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洞舞厅与街头茶馆

文化   2022-02-18 17:59  


本文是应编辑之约,给我的新书《洞洞舞厅》写的导语,发在这里,有上千字删节。文内照片均为作者所摄。



成都是个奇怪的中国城市。


只看官宣,成都让人向往:连续十三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第一名,连续八年“中国最具投资吸引力城市”第一名,连续六年中国新一线城市榜首。二零二一年,人口两千万的所谓大成都,“确立了城市的新品牌: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


这几年,不论官方抑或民间,吹捧成都已是常态。登上中国网络,这类“成吹”或“蓉吹”(蓉是成都别称),一搜即有。有篇“成吹”微信公号文写道,“‘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已成为最能代表成都的一张城市名片,在大都市遥望雪山,已融入成都人的生活日常”,“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坐在家中遥望雪岭雪山正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据说,世界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只有成都才有“长达千里、最高点达6000多米的雪峰天际线”。


然而,Smart Air,一家鲜为人知的环保企业,分析了中国十六个主要城市二零二一年的空气质素,成都的PM2.5浓度,只比前年下降2%,空气污染高于北京。身在成都,查看智慧手机安装的空气质素APP,已是我的日课,而且每天不止查看一次。一年四季,尤其寒冬,成都时常阴云密布,雾霾深锁,天色犹如人间地狱;空气质素APP实时列出的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成都很多时候位居前十位或前二十位。


所以,除非你在成都不多的大晴天刻意登高,你根本看不到“长达千里、最高点达6000多米的雪峰天际线”。空气污染,而非“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才是这里的生活日常。


上列“成吹”或 “蓉吹”,浮夸可厌,有见识的成都人也觉得虚假,只是当代中国在一个内陆城市的折射或缩影。


一个城市的市民有没有幸福感,真的因人而异。身在不同国度与时代,也有不同感受。


可以肯定,评定当代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不会有某类指标。然而,抛开这类指标,抛开天启一般的(apocalyptic)空气污染,若论动物或感官层面的幸福感,成都的确可以跻身当代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不管有没有官方宣传的那些第一名,也不管有没有身在公园遥望雪山的生活日常。至少,对于草根市民,这里还有五元一杯茶的街头茶馆与五元一曲舞的洞洞舞厅,比起大熊猫、川剧变脸、杜甫草堂、宽窄巷子和米其林川菜馆,它们是真正的人间烟火。


走遍全中国的大城市,只有成都才有随处可见的街头茶馆。这些茶馆,不是粤港等地的茶楼,所谓饮茶,实则“一盅两件”,吃吃早餐,叹叹下午茶;也不是精致高雅的品茗佳所,甚至还有神神叨叨的茶艺表演。成都的街头茶馆,是草根市民消磨时光的简陋所在,更像我在印度缅甸等国大城小镇见到的那类街头廉价茶档,贩夫走卒,嫖客舞女,也可坐下来喝一杯茶,出一会儿神。


成都的街头茶馆究竟有多少,恐怕无人也毋需精确统计,我的估算至少数以千计。中国现代文学最好的一位小说家李劼人就是成都人,他的代表作《死水微澜》就有写到清末的成都茶馆。一九六零年代,热衷“破四旧”的红卫兵,把坐茶馆视为消磨革命斗志的剥削阶级闲情逸致,我听一位老者回忆,当年茶馆停业,想去喝杯茶也不容易。浩劫过后,茶馆并未消失。即使这些年,成都很多街巷面目全非,旧城尽毁于官方一波接一波的拆迁与“改造”,街头茶馆依然层出不穷,当地人依然喜欢坐在路边,一边呼吸肮脏空气,一边喝着五元一杯的茉莉花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街头茶馆多,足证当地的闲人或“懒人”较多。即使现在,成都房价也低于北京、上海、深圳和苏杭等地,物价不算太过昂贵,只要不求奢华,民众毋需太过劬劳,即可应付日常生活;除了高档写字楼的商务白领这类人士,普通市民生活节奏也较舒缓。就以我经常出没的“劳动人民第二新村”(俗称新二村)为例,这片上世纪中后期修建的平民楼宇,是市中区仅存的草根聚居地,略有三四个足球场大小,都是六七层旧楼,住户多为几十年前拆迁到此的成都居民,也有外地打工仔和小商贩。新二村还是大型街市,菜贩肉贩鱼贩和水果贩等等,沿着区内楼宇之间的狭窄街巷为市,早晚都如乡镇赶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竟有四五家露天或半露天茶馆,不管你是什么人,读书闲聊发呆,搓麻将打扑克,五块钱买一杯茶,就可树下路边坐上一天。



