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走嘛,去跳一曲嘛”

文化   2022-08-09 20:28   四川  


《洞洞舞厅》出版后,作者接受了彼岸电子书网站“读墨”(Readmoo)的专访。这次专访为笔访,全文大约六千来字。以下为简体字版。





1. 您开始去舞厅、书写“爱与希望的舞厅”系列、到出版《洞洞舞厅》的起点是什么?舞厅是您一直都想书写的主题之一吗?为什么?


大约二零一七年底或二零一八年初,我还在给现已关闭的“腾讯大家”网站写不定期的专栏。“大家”编辑部有一位编辑赵琼,那时跟我联系最多,正好也是成都人,时常会就不同作者的写作特点或长处约稿。她跟我说了好几次成都的洞洞舞厅,建议我来写一写。当然,我很多年前也知道洞洞舞厅这回事,就像书里所写,在写本书好几年以前,还去看过一次,但也仅此而已,说不上有写作的冲动。然而,这次有了编辑约稿,我想不妨一试,于是就此“堕落”,从二零一八年初开始,几乎天天都去舞厅,有时一天要去下午和晚上两次,过了几个月,写出了本书第一篇长文“爱与希望的舞厅”,发表在“腾讯大家”网站。


我写舞厅的第一篇长文,其实还有很多素材没有用上。记得当时为了写这第一篇,我做了上万字笔记,也就是每次去舞厅都会写笔记,长短不一,有的从舞厅回来(也就是回到我住的便宜公寓楼“罗马”)记在手机或电脑上,有的当场就记在手机上。这些素材,一是碍于口口媒体的审查不可能全部用在第一篇文章里,二是限于文章篇幅也不可能如数采用。所以,我觉得就这么浪费这些素材很可惜,也觉得洞洞舞厅这么五花八门,我还需要深入了解,那么,就继续“堕落”继续写下去吧。


2. 在《洞洞舞厅》导读中,作家卢郁佳提及过往风俗领域的书写独缺嫖客观点,您认为这是为什么呢?


嫖客观点,即以中文书写来说,文学作品其实不乏,古代近代的狎妓文人就不说了,现代文学的郁达夫、张爱玲等人都有这类视角的创作。一九二零年代到一九四零年代,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就是“礼拜六派”)也不乏嫖客观点,如我读过的张秋虫、汪仲贤等人的通俗小说,有不少写妓女写舞女的章节。中文以外姑举一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波尔年轻时也是嫖客,接受《纽约客》访谈自认不讳,并称“感谢她们”。当然,你可以说,他们基本上是以小说的形式来写,偏重虚构。


书写风俗领域独缺嫖客观点,我想原因在于身为嫖客甚至“惯性嫖客”(你也可以叫他老嫖客,就像我写到的舞女眼镜胖妹那样称呼我),这类作家并非很多。即使有,囿于诸多因素,社会、道德、法律、家庭或宗教等,多数也不敢坦承自己做过嫖客,更不要说在虚构写作的安全领域之外,用记录的方式来写自己的身体力行和观察感受了。有趣的是,换一个角度看,有些并非职业写作者的“惯性嫖客”,反而乐意书写自己的“猎艳”经历,但他们多数写得很差。洞洞舞厅,也不是我第一个人从这个视角来写。我手上有一本《砂舞回忆录》,就是好些年前成都几个舞厅常客写的洞洞舞厅五花八门。这本书应该是这些人自费印制的,书店根本看不到,这在中国属于未经官方许可的“非法出版物”。但我读了一半就读不下去了,不仅文笔粗糙,很多描写也像成人小说,满是白日梦式的意淫。若说它有什么价值,可能也只能当做记录洞洞舞厅的原始资料来看。


3. 对您而言,舞厅里最迷人的人、事、物分别是什么呢?为什么?


