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大人写人话Beta版线上线下课场景）
为什么是Pro？
去年底，我把“教大人写人话”第一期称为Beta版，是因为第一次开这样的班，既把自己也把参与者当“小白鼠”。彼时我还写道，鉴于大家忙，这个课程不尚空谈，也不闷艺，而重“实战”。
Beta版已于二月二十日结束。每周一次的十节实战课下来，边写边学，既有导师讲评，辅以阅读和理论，也有学员畅所欲言，相互砥砺，大家感觉很好。
好在哪里，文末选录的学员习作，胜过导师继续自吹自擂。
在这期间，也有读者或朋友告诉我，“教大人写人话”如果继续开班，也想参加。我想了想，既然Beta版效果很好，为什么不呢？这一次，更有“道路自信”，就叫它Pro吧。
大人为什么要写人话？
当今，写人话愈来愈难。写不好或写不出人话的大人比比皆是，原因很多：从小到大受过的教育，环境（工作环境还有简体中文的语境）熏染，识别不出好文字与坏文字，缺少练习和适当指引……文字中毒，并非一朝一夕。
文字见出三观。三观很正，却也未必写得出平实晓畅的人话，除了不断练习，些许天资，更要悟性还有对文字敏感。想写人话的大人不妨一试，加入这个Pro版。
当然，这并非劝你去当作家或学者。你可能只是不时想写些什么，可能只想记下一己所见与所想，也可能只把写作当成一个小小的爱好，想让自己做一个能写人话的真正的人，这就够了。
导师简介
周成林，独立作家、译者，著有《考工记》《爱与希望的小街》《跟缅甸火车一起跳舞》《洞洞舞厅》，译有《世事如斯：奈保尔传》《客厅里的绅士》《时光中的时光：塔可夫斯基日记选》《猪的土地》等，曾获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提名。
课程安排
2022年3月20日至2022年5月22日，为期两个月。总共十次课，均在周末晚间（周六或周日待定），线上线下同步。
学员每周写一篇文章，字数限于500 - 1000字，当周上课二十四小时之前提交。学员习作并非命题作文，可以叙事记人，也可以是读书观影心得，请勿提交小说诗歌等虚构作品。因为学员可能来自各地，且是独立自主的成年人，请诸位自行确定采风内容，题材不拘。
每周上课，导师就学员习作逐一评讲或修改，间以写作、阅读建议和文本解析，并有全员自由讨论，等等。学员习作会在学员群内公开，利于大家取长补短，相互砥砺。
习作不设评分。
招生人数
想写人话的大人均可报名，地域不限。五人或以上成班，学员人数上限为十人。
上课方式
线上线下同步。成都学员可选线上或线下参与。为了整体效果，课程没有视频回放，请学员及时提交习作，按时上课。若因自身缘故缺课或迟交习作，导师不会单独补讲，只对习作书面点评。
课程费用
十次课（每次上课时间大约两个小时），每人三千元。为了一以贯之，课程不设单次课报名。
（教大人写人话Beta版线上线下课场景）
有意参加者，请扫下面的二维码报名或咨询
附：第一期学员习作选录
为了尊重学员隐私，以下习作皆隐去姓名。
（一）布拉格一瞥
路过的东欧城市，译名多有“布”开头的：布拉格、布达佩斯、布拉迪斯拉法，我尤喜布拉格。她的白天喧哗如舞台与烟火人家；她的夜晚静默如明灯，洗尽铅华。在布拉格的拂晓和深夜，我每天徒步二十多公里，也只能看个囫囵。因为贪看景物，加上停留时间短，连坐下来喝杯咖啡的时间都嫌长，端着就走，连打开三脚架，安上相机取景拍摄都觉得费劲，大部分场景就用手机抓拍。总觉得某个街角，会有昆德拉笔下的特蕾莎转身微笑，脖子上挂着东德的老牌“百佳”旁轴相机，自带背景音乐《Hey,Jude》，布拉格是她的，我只能拍个皮毛。