成都的街头茶馆坐久了,有意无意,你会不时听到周围茶客的闲聊。比起上海话广东话闽南话,成都话听出一个大概不是太难。你可能听到邻桌三个大叔在聊昨晚去过的某家洞洞舞厅,他们跟哪些婆娘跳了好多钱,哪个婆娘身材好咪咪大,哪个婆娘既不懂事又很难缠,他们后来又跟哪些婆娘出去宵夜乃至开房。运气好的话,你还能遇到恩客约出来喝茶的舞女,多为半老徐娘,妆扮也不妖艳,跟良家人妻无二。她们和恩客天长日久跳熟了,既像亲情多于爱情的老夫老妻,又像礼尚往来的生意伙伴,甲方乙方,你照应我,我也识得做人。


洞洞舞厅一名,正是源自成都。一九七零年代后期,舞厅,这一“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也在中国大小城市“死灰复燃”。成都当时有些舞厅,开在市中区几处防空洞内(毛时代防备苏联核攻击的战备设施),就此浪得洞洞舞厅大名。即使现在,开在防空洞或地下室的舞厅已经不多,成都人还是习惯把所有舞厅称为洞洞舞厅。不单如此,因为散落全城,消费低廉,既跳一本正经的三步四步和探戈等交谊舞,更有暧昧砂舞(跳这舞时,舞池灯光昏暗或全黑,男女身体紧贴,髋胯相互摩擦,仿佛砂轮打磨,所以叫做砂舞,大家于是也把洞洞舞厅称为砂舞厅),几十年来,即使多番整肃,成都的洞洞舞厅也从未面临灭顶之灾,反而“臭名远扬”。据我听闻,甚至有外地舞客专门搭飞机来成都,下了飞机直奔舞厅。


如同街头茶馆通常五元一杯茶,成都的洞洞舞厅,现在也多五元一曲舞的消费(舞厅一曲舞,大概三五分钟)。五元一杯茶和五元一曲舞,“客户体验”当然难臻上佳,然而这是草根消费,好比粗茶淡饭,解渴充饥足矣,讲究挑剔的茶客或舞客,大可光顾高档茶楼与十元一曲舞的舞厅。成都虽是洞洞舞厅发源地,中国别的城市,如沈阳、西安、昆明和苏州,也有类似场所,有的叫黑灯舞厅,有的叫摸摸舞厅。我问过几位有所踏足的外埠朋友或读者,这些地方的同类舞厅既没成都多,消费普遍也比成都高。


成都现在究竟有多少家洞洞舞厅,这个问题,就像估算成都有多少街头茶馆,只能说个大概。前两年,为了撰写本书搜集素材,我去了约莫三十家大大小小的洞洞舞厅。比照中国网络上发布各地舞厅信息的微信公众号文章(这类公众号,很像前些年香港报纸成人副刊的风月指南),成都的舞厅我大致去了八成,也就是说,考量对新冠疫情的“归零”策略和对洞洞舞厅的不断“整改”(据闻西安和昆明的同类场所这几年就遭重创),考量即便如此仍有舞厅新张大喜或改头换面,成都的洞洞舞厅,现在该有四五十家,很难得了。所以,我把成都称为砂舞之都,比起官方宣传的什么“国际美食之都”“音乐之都”“会展之都”,这更有意思;洞洞舞厅,甚至可以申请上榜联合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UNESC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sts)。


这当然是我的戏谑之辞,或是对以浮夸手法推广城市的反讽。


照此标准,成都的街头茶馆和洞洞舞厅,尤其后者,算不算“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有没有传播“正能量”,算不算“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构成要素(哪怕这个幸福感,依然囿于动物或感官层面),都是很有疑问的。这也是为什么,本书即使没有太多涉及政治话题,依然不可能在此间出版。


前几天收到编辑电邮,嘱我给台湾和华语世界的本书读者写篇文章,讲一讲四川成都的在地文化,还有成都为什么是“世界砂舞之都”。我想了想,只能从成都这个奇怪的当代中国城市说起,从空气污染的生活日常说起,再从五元一杯茶的街头茶馆,转换到五元一曲舞的洞洞舞厅,唯愿读者诸君读了上述文字,多少知道一个大致背景,翻开这本书不至于一头雾水。


《洞洞舞厅》完稿已逾一年,全球新冠疫情仍未普遍减退。成都暂时逃过封城这类厄运,街头茶馆和洞洞舞厅,虽在疫情最紧张时奉命收摊或关门,多数时间照常营业。洞洞舞厅的人气,若非因为防疫而限制入场人数,几乎跟疫情前一样火爆。只有一个明显变化,就是不少舞客和舞女戴上了口罩。


茶照喝,舞照跳。也许,就中国而言,成都真的是个最具幸福感的城市。


二零二二年二月写于成都金仙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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