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花了三到四天写毕，照片均为作者拍摄，为了尊重隐私，照片中人并非笔下人物。写作不易，欢迎喜欢作者文字的读者打赏，让作者可以更从容的继续这趟旅行。）
一四四街只有这家E Supermart，它斜对面的咖啡店，是我眼里金边最好的咖啡店。凌晨三点开门，下午五点关门。我没那么早来过，最早两次，也就凌晨五点和六点。五、六点钟，天还没亮或刚亮，几乎满座。来喝咖啡的，人力车夫和嘟嘟车司机居多，他们的揾食工具就停街边。
有生有死大爷也是人力车夫。他说凌晨两点过，一班友就来这里候着。金边的人力车夫和嘟嘟车司机，不少就在车上过夜。嘟嘟车比较容易，车里挂个吊床就行。人力三轮车，睡觉只能半坐半躺，或像国立博物馆附近那几位，就在金边最好最贵的连锁药店Care Pharmacy门旁的人行道上打地铺。
不论人力车夫还是嘟嘟车司机，有的没住处，有的家距市中区太远，来回奔波，宁肯睡车上（我在住处楼下巷内，问过一位嘟嘟车司机，他这么跟我讲）。这家咖啡店，常客除了他们，也多无事可做的穷人。男男女女，每天在此消磨，既喝咖啡喝廉价啤酒外加免费畅饮的一壶壶热茶，也把这里当食堂。Kandal街市几步之遥，街头打包快餐，可以拎来这里慢慢吃。也把这里当做手机充电站。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吹得天花乱坠的全球化时代，穷人当然也离不开手机，然而嘟嘟车司机或人力车夫，有的只用得起小屏的诺基亚非智能机。店内有个角落，插座专供客人，每天插满充电插头，给手机充电，也给各式各样的充电宝充电。
金边有星巴克，有泰国的亚马逊咖啡，也有新兴的本土连锁Tube Coffee、Brown Coffee，大街小巷的咖啡店咖啡亭更是数不胜数，还有通宵咖啡馆。若给金边的咖啡馆排名，根本轮不到我写的这家。它连像样或不像样的店招和menu也没有，店堂很旧，门口贴了一对春联，东主显然有华人血统。墙壁多年没粉刷，没有空调，地砖破损积满黑垢，厕所的门前一阵坏了，干脆搁在门边做摆设。你也喝不到昂贵豆子现磨的昂贵咖啡。每隔几天，五十来岁的华人老板娘和两位二十左右的黑皮肤高棉小妹，要把买来的几大袋咖啡粉倒进一个大塑料桶，搅拌均匀，加盖备好。咖啡是在老旧的炭火炉上煮的，单柄陶罐和滤咖啡的金属筒，看起来更像熬中药。你点热咖啡，瓷杯端来，也无别出心裁的拉花。若是冰咖，则是有把手的小号玻璃啤酒杯，还插一根塑料吸管，大家都这么喝，我也这么喝。
我喜欢喝他们不加糖和奶的冰咖。很浓，不见五指的黑，真有点像喝中药。我喝咖啡，只要不难喝得要命，如我数年前缅甸街边喝过的廉价咖啡，只要无毒无害，我无所谓。不管热咖还是冰咖，一律三千瑞尔一杯（大约五块人民币）。这家的客人不是有钱人，哪里喝得起星巴克或亚马逊。五块一杯咖啡，相当于成都的街头茶馆五元一杯茶。我也不是有钱人，中国喝一杯星巴克，亦觉不值，但在中国你喝不到五元咖啡，最便宜通常十元上下。金边这类咖啡店，还有一个好，桌上一大壶热茶，喝完咖啡，你还可以喝茶，茶不收钱。坐在这里，就跟成都茶馆一样，坐到打烊也没人赶你走。