徒步线路分两种：一种是平面的，串联起东边的老城广场、市民会馆、鲁道夫音乐厅，再往西跨过伏尔塔瓦河，指向佩特任高地、城堡区；一种是竖向的，沿着河流，桥塔和观景台星罗密布，拾级而上，俯瞰街市俨然、满城尖塔。两种维度的流线，在空间里交汇于黄金巷：黄金巷里无黄金，有比金子还金贵的卡夫卡，他的故居幽暗封闭，看了令人压抑，要跑到老城广场透透气，看天文钟下人头攒动，接接地气。
提恩教堂的哥特尖顶，在广场的每个角落抬头可见，像黑色的火焰升腾，也曾在电影画面中，萨宾娜窗口的背景中闪现。教堂前常有艺人表演吹泡泡，泡沫在空气的张力下迅速膨胀，又在很微弱的“嘭~”的一声中碎裂，像一连串轻声的叹息。巍峨的教堂扎根大地，这是“重”；透明的泡沫飘向天空，这是“轻”。重与轻，都是人生的选择，而一部好电影如《布拉格之恋》，题材是沉重的，手法却是轻巧克制的，美好的景物在影片中只是惊鸿一瞥，这就是张艺谋距离杨德昌之间的差距，中间隔了一万个徐静蕾。
老城也有不守规矩的前卫建筑——会跳舞的房子，像飘动的裙摆，又像醉酒的舞者，这是建筑师盖里又一“疯狂”的作品，设计理念在当年饱受争议，在时任总统哈维尔的鼎力支持下，才得以实施。这哈维尔是个有趣也有点“疯”的领导人，前半生是个剧作家，写过不少好作品都被禁了，也曾为他的好友，女歌手玛尔塔在mv里跑过龙套。这首mv的主题曲，由玛尔塔改编自披头士的《Hey,Jude》，一度成为捷克精神的象征，传唱、封禁、重唱。哈维尔总统在任期间，鼓励民众喝啤酒宣泄，理由竟是：捷克盛产经典啤酒，度数比红酒和威士忌低，人们在喝啤酒时议论政治，不会那么疯狂。
一座精彩的城市，要有怪癖、有恩仇、有文学、有音乐、有传奇、有悲怆、有高人雅士、也有贩夫走卒。这些布拉格都不缺，还多了一种不屈的韧劲和洒脱，是德国人的铁骑、苏联人的坦克，都未能压制的。深夜，人潮退去，灯火下楼台，查理大桥值得来回走十遍：蛛网暗结，锈迹斑斑，还有摸得锃亮的圣像，每一块石板，每一片砖瓦，背后都写着故事，对比我们那些所谓的欧陆风、仿古街，闪着贼光的赝品，这些都是人和时光浸润出来的沧桑。
（二）一次饭局
工作中偶尔参加一些饭局。跟不太熟悉，甚至完全陌生的人一起吃饭，多少都带有目的性，或为拉近关系，或有求于人。这样的情况下，场子一般从冷冷清清开始，如果有酒助兴，可能会让气氛快速升温。
偏偏我酒精过敏，喝一口冲上头。我既品尝不到酒的精髓，身边也没有酗酒闹到不可开交的人。酒的好和坏都没有影响我，因此，我对酒的态度是中立的：不排斥，也不觉得必须喝。
最近一次饭局，我们约了三人。两位是某机构的男负责人和他的女同事，第三位是介绍双方认识的中间人，他同属某机构，来自不同部门。我方四人，一位是和我同职级比我稍长的姐姐，一位是和我同年但职级比我们高的男同事，另一位是我们三个的直属领导。
我方四人先到，然后是男负责人和他的女同事。此前，我和我领导分别见过男负责人和中间人。
上次见男负责人，是在他的办公室。他的神情像刚从漫长的冬夜醒来，头发一绺一绺地朝上炸着，单眼皮浮肿，向下耷拉，快要掉到下眼皮上，眼珠子上的亮光从缝隙里挤出来照着我们。一层若隐若现的灰尘笼罩在他面部，脸颊的红色也只好勉强从这尘雾里透出来。这次见他，他还是带着冬夜慵懒的气息。和他一起来的女同事看起来文气得体，一头利落的短发，眼镜后面的微笑恰到好处的流淌出来。
菜很快上了桌，中间人却没到，我领导吆喝大家开吃。这次不是拼酒的场合，我们还是带了两瓶红酒和一瓶白酒。十月，我和同事跟其它城市的同事吃饭，虽一起工作，但一直线上沟通，第一次线下见面，都很开心，互相都敞开了喝。过程推进得很快，如同两队公鸡打架，刚开始只是炸着脖子上的毛，你啄我一下，我啄你一下，后来经过一个又一个回合的对酌攻守，全都喝炸开了毛，现场鸡飞狗跳。
第一次跟男负责人吃饭，双方互不掌握对方的酒胆、酒量、酒品。男负责人率先出口，向我方发起吹捧攻势，先肯定团队“一看就都是靠谱的人”，然后目测酒量“喝酒估计也是能兵强将”。我方领导顺势谦虚并向对方发起赞美。大家互相夹完菜，开始喝了第一轮，男士白酒，女士红酒，所有人站立碰杯，一饮而尽。