对我来说,愿意聊天的舞女或舞客最迷人,尤其那类可以对你讲个不停的人,几乎不需要你花太大力气撩起话题。我相信有些人是有这样的“倾吐”欲望或习惯。遇到这样的人,我总是尽可能建立比较稳定的联系,即使就那么短暂的几次萍水相逢,也就是说有些人,女的我每次见到都会跳几曲,男的会聊几句,主要听他(她)聊。多聊几次,你大概就能探听到对方的一些情况。


舞厅里形形色色的人际关系是我感兴趣的事,譬如我写到的“山大王的巢穴”这间破旧舞厅,总是有一个戴眼镜的蔼然长者,八十岁左右,每次都会给一个瘦高瘦脸的中年舞女包场。他俩多数时间坐在一起,甚至每次几乎坐在同一个位置,也不怎么说话,偶尔拉拉手,偶尔去跳几曲(也许是砂几曲)。去舞池跳舞的时候,多半老头走在前面,女人像个温顺的妻子那样跟在后面,不急不缓。我猜老头的妻子应该去世了,来舞厅找个女人陪陪,可能是他不多的人生乐趣。


因为当局检查时松时紧,舞厅的灯光变化和舞池设置,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灯光变化,我在书里写了不少。舞池设置(这里说的,主要是书里写的跳砂舞的“深水区”),也能见出风声究竟是紧还是不紧。我写到的“毒气室”这家地下室舞厅,后来就把舞池入口两边的砖墙拆掉,这样一来,跳舞的人少了很多遮挡,加上灯光变亮,保安不停巡查,多数人跳舞时自然就收敛了。舞厅经营者为了求存,真是花尽心思。还有一家地下室舞厅,依照消防规定,在交际舞池和“深水区”之间筑了一堵简陋的防火砖墙,中间开了一道防火大铁门,结果一举两得,在“深水区”跳舞的人,反而多了一层“防护”。


4. 您擅长认人吗?每回上舞厅,若遇上熟面孔您大多都会记得吗?又是如何辨别的呢?众多孃孃中,您对她们在书中的代称代表最鲜明的第一印象吗?或是如何决定代称的呢?“周眼镜”又是如何命名的呢?曾有人以此称呼您吗?


我的确擅长认人,舞厅的熟面孔,不管有没有过交际,我几乎都记得,似乎也不需要特意辨别。很多时候,我在大街上也能认出舞厅里我有印象的男男女女,甚至一眼或从背影远远就认出他们;有些时候,街上遇到个别比较熟的舞女,我们甚至还会微笑点点头,寒暄两句。书里写的众多孃孃,她们的代称就是我对她们最鲜明的第一印象,主要来自她们的容貌、身形、口音和妆扮等特征。


“周眼镜”这个称呼,是前几年认识的一位朋友经常这么叫我,因为我戴近视眼镜。成都话,尤其庶民之间,市井交往,习惯这么称呼戴眼镜的男性或女性,通常冠以姓氏,如张眼镜王眼镜李眼镜。我觉得这个称呼挺好,戏而不谑,平常,也很符合书中叙述者的舞客或嫖客身份,难道你让舞女叫你老师不成?在舞厅里,舞女当然不知道我的姓名和职业,但有的舞女揽客时,也会这么叫我:“眼镜,走嘛,去跳一曲嘛”。


5. 在您浸淫洞洞舞厅的这两年多来,为什么选择隐瞒自己的写作者身份、宁愿他们当您是舞客或嫖客呢?您认为您的真实身份会让人们对您的态度、看法有哪些影响或改变吗?为什么?


首先,我更愿意融入我要观察和书写的人群之中,尤其是写这类很特殊的题材,不希望因为自己是作家而引起不必要的注意,更不喜欢摆出写作者或采访者的姿态,好像我是来体验社会观察生活,是来记录甚至评判你们的。这是我最讨厌的态度,就像我在自己另一本书里所写:“作家不必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更不应该自我膨胀。”


其次,洞洞舞厅是中国社会的“灰色地带”,基本上不可以公开书写。出没其间的男女,包括舞厅经营者,各有隐衷和忌惮。如果你在舞厅说自己是写作者,甚至逢人就说自己正在搜集写作素材,这些男女会怎么想:这会不会又是哪家媒体的记者前来暗访想要曝光?我在舞厅的言行,要是让这个作家或记者报导出来,会不会给我带来什么麻烦或后果?


我觉得不论舞女舞客,对方一旦知道你是作家或记者,他们的警觉提防,多半大过畅所欲言,极端情形下,说不定还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或敌意。有一次,我和舞女跳舞,因为什么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机,对方突然很警惕:“你是不是在摄像?”我当然没有,是她过分紧张了。这几年,我透过朋友认识的一位舞女,因为知道我是写作者,而且在写洞洞舞厅,好几次都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我讲:“你绝对不许写我哈。你要是写我,我就把你掐死。”我当然不担心她真的会掐死我,但是为了信守承诺,我的确没在这本书里怎么写到她。


6. 您觉得自己是擅长与陌生人聊天的吗?在与孃孃、舞厅其他人聊天时,您认为他们为什么愿意将心事告诉您呢?在听来的故事里,您会认为是全然可信的吗?为什么?