将近二十天，上午八、九点，我差不多都来这里。金边的市政管理，说好听些叫很散漫，占道谋生或占道停车见惯不惊。煮咖啡的炭火炉和中药罐，就在街边自搭的凉篷下，“吧台”也在街边，室内外摆满桌椅。雨季金边不算很热，但我通常也坐透气的街边。一张金属餐桌几人围坐，没有那些搭台需要excuse me的讲究，一屁股坐下来就是了。土生土长的华人老板娘能听几句英语，譬如不加糖，两个帮工小妹听不懂也说不来，客人也几乎没有能讲英语的。没关系，坐在这里就图穷享受，人生苦长，活一天少一天。有人会对你微笑点头，没什么企图，心里再苦再累，这只是柬埔寨人的平常礼貌，就像日本人有错没错都要鞠躬道歉。
时日稍多，我也看熟这里的常客，第一天坐我对面跟我微笑的黑皮肤中年孃孃，板着脸跟我要一支烟也不道谢的二十来岁壮小伙，每天拎一个塑料桶背着背包来这里喝咖啡仿佛发育不良的瘦高小子（我后来察觉，塑料桶装了几张钞票和个人物品），长得很像印第安人的黑胖孃孃，走路一拐一拐，也常对我微笑点头……几乎每天，他们都来这里“打卡”。
六十九岁的班农大爷，是我同桌最多的“咖友”。他的年龄，是我后来从有生有死大爷那里问到的。班农，是我暗自给他起的名字，因为长相和发型很像川普那位前智囊。班农的眼神很凌厉，牙齿缺了好几颗，肚子很大，皮肤黑亮。他也是人力车夫，很多时候都在这里，上身赤裸，穿着短裤，喝咖啡，抽烟，用镊子对着小镜子拔胡子，拎着饭盒回来慢条斯理的吃饭，戴上老花镜，核对一小堆药片，翻翻店里的免费报纸，看看手机，跟其他人或老板娘或两个小妹说笑，然后慢条斯理，穿好金边人力车夫似乎统一的桃红衬衫，推着人力三轮车出去找钱。我刚来时，即使坐在一起，他也从不正眼看我，当我透明。我觉得他跟我一样，有股穷人的傲气和自尊，但他也会偷偷打量我，除了一位中年白人大叔常来喝杯热咖，这里没有外国人来喝咖啡，更何况几乎每天都来。
有天夜里，我去金边火车站附近的Exchange Square，看了一场法籍柬埔寨导演潘礼徳的新片《跟波尔布特相会》。九点过电影散场，步行回住处，途经早已关门的中央市场，一辆人力三轮车停在市场对面的街边，班农大爷裸着上身，正在整理他的方格条纹柬埔寨围巾。我上前对他微笑招手，他也回以微笑，这是我在金边街头遇到的第一个“熟人”，可以打打招呼。翌日早晨，咖啡店见到，班农不再当我透明，眼光短暂对视，会有微笑，但也仅限于此。我讲不了高棉语，他说不了英语，点头微笑就很好，坐在一起，互不叨扰更好。
班农大爷胃口好，似乎随时可以开吃，八、九点早餐，不到十二点午餐。但也俭省，吃的，该是Kandal街市的拎走快餐，通常四千瑞尔，人民币七块钱。金边人力车夫，车把手挂一个保温圆桶，装吃或装冰水。有一次，他吃完早午餐，还剩一根红辣椒（本地人喜欢生吃红辣椒佐餐），就把辣椒放进保温桶隔层，挂回车旁。我从没见他喝酒，抽烟似乎唯一嗜好。烟抽得普通，柬埔寨的香烟本就卖得便宜，一盒Winston Blue，只售三千瑞尔（五块钱），他常抽的牌子，比Winston还廉价。烟草业在西方，已是过街老鼠似的夕阳产业，但在第三世界，外国烟草商明目张胆。我来喝咖啡那阵，几乎每天上午，一四四街都有日资烟草的小车“巡街” ，停在每家咖啡店或食店门口，下来三、四位高棉促销小姐，高跟丝袜，苹果绿短裙，跟烟民套近乎，免费送盒烟或几支烟。班农是重点“客户”，她们多半送他十来支Asia Star，他也笑纳不却，偶尔掏钱买上十来支，没有老吃白食。