热身后，大家开始互相询问对方的底细。年龄、家乡、以往经历等等，遇到一致的地方，旁人就开始起哄，有共同点的两人或多人起身碰杯。男负责人高中的老师在我女同事毕业的中学工作，诸如此类的共同点，大家散着喝了不少。
接着，男负责人请他的女同事敬我领导，她站起来朝我领导走，领导也赶紧推开椅子站起来迎接。“虽然第一次见面，但一看就知道您是谦谦君子。”杯里的红酒一饮而尽前，她评价了我领导给她的第一印象。我领导说完谢谢，端起一杯白酒灌进嘴里，赞美对方真会说话，同时跟我说要向对方学习。还在看戏的我迅速端起酒杯，绕到对方负责人那里：“您不仅谦谦君子，更属于脚踏实地、仰望星空的那种。”我和对方男负责人一人喝了一杯。
这时，中间人到了，他头上冒着白气，眼睛穿过镜片上没有被雾气霸占的一点地方，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他是真从冬夜里来的，雾气是屋子里的暖气碰到了冷冰冰的镜片生成的。他快速地说话，边说边脱下自己的羽绒服，拿下围巾，里面穿着一身球服。“抱歉抱歉，我刚从球场赶过来，以为是个撸串的局，就没穿我的Burberry……”
上次见面，他穿了一件Burberry的短风衣，带了Burberry格子围巾。他是北京人，尽管努力说普通话，还是时不时吃掉很多字，说起话来像放了1.5倍速，旁人很难插上话。上次吃饭近两个小时，他一直在介绍自己做过的各种优秀案例，我们只能捧哏。这次倒是接地气多了，给我们攒地局，他话也少了。我的男同事第一次见他，他们认识完喝了几杯。
不知不觉，六个人喝完了两瓶红酒一瓶白酒，我们赶紧在饭店现买了一瓶红酒。男负责人红白掺着喝，竟看不出什么变化。他提示红着脸的我和我的女同事，让我们别喝了，也让自己的女同事少喝。
我确实不能再喝了。几杯红酒下肚，首先是撑，然后是晕。我为了让酒精在体内循环快一些，会一边喝酒一边喝茶水。我去洗手间照镜子，脸红如猪肝，眼神都飘忽了，肚子里面又撑又烧。我只有一种想法，立刻躺倒，我深呼吸几口定了定神，终于迎来了自己最希望的解脱时刻：所有的一切脱口而出。
（三）玉林生活记
在朋友家寄宿两月后，我搬走了。从干净亮堂的东门，搬到老破的玉林。好在卧室不错。两年前新刷的墙，米白色的家具，看着还算顺眼，我尤其喜欢它的格局，像老家的小窝。唯一的缺点是空调，只能制冷，这很鸡肋，成都的冬天，自带制冷。后来幸得友人赠电热毯一床，解决了这问题。
厨房和卫生间有铝扣板吊顶，第一次看房时，板子掉落了几块，中介殷勤找人来修。工匠大哥密封胶一涂，扯来透明胶带一贴，算是修好了。隔几日我抬头看，透明胶带已有脱落的迹象。算了，只要它不掉，我就懒得管。租房的人，最会将就。
但吃喝是绝不能敷衍的，我和室友常伙同附近的朋友在家小聚，改善伙食。有时候改善过猛，会剩下一些食材堆在冰箱，等下次拿出来，多半都发霉或过期了。
大火腿肠包装紧实，不必放在冰箱，一直静静躺在置物台上。它的命运比较特殊，最先想起它的，竟是和我们同居的耗子。
耗子们胃口不大，只把大火腿肠咬了一个小缺口，大致相当于成年人一口的量。缺口很整齐，像是用牙齿优雅地刮下来的。上一个房客养猫，猫笼就在置物台旁边，估计是耗子们两年来第一次享受这类人间美食，所以细细品味了一番。
缺口很可爱，但红色包装碎片散落在台子上，看起来很恐怖，我联想到，有朝一日，耗子们也会像这样把我撕了。必须解决耗子。
我想先堵住它进房间的通道，上看下看，锁定了吊顶的缝隙，正想找东西堵。室友说：“买老鼠夹，我们直接一锅端，免得它们以后死在上面滋生细菌。”有道理，只是这样一来还得忍受几天鼠患，“小不忍则乱大谋”，我自我安慰。
我把耗子们吃剩的火腿肠装起来，挂在墙上，准备之后当作诱饵，然后立刻下单了老鼠夹（附赠五张粘鼠板）。还特意嘱咐室友睡觉前，一定要把厨房门关上。
