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商务印书馆的营销办法和策略

文摘   2024-09-24 16:30   天津  

早期的商务印书馆对于书籍的营销方法非常单一,主要靠人力推销。事业发展以后,商务在营销方面逐渐意识到媒体和广告宣传的重要性和便捷性,而且在自办报刊上刊登广告,一举多得,有效地促进了图书销售,扩大了商务的品牌。夏瑞芳灵活务实,善于捕捉各种机会进行商业宣传。商务的业务由小到大,在初创时期就能引起文化名家注意,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归功于这些宣传。在夏瑞芳的主导下,商务尝试了多种营销宣传方式,收效颇佳。

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总发行所

第一种方式,是印刷时嵌入“商务印书馆代印”字样。

在以印刷为主业的早期,夏瑞芳总能想出别出心裁的广告方式,籍此扩大影响,推销业务。比如他将商务承印的所有书刊页面下角印上“商务印书馆代印”几个小字,既像商标,更是一种便利的广告。商务代印的《原富》、《支那文明史》、《文变》、《定性分析》等书籍,《外交报》、《格致新报》、《亚泉杂志》等报刊,都附有这几个字,无论翻到哪一页,都能见到。这样的小设计,加上商务的印刷质量过硬,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久而久之,这种不花钱的广告就使商务印书馆为更多的人熟悉。杜亚泉先生曾说:“时上海各印刷业滥恶相沿,无可与谋者,于是咸踵于商务印书馆……”,[1]乃至于连南下上海不久的蔡元培、张元济等人都注意到了小小的商务印书馆。日本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专家实藤惠秀说:“《昌言报》开始三期印刷完全和《时务报》时代一样,而到第四期突然面目一变,三号铅字成为四号铅字,并且比之过去给人一种鲜明的感觉。因为铅字好了。仔细观察,从这一号目录的旁边有‘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字样。”[2]

第二种方式,是印制书目和样本,广为发放。

商务为扩大图书销量,很早就采用自印本馆书目和样本进行征订的营销方式,收效非常显著。商务印书馆的综合性可供书目自1910年开始编印,多年不曾中断,平均是每季一册。这种册子所收书目多,印制成本并不小,但商务舍得投入。

商务对于读者的书目宣传服务堪称周到。据记载,商务常印制专题单张小册子分类寄发给读者,因为有针对性,其营销效果比报纸广告好。“经常在杂志中夹附调查表,请读者填写姓名地址,研究何类学科,喜欢看何类书。这些调查和通讯现购股(邮购)每次购货10元以上的名单,统统做成发信用地址模片,分类保存。遇有新书与他们喜爱相合的,寄发给相关读者。逢五、逢十年印些实用的纪念品,如电报电码本、火车时刻表等。这些实用性资料印在单页码,双页码上则印各种书目、邮购章程。”[3]这些从读者出发的营销手段,既赢得了市场份额,又积累了良好口碑。

第三种方式,是在报纸和刊物上刊登书目和广告。

当时有影响的报纸,如《申报》、《时报》等,书刊广告版一栏常见商务的图书广告,此项花费必定不是小数目。后来夏瑞芳和张元济决定入股《中外日报》,也是因为早年在报纸上做过图书推销广告收效甚佳,有利用报纸营销图书的战略考量。有时并不需要花钱购买广告版面,在那些行销甚广的报刊上刊发新书目录和新闻,也是收效很好的一种宣传。商务自己所办的刊物影响甚巨,用以宣传自己的图书再合适不过,《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等,都可见商务版图书的广告。

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

《中外日报》

还有其他形式的营销活动。

在图书促销方面,商务早期想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即使今天的出版社,也常采取类似的方式做宣传和营销。第一种是举办社会性的培训,一举两得。如1909年清政府出台规定,非师范毕业生从事学校教学必须进行资格检定。商务就自行举办函授师范,聘请教育名家,针对检定考核科目开课,帮助学员通过资格检定。这些学员就是一线的教师,参加培训会缴纳费用,同时这些学员通过检定后,对商务印书馆的服务有了好印象,同等条件下选用学生课本时肯定优先考虑商务版。第二种是发放和回收类似读者问卷调查,锁定目标客户。如商务发行《教育杂志》时,“只要学校填一张概况表,就可以免费收到一年杂志。其实,一本杂志中就附有若干广告页。还有些教育学图书评价文章,这些也能引起读者的购买欲。”[4]商务印书馆通过其书刊中附印或附送的宣传单、广告页,常年使那些忠实的读者受到商务书刊的“熏陶”,有购买需求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商务版,所以这种买卖,对读者有利,商务更是受益。第三种办法,就是选择与学生相关的节日,举办竞赛,给优胜者颁奖,以此联络学生和家长的感情。这种办法对于商务教科书的销售是直接关联的。

商务印书馆总务处

对于商务版图书的发行,夏瑞芳等人倾注了大量心血,将发行的配套服务,做到了那个时代书业企业的最高水准。这里说说几种商务早期有效促进图书发行和售卖的方法。

一是编印《出版周报》介绍新书。

商务印书馆出版有一份《出版周报》,是一份读书杂志,其中有固定的篇幅是商务版新书的介绍。遇有其他报刊对商务版书籍的评价和介绍,《出版周报》也都收集并刊载。这些商务新书的介绍是售货员必需要读的,通过这样一份刊物,营业员对上万种本版书就能有所了解,向顾客介绍时可做到有的放矢。同时,这样一份刊物也是热心读者了解商务版图书的一扇窗口,一旦有感兴趣的书,按图索骥,非常便利。