我不清楚班农每天能赚多少，肯定不多，况且每日差不多大半天，他都在咖啡店；他这年纪，即在同行也算高龄，揾食不易。人力车夫是金边社会底层中的底层，生意早被机动嘟嘟车抢占。很多露宿街头的中老年车夫，身无别技，只能活一天算一天。金边几条西哈努克时代开辟的气派大道，尤其洪森等政要居住的独立纪念碑周围，随时可见权贵的豪车或好车，但你看不到人力车夫，只有王宫和国立博物馆等“景点”一带的小街，或中央市场等街市周遭，你才见到既拉人也拉货的人力车夫。
有生有死大爷，只比班农年长十岁，看起来更年轻，一根排骨，头发很短，牙缺得更多，但瘦子不易显老。也没班农的凌厉眼神和自持，像老顽童，爱跟两个帮工小妹嬉笑，常常逗得她们拧他一把瘦排骨。班农不喝酒，他烟酒都来，酒是三千瑞尔一罐的Ganzberg，喝得二麻，爱把空罐捏扁，随手一扔。我们用广东话聊天，除了这个，他能讲福建话、客家话、越南话和普通话，当然还有高棉话。一九四五年生在金边，今年七十九岁。他的老豆老母，都是民国年间走难来此的福建人和广东人，在金边做小生意。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赤柬占领金边，借口躲避美国空袭，把城里两百多万人赶到乡下劳改。赤柬统治的三年两个月零二十天，上百万柬埔寨人死于苦役、饥饿、疾病和杀戮。但他和父母逃过一劫，金边陷落之前跑到越南。
一家三口走路，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越南。过境时，黑衫只放老豆老母过去，不让他过。他们一路带着口粮，给黑衫送了一小包米，谎称他陪父母到越南，就让他过了。黑衫，是当年柬埔寨人对赤柬的称呼，因为赤柬多是黑衣黑裤。“你送钱他们不收，你送米他们就收了。”有生有死大爷说。没错，赤柬胜利后取消货币，钱根本没用，米就矜贵了。那你在越南做什么？几时回到金边？他在西贡的鞋厂做工。一九七九年初，越南出兵把波尔布特政权赶出金边。解放了，但他还是不敢回去，担心，好惊，要到一九八一年，觉得情况稳当些了才回来，一直就做人力车夫，老豆后来先走，老母活到一百零几岁才走。
有生有死大爷喝着酒，讲得眉飞色舞。那你依家夜晚黑瞓边度（现在晚上睡哪里），有自己的屋吗？我问。他没自己的屋，也不瞓街边，租屋住。他有三个女儿，都在打工。“老豆，你唔好瞓街边啊。”她们说。租屋，就在金边夜市旁的旧街市附近，月租六十美金，加上水电等等，要一百出头。贵哦，我说，他点点头，租金该是三个女儿凑的。她们也不让他喝酒，但他不依，你们现在不让老豆饮酒，等老豆走咗，你们举起酒杯，老豆，饮啊。他跟我比着女儿祭奠老豆的手势，少牙的憋嘴呵呵笑着。那你每天饮几罐，我指着啤酒罐。八罐，饮多就去睡觉。八罐啤酒，若非大话，每罐三千，也要两万四，大概四十来块人民币。不过，他每天有一万瑞尔补贴，政府给人力车夫的稀饭钱，饿不死也撑不死，每周领一次，拿了十年，加之每天走车，拉人或拉货，有的客给五千，有的客看是老人家给一万，每天起码可挣一两万。这样算下来，除了房租不用自理，吃喝加抽烟，这点钱，活一天算一天也差不多，比睡街边的班农大爷幸运。