此后我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耗子们昨晚吃了什么。第一天，置物台同一个位置，挂面袋子上出现一个洞；第二天，挂面跑出来几根，洞多了一个；第三天，餐桌上的苹果多了一个洞。不失为一大乐趣，且耗子们的活动轨迹，我也心里有数了。
昨晚一点，我还没睡着，静静躺在床上，听见风吹得厨房窗户吭哧响，赶忙从被窝里跳起来，生怕去晚了，窗台上的东西砸落一地。打开厨房门，一瞅，呵，哪有什么风啊，灶台上的塑料袋都纹丝不动。天花板倒是咣当响，敢情耗子们趁夜里没人，在窝里跳踢踏舞呢。我学了几声猫叫，动静小了些。
夜里阴冷，我迅速钻回被窝，立刻打开淘宝：“运输中，预计明天送达。”
“可劲儿跳吧，日子不多了。”我悄悄对耗子说。
（四）为爱发电的人
一周前，我关注的影评人在微博上转发《我们的天才儿子》，说自己留意过金晓宇这名字，因为他翻译的多和田叶子的书都读过，没想到译者家事如此不易和心酸。点开看完，内心感慨，刚好有朋友近期遇到疑似双相情感障碍的事，立刻转发给他。后来多个平台短时间内转发这篇文章，海量阅读，接着很多新闻专题报道、非虚构文章，热闹了几天。
出于对一个困在异常精神世界里的人的好奇，我一一阅读那些文章，感觉新闻报道或公众号推文多数喜欢煽情，常见自以为是的推论。如果套用电影《大话西游》里的台词，可以用“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如果妖有仁慈之心，那就不是妖，是人妖”形容。
大约因为需要，也有一些行政行为顺杆向上攀附，比如送慰问金的时候，鼓励一个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病人“多走出家庭，融入社会参与活动”，在媒体采访时，表示“所有的帮扶政策他已应享尽享”。社区出钱换掉金家老化线路的事，当然是关爱行为，但从消防用电安全的需求角度，这是不是应该做的？或者说，对老旧小区，任何一家住户出现用电线路老化的问题，都是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犯不上蹭热点给自己打高光。
倒是在一篇非虚构文章里，写了很多真实的细节，包括父子冲突，日常琐碎生活的矛盾，自私的选择，母亲对他人生的规划等等，让他增加了人的可信度。我仔细看那些报道里贴的图片，戴眼镜的金晓宇穿得很厚，蓝色的口罩兜在下巴上，面对电脑工作。房间里设施简陋，墙壁和窗帘仿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见过，电脑旁一盏小台灯灯光刺眼，能看清他专注的脸和桌子上的一本词典。我想象这是一个从俗世中解脱出来，与语言世界独处的人，他沉浸于自己的小宇宙，灵魂和躯体都交附给古老的文字，在字里行间穿梭往返，如同一个自由的灵魂在星空下散步。
但他是现实中的男人，五十岁了，没有朋友，据说听闻母亲病故，他大哭一场，除此之外，平时表现平淡、温和，和外界少有往来。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思路清晰缜密，表达准确真实。从职业角度，他有非常好的学习习惯和工作习惯，有自己关于“信达雅”的理解原则，在翻译这件事上，他将自己定位为“画匠”，否认天才的说法。
那个影评人还说，翻译这行当，在大陆近乎为爱发电，因为价格低廉，曾有机翻代劳事情，闹出不少笑话。我不是从业者，无法给出这说法是否正确的结论。仅从读者角度，译者不同，确实有阅读感受上的极大不同。记忆比较深刻的是当年读《乱世佳人》，傅先生的版本总感觉有乡土味儿，读不下去，换陈先生版本，没几天就读完了。这感受王小波在《我的师承》里写得清楚明白，说哥哥给他念不同译者翻译的《青铜骑士》，文字水平高下立判。成年后读到王道乾先生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字境界”。