我算不上是擅长跟陌生人聊天的人。在舞厅跟人聊天,而且他们愿意聊,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前面提到的,有些人就是有“倾吐”的欲望或习惯,正好我遇到或找到这些人了,正好我也“心怀鬼胎”(为了写作),乐意多听。二是我可能让他们觉得,这个眼镜看上去不讨厌,或不油腻,比较风趣,跟他聊几句也挺好的。


至于这些人讲的是不是都是心事,只有天晓得。有些舞女(并非所有舞女),可能想在跳舞时找些话说,家长里短,个人烦恼,舞厅生态,这样两个人搂在一起,不至于太过沉闷生疏;一旦聊开,客人说不定还会多跳几曲多给点小费,毕竟不是所有人一上来就摸摸搞搞。还有一类,则是跳成老熟人的舞女和舞客,这类人一般中老年居多,据我观察,他们坐在一起,真的就像老夫老妻在聊家常,还会聊到子女就学就业和生老病死的烦恼。


有些舞客到了舞厅,也会卸掉外面的伪装或面具,某种程度上,大家就像一条船上的人,来这里都知道自己是来做什么。这些舞客一般会跟你聊聊“猎艳”心得,交流本地舞厅资讯,像我写过的老舞客林彪大爷那样的人,一坐下来就跟你合盘托出他的几乎整个性爱生活,可遇不可求。


混迹舞厅两年多,我不认为听来的故事全然可信。这些故事真假混杂,无从对证。但是,只要不是太天真太愚蠢的人,完全可以凭藉直觉、观察和常识来做大致的判断。舞女恭维客人的话,泰半不可信,因为她对几乎所有客人都这么讲。舞女哭穷卖惨的话,也不可尽信,信了你弄不好倾家荡产。然而,也有比较实在的舞女,加之彼此印象不错,虽然晓得你不可能对她出手大方,对你还是一如既往。舞女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即使说点谎骗骗人,也不至于十恶不赦。再有,即使舞女的话让你一听就是天方夜谭,这也是舞厅生态的一部分,值得不动声色的观察记录。


7. 在〈跟舞厅的孃孃们继续聊天〉中,您与一位“老熟人”聊天时提及,若您打电话给母亲说自己去过舞厅,母亲会让您好好耍、好好耍、开心一点。您与父母间的关系是如何呢?您认为他们对您的影响有哪些呢?


我的这句话是在跟“老熟人”开玩笑。


我的父母在我读小学时就已离异。父亲一九九零年代末去世。他是一九五零年代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毕业生,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后来发配内蒙古,沦为国营医药公司的文职干部,一生郁郁,人到中年成了无可救药的酒徒。关于他,我在自传式的《爱与希望的小街》这本书里写了不少,包括写到父子关系。父亲对我最大影响,是他让我对中外文学尤其中国古典的经史子集有了初步认知。


我母亲还活着,她生在一个亦官亦商之家,我的外祖父大学读的外交领事系,做过国民政府的省党部书记长,后来目睹宦海黑暗弃官经商,但在中共建政之后不久就被押回老家,遭“翻身农民”乱棍打死弃尸河边。所以,我母亲这边一大家子人的遭遇多半很惨,她上高中时就被学校批斗,不能上大学,没有好工作,一生都在社会底层挣扎,而且年轻时就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至今情绪时常失控。关于我母亲还有我和她的关系,我在《爱与希望的小街》这本书里也有写到。


遗憾的是,《爱与希望的小街》只有经过审查删减的简体字版。我的一大愿望,就是有一天可以有一个完整的版本,在台湾出一个正体字版,把删减部分还原,再加上后来写的一些篇章。


8. 在〈最黑暗的地方〉中,有孃孃以大染缸形容舞厅,您认同这个说法吗?为什么?


