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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钱锺书研究文库”丛书之一。《石语》系钱锺书于1932年阴历除夕与陈衍（石遗）的一次谈话记述。内容为对当时一些文苑翘楚、诗坛名流的文品、人品、性情、爱好的直言不讳的评骘，也不乏对这些学者、文人道德的臧否鉴衡。由于各种原因，直到20世纪末才得以影印面世。因为全篇钱先生用文言写下，加上时隔多年，当时的文坛翘楚、诗界健将对于当下的一般读者来讲，已十分陌生。为此，香港作家林行止建议刘衍文教授写写《石语》，于是有了本书稿。
余早岁学为骈体文，不能工也，然已足伤诗、古文之格矣，遂抛去不为。凡擅骈文者，其诗、古文皆不工。余弟子黄秋岳，骈文集有清一代之大成，而散文不能成语。初读这些话，似觉石遗老人只是信口而出，并不曾作过周密的考虑。立论的中心，只在以骈文与古文对论，诗不过是好像顺口拖出来的。因为所举其弟子黄秋岳的例证，并没有涉及他的诗。反观《石遗室诗话》中，誉及其诗者却在在可见，都没有说其“不工”，倒是“极工”的呢！那么，《石语》所记“诗、古文”的“诗”，是否因口误而赘入，理宜删去才对呢？是又不然。检《石遗室诗话》，卷八则又有说云：“习为骈体文者往往诗情不足。以在‘六艺’中‘赋’‘比’多而‘兴’少，《颂》《大雅》多而《风》《小雅》少也。惟武进屠敬山（寄）工六朝骈文，而《结一宦诗》，则诗情亦复不浅。”则显然又是以骈文与诗对立而言的。照这样说，岂不是唯屠敬山诗是特例，黄秋岳却又不在其列了吗？但这毕竟是行文前后失应的小疵，提而勿论可也。见及此语,很容易使人想起明末清初侯方域（朝宗）的一则掌故来。周百安（圻）《与吴冠五书》云：“朝宗初学骈俪文，壮而悔之，规于大家。”查侯的《壮悔堂文集》，卷三《与任王谷论文书》有批评骈俪文的一段话说：六朝选体之文，最不可恃。士虽多而将嚣，或进或止，不按部伍，譬如用兵者，调遣旗帜声援，但须知此中尚有小小行阵，遥相照应，未必全无益。至于摧锋陷敌，必更有牙队健儿，衔枚而前，若徒恃此，鲜有不败。今之为文，解此者鲜矣。初初看去，似真有异代同心之感。但细按之，却全然有别，朝宗所指责的，是专指“六朝选体之文”，石遗老人所说，乃是指历代所有的骈体，即除选体外，尚包括初唐的王、杨、卢、骆，晚唐的“樊南四六”，以及两宋直至清末民初之作。朝宗指出选体文字的弊端，是确实存在的。如最著名的足以代表骈俪典范的《哀江南赋》，其“序”与“赋”，就多有重出和凌乱的所在，即所谓“不按部伍”者是，而并非技巧上的倒装与曲折。石遗老人非难骈文，虽与侯氏之说角度不同，却认为学了骈文，就“足伤诗、古文之格”，难道骈文之为害，竟是这么沾染不得的吗？倘从另一途径来探索，如李小湖的《好云楼初集》卷二十一《木鸡书屋骈文序》中即说：“雪苑（方域）正短于骈体，故为是名，以厚其集耳。”这正如《伊索寓言》中所说的，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事实上，才子型的文人、名士派的学者，常有把自己不能为的说成是不屑为，自己不曾得到的就说已经得到了的都算不得数。最显著的实例是龚自珍，因其生平不善书，已是不能入翰林而大恨。凡其女、其媳、其妾、其宠婢，悉令学馆阁书。客有言及其翰林者，必哂曰：“今日之翰林，犹足道耶？吾家奴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详见柴萼《梵天庐丛录》卷十一。其他笔记亦各有相类记载）而最天真得幼稚可笑的则莫过于王闿运，其《湘绮楼日记》光绪十六年三月廿九日云：看惠栋《汉书·注》：“今此谁贼。”文理不通，信元和生员之陋也。生员、翰林，本朝无通人，积习移之使然，亦犹进士官少能吏，彼拘墟之见重也。然则举人乃人才之薮，宜克（愙）斋、季高偏贵之。由于湘绮老人自己不曾考取进士，只是一个举人（光绪三十四年，湖南巡抚岑春煊奏请特与褒奖，才于四月初九日朱批赏给翰林院检讨，这绝不能算作科班出身），于是遂将举人之上（进士、翰林）下（生员）一齐抹倒，而唯此中阶“乃人才之薮”，且以吴大澂、左宗棠为例证之，岂不令人绝倒！石遗是否也有这种心态呢？这是颇值得我们玩味的。其实石遗于己之诗文原是相当自负的，这里说“伤诗、古文之格”，正是由于“早岁学为骈体文”之故，言下之意是说，倘使不学骈体文，成就还会更大，学而两伤，今已追悔莫及，徒唤奈何矣。要是真有人有所讥弹，则已解嘲在先，足以封嗤点流传之口，亦未为得计也。姑不论石遗的想法究竟如何，且单提“凡擅骈文者，其诗、古文皆不工”这个立论，却是非常片面的，只不过是“自照隅隙”，专从一己的经验和极少数例证下此论断，即所谓“以偏概全”罢了。须知以体论文，最早在曹丕的《典论·论文》里，就有“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话，又接着说：“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虽其时文体尚未大备，但曹丕的论断却已照顾得很全面了，即以体论文，既有偏能之才，亦仍有兼善之“通才”。何石遗老人所见与所思之不广耶？骈散两体及诗词皆擅之通才，为后人所公认者，于有宋一代当数欧阳修、苏轼与王安石。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二云：“本朝四六，欧公为第一，苏、王次之。”清李调元《赋话》更进一层云：“宋人四六，上掩前哲。”这都是很有体认的会心之言。虽然欧公自言“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参见《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六），但于职责所在，不得不作时却仍不碍其工，且比之选体，已克服了“不按部伍”的缺失，而又都未曾有伤其诗、古文之格。这难道不是明摆的事实吗？再说清代博学者多，骈文复兴，流派纷呈，能骈能散且诗词兼而有得之通才，人数实远过于往皆。梁任公谓其时骈文“极工者仅一汪中”（见《清代学术概论》［三一］）,未免太信口失言，不负责任。实则各家所为，原各有得，后人抑扬，互有重轻。或出门户之见，或以嗜好之殊，所谓文无定法而又无定评，原不足怪，但离谱太远，总难服人。这里不及多叙，不过特别要提出一个为一般舆论尚不曾足够重视的孙原湘（子潇）来。钱公说“孙子潇诗声淫词冶，《外集》五卷，上配《疑雨》,而为文好作道学家性理语”云云（见《谈艺录》［增订本］234页），语固极是，但尚未论及其《天真阁全集》中全部的骈散诗词。就各体诗文来说，我实难挑剔的出它放言遣词和篇章结构之缺失。注：本文摘自《<石语>脞谈》，刘衍文 著，河南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本文标题为小编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