有感于此，我买书会挑剔一番，尽量选择好的译者作品。前不久看《九零后》，许渊冲和杨苡没怎么感动我，倒是杨苡的哥哥杨宪益颇有趣，买了他的旧书《漏船载酒忆当年》，看得不甚唏嘘。
金晓宇以译书为业，既是运气，也是天选。某种意义上，这工作给了他生活的意义，尽管意义对生活其实并无必要。在旁观者看来是苦难的生活，生活在其中的一些人，往往有觉醒的力量，这力量有可能催生奇迹。对于翻译，金晓宇很平淡，他说自己没有风格，也不会对比，“翻译不像下围棋，没有你赢我输之分。我只要达到自己的要求就好” ，他哪怕只有一只正常的眼睛，“也能看清自己的窘境”。
按照医生的说法，对他来说， “维持现状，不要打破原来的平衡”，是最好的选择，他应该把时间留给自己，通过翻译，消除语言的巴别塔，搭建互动的通道，让我们看到现有语境之外的思想。都二零二二年了，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不好，其他的问题，留给时间解决。
力冈先生在《风雨人生》译者序里说：“亲爱的读者，读读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觉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使人知道怎样做一个人！” 译者对好作品的殷殷之情浮现纸面。我买了几本金晓宇翻译的书，对我来说，阅读就是对他最好的看见。
（五）我的小表姑
前段时间，中午小睡时，梦见了小表姑。样貌有些模糊，但浅浅的微笑仿佛可以触摸。
小表姑是父亲那辈最小的女孩，与父亲相差近二十岁。因为比我和姐姐大不了太多，我们从小没把她当长辈，直接喊她小名“赶年”。
小表姑是羊年最后一天出生的。都说属羊的女孩命不好，小表姑从娘胎里出来就带着“命不好”的标签。
小表姑上面有三个姐姐，都比她大得多。小表姑的父母（我喊三爷爷、三奶奶）一直盼望能生个男孩。怀上小表姑不久，就去找了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说，这一胎肯定是男孩，而且是文曲星下凡，长大以后读书好还能做官。
听父亲说，小表姑出生那天，家里去了好几个人。当医生说是女娃时，个个大气都不敢出。三奶奶在产房就哭了，而三爷爷之后很长时间，脸总是垮着，很少有笑容。
小表姑皮肤很白，身材偏瘦，精致的瓜子脸上，红红的小嘴巴，高鼻梁。从这几点看，是标准的美人胚子。但或许是女娲造人时，时间管理不好，原想造一个精致美人儿，但前面用时太多，后面只能匆匆完成。所以表姑眼睛长得不好看，单眼皮。听母亲说，小表姑才生出来时，小眼睛就像篾片在脸上划的两条，偶尔睁开也只有一条缝。
我儿时的记忆中，小表姑清秀、洁净，小眼睛里，总闪动着聪明灵动的光。
我上高中以前，我家和小表姑的家只隔一堵墙。我和姐姐喜欢找小表姑玩。我小时候敏感爱哭，和姐姐常闹别扭，小表姑总能把我们劝好。我每次哭着去找小表姑，每次都笑着回了家。她的善解人意仿佛是天生的。
小表姑打小爱学习，尤其是算术，五岁时，一百以内的加减法，小表姑就能迅速口算出答案。而做数学题也成了她多年来最喜欢的业余娱乐。这一点倒真应验了算命先生的话。
当小表姑成了人人都夸的聪明女娃时，三爷爷这辈子没生儿子的遗憾和内疚似乎得到了些许的弥补。小表姑也从此被寄予了光宗耀祖的厚望。
八十年代中，小表姑考上了北京一所专科学院，成为了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大姑妈曾说：“三爷爷家养了小表姑，比那些生儿子的风光多了。“
小表姑大学毕业后，不顾家里的强烈反对，毅然选择留在北京工作。不到五年时间，便成了北京一家银行最年轻的部门经理。并在那年底，和大学同学在北京结了婚，安了家。
