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六月到去年六月，《爱与希望的舞厅》系列在我的微信公号陆续出笼。随后，线上或线下，好几位读者或朋友这样问我：你写的，都是真的吗？这个问题，除了好奇，对洞洞舞厅知之不多，也许还有不好直言的疑问，夹带几分八卦：你真的在舞厅做过笔下那些事，遇到笔下那些人？
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我相信你写的基本上是真的，但这些，或许也有虚构加工，因为大家晓得，一个写作者不必也不可能经历一切，就像为了写妓女，作者不一定要变成妓女，为了写强盗，作者更不可能去偷去抢。
好几年前，读过英国作家Patrick French写的一本传记，为了写好笔下人物，一位跨越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冒险者Younghusband，作者French专程走了一趟传主当年走过的中亚地区，行旅艰辛，翻越喀喇昆仑山口时，还尽量吃着传主当年吃的食物，穿着传主当年穿的冬衣。为了写妓女或强盗，作家当然不必变成妓女或强盗。但是，有别于纯虚构的写作，非虚构写作，跟广义的历史叙述乃至新闻报道更为接近，作者应该尽可能忠于真实和还原真实。
这个真实，且不说必要的资料耙梳与研究，仅靠聆听（包括极为重要的偷听）与观察显然不够。你不单需要身历其境，还得在很大程度上亲身体验，浸淫其中，绝不能像我读过的某些中国记者写的色情场所“探秘”“曝光”，或像也曾写过洞洞舞厅的作家廖亦武，到了“关键时刻”，要么虚晃一枪，告诉读者你手足无措托辞开溜，要么写自己把一个舞女请到酒店房间，也不跟她上床，对方立刻就像见到失散多年的亲人，主动跟你倾诉一切，甚至像个（以下删去四字）那样痛斥（以下删去四字）。这不真实，甚至有着智力优越感和道德虚伪，我凭直觉就能嗅到。
所以，用两年时间浸淫洞洞舞厅，书写洞洞舞厅，就像我在自己的另一本书《爱与希望的小街》自序所写，“作家不必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更不应该自我膨胀”，不论智力上还是认知上。这两年多，除了通过一位朋友认识的二三舞女，我从未告诉洞洞的孃孃和小姐姐自己是个写作者，情愿她们把我当成舞客甚至嫖客。
她们也的确如此。去年夏天，省城舞厅疫情之后陆续重开，我遇到写过的眼镜胖妹。好几个月没有见到，她从西门的五元“毒气室”跑到东门净居寺街一家五元舞厅揾食。昏黑的舞池前，眼镜胖妹依然露出半截豪乳，依然生意不好，只能像个廉价的站街女那样伸手拉客。我跟她打招呼，问她还认得我不。“咋个认不到，某某舞厅的老嫖客嘛！”
我喜欢眼镜胖妹这么说。舞客（尽管我不会跳交谊舞，跳的都是砂舞），嫖客，作家，三重身份循序渐进，或难分彼此。只有这样，我才能尽量“践行”上面提到的那句话：“作家不必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更不应该自我膨胀。”去年在英国《卫报》网站读到一篇文章，说是作家雨果，生前也曾频繁出入巴黎风月场所；雨果死后，花都性工作者集体为他送葬。
我当然没有雨果那么豪气，浸淫当代中国的色情场所或准色情场所，更有十九世纪的雨果也想象不到的诸多风险。但是，舞女叫你嫖客，或老嫖客，至少是她对你的职业认同，不会对你心存戒备。而在嫖客或老嫖客眼中，她们放松自如“做生意”的时候，也是她们最有魅力的时候。
《爱与希望的舞厅》这本书，不是学者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田野调查，也不是新闻记者的暗访报道内幕揭秘，只是一个舞客嫖客兼作家的非虚构书写。我关注的首先是人，男人，女人，包括跳出自我，关注执笔的这位舞客嫖客兼作家。我想让这本十万字的书，尽量靠近非虚构的文学写作。
书中不同篇章，叙述者的人称，从最初的“我”渐渐变成“周眼镜”，乃是想要摆脱“我”的局限，也让叙事更为客观，更有讽喻色彩。这个叙述人称变化，定稿时我一度犹豫，究竟要不要统一处理或从一而终，最后一仍其旧，也让读者见出写作者的微妙心理。为了尊重书中写到的人物与场所隐私，抑且出于安全考量，我尽可能模糊或更换了这些人物与场所的真实身份或地址。
感谢腾讯大家编辑赵琼两年多以前约我写写省城的洞洞舞厅（我写舞厅的第一篇《爱与希望的舞厅》，就是发表于腾讯大家）。若没赵琼“唆使”，我可能不会去洞洞舞厅鬼混，而且一混就是两年，谢谢她让我有幸成为舞客嫖客兼作家。
也要感谢所有鼓励我的读者，如同开篇所写，这本书的所有篇章，都在我的微信公号陆续出笼，正是读者的欣赏与打赏，让我砂了下去写了下去。
最后，必须感谢所有跟我砂过或没有砂过的舞女。不依附建制的独立作家靠自己的文字谋生，只依附恩客的独立舞女靠自己的身体吃饭，我们是同类。
2021年2月9日写于金仙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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