舞厅是大染缸,社会何尝不是?小舞厅只是大社会的缩微或折射,后者比起前者,未必就好到哪里高尚到哪里。或者可以这样说,不管是走进还是走出舞厅,都是从一个染缸掉进另一个染缸。身体“被污染”,哪有灵魂“被污染”可怕。


9. 即便经口口政府扫黑除恶、一键灯光等整治,您认为舞厅是否不可能完全灭除呢?您认为舞厅是社会上必然有的存在吗?为什么?您认为贪图淫乐必然等同堕落吗?为什么?您认为风俗产业的除罪化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是可行的呢?


不论是在哪里,你能灭除人的欲望么?即使哪一天,舞厅真的没有了,或是我写到的这类砂舞厅名存实亡(正像书中所写,现在谁也无法排除这一可能),人的欲望还在,总是还有其它途径可以满足,人总是能为了自己的欲望费尽心机,多数人也总是能够本能地适应最严苛的环境。舞厅的存在,跟当今中国社会上一切东西的存在一样,没有什么必然不必然,它随时可能消亡或被消亡,但是,你只是无法灭除人的欲望。


贪图淫乐怎么等同堕落?什么程度才叫贪图淫乐?举个例子,身体健康而且性欲特别强的人,他(她)算不算贪图淫乐?堕落的标准又是谁来厘定?堕落是否违法?这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生一大快乐,顶多在不同的人身上,“贪图淫乐”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当然,“贪图淫乐”不能损害别人,也不要危及自己的健康和性命。人的一生够多烦扰和不确定的东西,应该及时行乐。


风俗产业的除罪化,我在书末引述了两位英国性工作者撰写的一本书《反抗的妓女们:为性工作者的权利而战》(Revolting Prostitutes: The Fight for Sex Workers’ Rights),主要讲到纽西兰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相关立法和善果。只有自由民主的开放社会,这样的立法才能实现或有实现的可能。


10.您认为口口为何只倾向对外界传播正能量?又为什么在口口社会上,检举揭发是受到鼓励的呢?


正能量是我很讨厌的一个词。正能量的反义词就是负能量,恐惧、悲伤、痛苦、愤怒等等。这些负能量,难道就没有积极作用?很多改变或巨变之所以催生,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层面,负能量都是关键触媒,更不要说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得益于负能量。身为写作者,负能量或许更能激发我的创作灵感,唤醒我的写作欲望。我更愿意像俄国作家契诃夫所说:“作家的角色,就是真实地描绘某一情境,真实到……读者再也无法回避。”不管这个情境传达的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


比起正能量,普世价值这个词,对我来说可能更有意义。什么是普世价值?前一阵,乌克兰希望尽快加入欧盟,但是大家都晓得,加入欧盟,你必须符合欧盟成员国的很多标准, 譬如法治、环境保护、政府廉洁、尊重人权等等,这些就是普世价值,你甚至可以说,这些才是真正的正能量。


检举揭发在社会上受到鼓励,可让人人自危、自保和自我审查,从前的东欧与苏联莫不如此。


11.若依照您在书中所写对幸福的定义:“不单限于衣食起居生活无忧,更在于公民的言论自由、资讯自由等基本权利是否得以保障,更在于内心与精神是否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目前您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吗?未来您仍会想追求真正的幸福吗?为什么?


大概半个月前,我一口气读完了两本书:Nikolaus Wachsmann的《纳粹集中营史》(A History of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以色列学者Gideon Greif编集的《无泪而泣》(We Wept Without Tears),那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与火葬场犹太特别工作队(Sonderkommando)幸存者的口述,读来尤其精彩(尽管我用“精彩”这个词,有人可能觉得欠妥)。


对于纳粹集中营的大多数囚犯,特别是长年累月在毒气室与火葬场搬运和焚烧成千上万具尸体的犹太奴工,活一天算一天便是幸运(有意思的是,根据幸存者口述,不堪忍受自我了结的人并非多数,可见人真的什么都能适应)。比起他们,我想我算幸福,衣食起居这类日常生活,虽然做不到无忧,内心与精神,虽不能免于恐惧,但目前还可依照自己的想法来写点东西(当然无法在中国出版)。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这难道不是幸福?这也是真正的幸福,尽管残缺不全,随时可能化为乌有。


我当然也会考虑未来:大概还有多少年可活?还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今生还有没有可能离开口口,生活在一个内心与精神免于恐惧的地方?上述三点,尤其最后两点彼此关联。但愿还有可能,但我现在不敢过于乐观。(全文完)





请支持独立作家


周成林的半场
精神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