小表姑结婚时，本不想回家办席，但奈不住三奶奶的一哭二闹，放下工作，和小姑父请假回昆。酒席是在家中天井办的，摆了八九桌。门前门后的女人们都来帮忙，并贡献出自家的桌子凳子和碗筷。那一天，三爷爷三奶奶忙前忙后招呼客人，脸都笑僵了，满足和自豪游动在他们深深的皱纹里。
但那日，最让我无法忘记的，是小表姑秀丽容颜下淡淡的忧伤和无奈。虽然，那天的更多时间里，我看到她也在笑。
再见小表姑，是三年后的夏天。
周五傍晚，我回到家，母亲匆忙把我拉到一边，说“赶年从北京回来了，以后就在昆明。”我一开始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了母亲一遍。
“赶年这两年过得太不容易了。”
母亲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前年生了个女儿，半岁还抬不起头，去医院检查，是脑瘫。赶年不相信，又带着孩子跑了几家医院，都说是脑瘫，有家医院还说是基因突变的唐氏儿。赶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把孩子交给保姆照看，自己成天跑图书馆查资料。有一天，孩子吃完奶睡着了，保姆去厨房做饭，等做好饭去看孩子，孩子满嘴满脸都是吐出的奶，鼻孔里也有奶。赶年正好回到家，摇晃孩子没反应，抱起孩子便往医院跑。但，哎！最后孩子还是没抢救过来。这之后，赶年彻底垮了，天天哭，怪自己。你说，这怎么可能怪她了。”
母亲痛心疾首的说着，时不时的叹气、摇头。
后面母亲又说了很多，但我一句也没听到。我心目中近乎完美的小表姑，我的人生偶像，居然经历了这么大的痛苦。我无法想象！
我和母亲确认了小表姑住的地方，拎起包便往楼下跑。
到小表姑家，三奶奶开的门，表情很哀伤。小表姑从房间出来，看到我，淡淡的笑了笑。她的脸清瘦而憔悴，眼中的那道光比之前黯淡了许多。我本来想走过去抱抱她，但她招呼我坐在沙发上，很客气的问我的学习，像极了长辈。我明显感觉到，她并不想谈她的事情。我们又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
快十点钟时，小表姑让我赶紧回家：“一个小女孩，太晚了路上不安全。”说时她用柔软的手轻轻拍着我的背。仿佛我是那个需要关怀的。当然，那也是我最后一次真真切切感受到小表姑的关心。
后来我才知道，小表姑在女儿走后得了抑郁症，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小姑父是北方男人，大男子主义，加上工作忙，没给到小表姑当时最需要的陪伴和温暖。小表姑在好朋友的帮助下，治好了病。但她不想再和小姑父一起生活，也不想回之前的银行上班。毅然离了婚，辞了职，和当年留北京工作一样坚决。
小表姑回来的前两年，我刚大学毕业，又忙工作又忙谈恋爱，在家的时间很少，对家里的事情也很少关心。
又过了几年，我结婚下请柬时，问起小表姑，说三奶奶走后，她离开了昆明，好像去了深圳。
十年前，三爷爷离世时，小表姑回来了。听说，她没再婚，忙事业，事业做得倒也红火。她见到母亲时问起了我，而我那段时间出差去了美国。
我们从此再无联系。
（六）写作对我来说是极其困难的事
开篇写下这行字我停了下来，震惊了。我盯着这行字，感觉好熟悉，却又无比陌生。我心中怎么会有这样的认为，我可以写呀，我是写了几十万字的讲义呀。但我就是认为我不能写作，也不喜欢写作。讲义只是工作需要而已。
我继续盯着这行字，不想离开，也离不开。看着它们一个个开始动起来，一会儿飞散开，一会儿又汇聚起。
写下这句话，是我因为我实在无从下笔。这种感觉我太熟悉了。
就像这次，要交500—1000字的文章，一直迟迟不能下笔，早早给自己找借口，因为在出差，等到周五回成都，周六早上写吧。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我喜欢写作，随便一个晚上抽出一小点时间就完成了。