“人一世，有生，就有死。”他说，解开衬衫，露出无袖黄短褂，给我看两臂纹的中文字，右臂“有生”，左臂“有死”。他太太也是华人，早跟人跑了，没离婚，而是私奔。他说老豆老母去世他很伤心，老婆跟人跑他也伤心。“我爱你，但你不爱我。”他用普通话说。我不忍心问下去，老婆走，是不是嫌他喝酒，还是别的什么。聊到后来，有句粤语他讲了好几遍，大概从看过的港片学来：喺唔喺friend啊（是不是朋友啊）。无望的活着，酒就是朋友。望着对面的班农大爷，他跟我说，我喺中国人，我不像他，我不瞓街边。这也许是他不自知的可悲，并非因为他是中国人就不睡街边，而是他有三个女儿锡他（疼他），他自己也承认的。就算有生也有死，老年人力车夫尤其可怜，他说他跟班农大爷的宾周（男根）都有问题，他的意思，当然不是宾周使不上力，而是病痛。“他怕痛，让他做手术他不做。”有生有死指着班农说。
跟有生有死大爷闲聊之后，翌晨六点，我就来咖啡店消磨；我渐渐找到热带居民最舒服的节奏，每天的生活，始于清凉的凌晨。天刚亮，从国立博物馆近旁的住处去咖啡店，路过Kandal街市，街边露宿的十几二十位人力车夫，有的“起床”了，有的还在车里或人行道上睡觉。班农不在这里，有生有死说他在别的街边过夜。咖啡店坐下不久，有生有死蹬着漆得光亮的人力车来了。今天他很精神，穿得整洁，脖子缠了一条高棉格子围巾。他和同行接了一个“大单”，一众西方游客从越南坐游船来金边，他接连三天都要走车，拉着这些游客去看金边市中区这样那样的“景点”。既然有事做，他今天也不喝早酒，只喝咖啡。不到九点，有生有死就去走车了。
班农今天稍迟，十点来钟方到。他更散漫，又臃肿老态，车也不够光鲜，好事大概轮不到他。有趣的是，天天坐一起，街上见到还要微笑点头，我们依然没什么交流（语言当然是个障碍），甚至目光也少接触，很多时候彼此都当对方透明。我刚好在斜对面的E Supermart买了一盒细支中华烟（除开巴萨河边的新唐人街，中华烟在金边卖得很便宜，从一美元到两美元不等，但并非假烟），敬了一支给他。他推让一下也接了，点燃，抽几口，看一下过滤嘴上的标志，什么也没说，我们接着闷坐。
“Sir, how much a pack you buy this cigarettes in market?”（先生，这烟超市买多少钱一包？）我着实愣了一下。是班农在问，尽管不是“标准英语”。我说就在斜对面超市买的，一美元十美分。one dollar and ten cents，他用英语重复着，又沉默了。快到中午，班农起身，慢慢往Kandal街市那边走，该是去买吃的。一辆嘟嘟车驶过，停在咖啡店前，一张中年女人的脸伸出车厢，朝这边说着什么。店里好几个男女常客，从每天拎着塑料桶的瘦高小子，第一天对我笑的黑皮肤中年孃孃，到走路一拐一拐的矮胖印第安黑孃孃，涌了过去，一人接了一袋东西，有盒饭和一小瓶饮水。free？我问咖啡店老板娘。yes，free，她答道。穷人的免费午餐也不是天天有，今天大约十来份，很快派完。
嘟嘟车开走不久，班农拎着塑料袋也回来了，还是坐我对面，解开袋子取出饭盒。这次，他不像往常，吃饭前总爱轻轻哼一声，仿佛赞叹感恩，而是又叫了我一声sir，用英语邀我与他共进午餐。我礼貌谢过，他也不坚持，慢条斯理吃起来。
二零二四年九月下旬写于柬埔寨马德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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