人学习英语用书、教辅资源和工具书等，可谓百花齐放。例如风靡世界的《跟我学》《新概念英语》《剑桥国际英语》《牛津高阶英语词典》《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等，都是依据ELT的理论编写的。同时，英国的英国文化委员会、德国的歌德学院、法国的法语联盟、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都成功地创立了本民族语言的对外推广理论体系，在全世界推广。而我们中国对外汉语理论体系还没有真正的创立起来，至少目前是不完善的。

因此，国际中文教材同质化的现象普遍，有影响力的权威教材数量不多，需要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与学界、业界共同建设一支具有国际视野、专业理论文化功底的作者、编者队伍，从教育观、教学观、语言习得观等底层学科理论上重新审视，全面规划，更新教材编写的理念，探索多元编写的新路径，为推广我国的语言文化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