知道今天早上是最后的期限了，昨晚躺在床上就一直在思考究竟写什么，一边想一边推翻，觉得写什么都没有意义。觉得写什么都写不好。
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天天重复着，记录下来有什么意思呢？无望。况且我又不会把故事讲得活色生香。
写写一些学员的案例，可能有人喜欢看，但又是浅薄的说教，毫无深度，无趣。别增加文字垃圾了。
我的所思所想，我的情绪起伏，写下来有必要吗？我没那么矫情，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也是觉得毫无意义。
我怎么就无法写作呢。
我喜欢阅读，喜欢思考，喜欢讲话，怎么就偏偏对写作恐惧呢？我对写作下了怎样的定义？
我知道我的工作离不开写作，写作可以让我事半功倍，更容易成功和成就。我知道我的生活离不开写作，写作可以让我的灵魂鲜活有趣。
写到这里，好像有一些感觉在改变，虽然没有畅快感，因为在过程中不断来回修改词句。但一种少有的溢出的快乐在升起，我想努力抓住它，让它清晰的时候，它却躲了，若隐若现。
不管怎样，算是一个开始吧。
（七）自由地写
对于一个爱好写作的人来说，第一原则就是放开身心，自由地去写。
在公立学校时，写作文往往给我们留下阴影，我也不例外。记得小学二年级时的一次语文考试，最后一题居然是写作文，以往都是看图写话。本来作文是三年级的课程，只有上了学校补习班才会教。因为写不来作文，教语文的何老师就指责我为何不补课。假如这事遇上当下的“双减”，无疑是利用补课超纲教学。
小学三年级写第一篇作文，题目好像是《一件难忘的事》，如今不记得具体写了什么，只知道自己连打标点符号和分段都不会。这确实有些笨，因此就被何老师叫到办公室，她揪着我的耳朵让我重写。至今我仍忘不了这一幕，忘不掉这位一发火就打人的何老师。可是，我并没有对写作深恶痛绝。后来要求写童话题材的作文，只需要自由发挥想象力，我却又能写好，何老师还把我写的童话当作范文表扬，完全忘掉我第一次写作文是怎样的不合格。
我厌恶作文选。语文老师和长辈总爱告诉你：“要写好作文，就多读作文选。”他们让你模仿别人是怎么写的，必要时还应该把段落背诵和默写，考试写作文时再用上去，以获得高分。让你背课文也是如此，把课文段落移植到作文中，目的仍然是得高分。除了得高分，什么都没学到，连人话都不会讲，只会用一堆华丽的词藻组成的空洞句子。
作文选和课文背多了，你会下意识地反感那些高分作文，反感鲁迅和朱自清。但我现在就把它们当成乐子来看。
说到童话题材的作文，记得有一篇幻想二十年之后的作文：“在美国购物遇到小布什总统，都二零二七年了小布什还是总统。”幸好这篇是小学生作文，还是奥巴马上台之前写的，连美国总统只能连任两届的常识都不知道。
私以为，与其读作文选，还不如多去读读课外书。尽管语文老师也会鼓励你读课外书，但往往是“红色经典”，把你规训成一颗忠君爱国的螺丝钉。要学会选择，因为读书很能影响你的价值观。可以多读奥威尔，他的《动物农场》哪怕小朋友也能读，把它当作童话故事的同时，再了解一下苏联老大哥是如何内斗的、极权主义的恐怖之处在哪、为什么自由很重要。只是读完这些书，再把你的所感所想写成作文，一不小心就被阅卷老师判为“反动文章”，给你一个大大的鸭蛋。所以你写作文是没法放开身心而自由地去写，因为有的价值观是不被老师与官方接受的，不得不自我审查。而且，还得被迫使用华丽的词藻，而不是朴实的人话，只为多得几分。但如果习惯了，写作也就因此被污染。