二是在门店专设招待员。

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一楼,设有商务最大的书店门市。该书店除了有售货员,还专门设有招待员。招待员的任务就是热情接待顾客,向顾客推荐本版图书。招待员除了需要较强的交际沟通能力,还要有好的记忆力,一是记住图书的概况,二是记住顾客的姓名、相貌和喜好什么书,下次光临时,招待员与顾客就如同老熟人一般,生意就好做了。商务著名的“交际博士”黄警顽,就是在商务发行所的门市做招待员,成就了他一生的事业。“顾客一进门招待员就主动上前接待。您来过一次,他就知道您尊姓大名和喜爱什么书,然后引导您到需要的柜台前。一面和您说话,一面告诉您最新出的您喜欢的新书。到柜台前售货员拿出那本书请顾客翻翻,才告退。售货员也非常热情,这笔卖买自然成了。”[5]按照商务总发行所的要求,各分支馆的经理和门市主任,日常的主要精力也都放在接待读者上。商务对于图书销售终端的重视和投入,包括设专门人员为买书的顾客提供周到热情的服务,对于今天的书业仍有借鉴意义。

三是培养勤勉尽责的营业员。

在商务的发行所工作,即使是当个普通店员也绝非易事。“一般初中毕业进发行所,要强制早夜读到高中水平。”[6]对于营业员的管理,商务印书馆有严格的制度,“发行所会逐月统计并公布每人每月成交次数,使得每个营业员不得不小心对待每一位顾客。”[7]商务发行所的门市实行集中收银,故每月公布的营业员业绩细致准确,不会有误。营业员要代顾客选择图书,顾客决定购买后帮他交款、找零、捆扎,一笔买卖才算完成。据统计,商务的一名营业员每天的成交额在200笔左右,可以想见劳动强度是很高的。正因为有这样业务过硬的发行和销售队伍,商务印书馆的经营业绩才会在同行中出类拔萃。

四是借政府力量推销教科书。

在教科书的推销上,商务印书馆善于借助政府的力量。当然对于商务来说,教育和行政资源都很丰富,夏瑞芳在这方面又擅长应对,教科书在各地的推销少有阻碍。商务版教科书发行基本的方式是:新课本编印完毕,每学期开学前,夏瑞芳以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名义,向各省教育行政首脑报告各册教科书的优点,请求予以推荐;获得同意之后,商务就将报告、批示和数目印刷成册,分发各分支馆和零售店,作为向各学校推销时的根据。当然,这样的批示不可能轻易得到。商务印书馆也必须付出相当的成本和诚意。据1906年1月商务印书馆的股东会记录,有一项决议是“现有京、外官场与学务有关,可以帮助本馆推广本馆生意,又助本馆办事之人格外出力,拟酌留三万余元股份,任其附入。”[8]从中可以看出,在教科书的推销环节,相关利益各方的互利互惠是少不了的。对于商务来说,回报肯定比付出高得多。当时商务印书馆经营得法,利润很高,以1905年为例,当年所获净利为股本的73%,非常可观,所以附股之人,能获高利。

五是详细规范服务细节。

图书销售的细节管理非常重要,比如店面书籍的陈列,货架的摆放等,都对销售有影响。商务还有两个细节管理值得一说。

第一个细节,是对于图书陈列,规定“务必轮流陈设”。[9]意思是要将商务版图书平摊在货柜上而不是插放在书架上。这样就可以让印制精美的图书封面吸引读者的注意,并方便读者随手拿起书翻阅。调查显示,读者购书随机性大,一本书的封面设计、某一行字、某一幅画的吸引,都可能促成图书的销售,关键是要读者能看到书的全貌。看似很小的细节,实则对于图书的销售极为重要。商务发行的管理能做到关注这样的细节,说明发行所管理者是图书销售的行家。

第二个细节,是要求营业员收到求购图书的信件后,必须在两天内将书寄出。当时的图书邮购虽不普及,但已经有不少读者开始尝试这种新的购书方式了。邮购图书量少,事繁,不一定能有好的盈利,但是商务秉承为读者服好务的理念,把读者满意视作最重要的事。所以商务规定,邮购必须在收到来信来款两天内将书寄出。“如果因故,如太忙,或缺货,必在两天内将原因写信告诉读者,并告诉哪天能寄出。”[10]这样的规定,必定能在读者中获得良好口碑。商务的品牌形象,也是在这些细节管理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为读者做好服务,把书卖出去,这才算达到了出版企业经营的目的。从上述的梳理中可以知道,夏瑞芳亲自管理发行,在图书销售上耗费了大量精力,尝试了很多新招数,收效明显。这其中有很多经验,对于当今书业仍不乏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 杜亚泉:《鲍咸昌先生事略》,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10页。

[2] 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3] 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4] 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5] 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6] 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7] 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8] 宋原放主编,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9] 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10] 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选自《中国出版家·夏瑞芳》(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第1版),文字略有改动】

作者简介

黄嗣:出版人,编审,现任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业务部主任,曾任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长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从事出版工作20余年,发表文艺评论和出版理论研究文章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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