正因如此，更要多写。哪怕没有作文和考试，写作仍要继续。忘掉以前写的作文，换个脑子，从头开始写；忘掉曾经那些翻译腔和华丽的词藻，尽可能忘掉审查恐惧（前提是注意自己的安全），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只要继续写下去。也可以在公众号、博客一类的平台上发表，向读者分享你的经历与见解。
放开身心地去写，自然能够写出人话。毫无束缚地写，也能从写作中获得自由。
（八）与好的语言相处
上“写人话”写作课，在倒数第三次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羞愧，即使写作课老师没有要求我们写跟语言相关的文章，我也想来谈谈这种羞愧。
我上小学的时候，一直是男生里语文成绩最好的，同样也是文笔最好的，深受语文老师的喜爱，要不然就是受到老师的嫉恨，曾有某一届语文老师当众斥责我：“恃才傲物，哗众取宠！”意思是我在课上接话太多，故意引起课堂喧闹。殊不知，她的斥责在我看来反倒成了一种荣耀，我愈加喜欢在课堂上逗笑同学，扰乱课堂纪律，甚至发展出了一批“好同志”，天天恶补语文知识，专门在课堂接茬。
到高中毕业时候，我也是全年级语文成绩最高的人，我常常把这事儿拿出去炫耀，以此显得自己有文化。这个时代是这样的，青少年中有谁会写几段通顺的文字，还能有点引经据典的文采，就好像成了知识分子一员，有了文化，那股子知识分子的骄傲劲也出来了，逢人便说自己曾经的傲人事迹。
我至少觉得自己是会写作的，在体制内的作文评价我并不低，甚至还写出过满分作文。对于语言，我觉得自己好歹应当有点发言权。但“写人话”这写作课当头给了我一棒，这课不谈虚的，就讲怎么写更好，我越上越心惊，倒数第三次课一上完，我就瘫在了椅子上。
那时恰好是春节，上完课是晚上十一点，我在老家的小屋子里，窗外一片黑夜，我的心也是黑沉沉的。上了七次课，我的写作基本功还是不够好，一直以来的教育把语言审美看成是用典、用成语、用名人名言，好像这就是文采。谁写得越接近教科书，就越接近满分作文，后来我才知道，教科书的好多文章都是教育部的编辑老师们“精心删改”过的。有些文章掐头去尾，他们认为不好的东西都得删掉，好保护我们幼小的心灵，还有许多文章，是讲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光荣组织，希望我们能忆苦思甜，不忘前人，主动挑起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担子。即使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毫无美感可言，但在“统一思想”的意识形态指导下，这些语言强行进入了我们的心灵。
我看着我笔下的文字，其间时常有脓毒般的污染流出来，洋化文字和赤化文字充斥其间，以前一位周姓老师在某次“山海夏校”的课堂上讲过“语言污染”，当时只觉得好笑，没有太多深切的体会，但经过了七八次写作课，对“语言污染”的体会愈来愈明显，这是我们过往教育中留下来的遗毒，而我还可笑地放不下对语文成绩的执念，居然还以语文成绩为傲，这让我羞愧到恨不得钻进地里。
所幸，还能知错就改，简单、干净的文字我们随时可以去追求。我相信人的天性会辨别美丑，只要见过一次美的事物，我们就可以怀疑和改变以往建立的美的观念。世界上美的语言和文字何其多，在这个意义上，只要不控制语言文化，人们自然就会向往美的事物，辨别丑的文字。而不开放，恰恰成为一种根本的恶。
开放地去写作，开放地读更多文字，开放地使用各种语言，不受限、不阉割自己，这是我得到的小小信念，如果要再进一步，写出好的文字，或许还能再加上：面向真实的东西去写作。真实的文字自有力量，而不是我们那些故作高深、文采斐然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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