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9月29日上午10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王永志、王振义、李振声、黄宗德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王永志是我国新一代远程战略导弹的第一任总设计师、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今年6月11日，他在北京病逝，享年92岁。
以下为本刊在王永志获得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发表的文章节选。
王永志留苏时，在冬宫前留影
“如果没这一步，我后头的一切就都没有了。”
担纲研制我国首枚大推力运载火箭
回国后，王永志穿上了中尉军装，被分配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工作，参加我国第一枚中近程火箭的设计研究。在这过程中，他见证了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起步与辉煌。
1964年6月下旬，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行近程火箭第一次飞行试验，王永志平生第一次走进戈壁滩。
在计算火箭的推力时，研究人员发现射程不够，大家考虑是不是多加一点推进剂。但是，火箭的燃料储箱有限，再也加不进去了。当时天气炎热，推进剂温度持续升高。火箭发射时，推进剂温度升高，密度就要变小，发动机的节流特性也会随之变化。据此，第一次参加发射工作、军衔最低的王永志经过精密计算后，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解决方案：从火箭燃料储箱内泄出六百公斤燃料，这枚火箭就会命中目标。当他把这项建议在会上提出来时，大家都感到不可思议：“本来火箭射程就不够，你还要往外泄？”发射场的技术总指挥钱学森听了王永志的意见，觉得很有道理，马上把火箭总设计师叫来，指着王永志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结果，连续三次试验全部成功。钱学森后来提起这件事时说：“王永志善于逆向思维，我推荐他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就看重他这一点。”但是，王永志在部队连少校梦还没做成，1965年就赶上了集体转业。
王永志和夫人王丹阳（右一）看望钱学森及其夫人蒋英
不过，是金子就会发光，几年后，王永志便开始大显身手。
1971年，他担任火箭首飞试验发射阵地技术负责人，主持中国第一代战略火箭改型为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技术方案。1978年，他又受命担任中国第二代战略火箭的总设计师。
1984年4月8日，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我国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我国的运载火箭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次年10月，我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入国际市场，对外承揽发射服务。”那段时间，国际航天领域阴云密布，特别是大型卫星的运载能力出现了危机：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欧洲“阿里亚娜”火箭发射失利……作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第五任院长，王永志却认为，这是我国火箭进入国际发射市场的一个契机。
于是，他和火箭专家黄作义筹划出一个大胆的创新方案：以长征二号火箭为基础，研制我国首枚大推力捆绑式火箭——“长征二号捆绑火箭”。具体做法是捆绑四个助推器，将火箭的运载能力由原来的二点五吨提高到八点八吨，可以承揽发射大型卫星，把中国的运载火箭推向国际市场。
1988年12月，国务院批准了大推力运载火箭研制计划。按照我国跟美国卫星公司签订的合同，我国要在1990年6月30日前完成大推力捆绑火箭，否则就取消合同，罚款一百万美元。当时，距离合同规定的日期只有十八个月。那是一段最艰苦的日子。作为研制总指挥，王永志天天和专家、工人们泡在一起，昼夜工作在现场。
在“长二捆”的研制过程中，王永志充分利用成熟的技术和以往的经验，在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同下，最终只用十八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通常需要三四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创造了中国航天乃至世界航天史上的奇迹。
1990年7月16日，“长二捆”火箭一举发射成功，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九点二吨，运载能力比“长征二号”翻了两番，将巴基斯坦的科学试验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枚仅仅用十八个月研制成功的大型运载火箭，创造了世界运载火箭研制史上的奇迹。外电报道说：这大大提高了中国运载火箭在国际商业市场上的竞争能力。1997年8月20日，我国跨世纪的重要运载火箭——“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地将菲律宾的马步海卫星送入超同步轨道，其研制成功巩固了我国火箭技术的世界先进地位。
担任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
中国的载人航天计划，起源于“863高新技术发展研究规划”。
1986年年初，航天专家王大珩、陈芳允等四人联名向邓小平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中国制定高新技术发展规划。邓小平阅后，当即批示，马上组织，不要延误。1986年3月，国务院组织全国二百多个专家，分十个组开会研究制定国家高新技术发展规划。已届“天命之年”的王永志第二次被批准参军，担任“载人航天工程”研究组组长。这个会议制定了中国高新技术发展研究规划，总称“863计划”。
“863计划”分七个重点领域展开，其中之一就是载人航天，简称“863-2”。包括王永志在内的七人专家委员会成立了，负责研究载人航天发展规划，即制定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蓝图。从1987年开始，这个委员会工作了五年，绘制了符合中国实际的航天蓝图。1992年1月17日，王永志担任载人航天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组组长，主持拟制了该工程七大系统的技术途径和主要技术方案。1992年8月、9月，王永志代表论证组先后向中央汇报工程主要技术方案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均被中央肯定。
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听取王永志等对载人航天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汇报后，整整讨论了一个上午。大家一致认为，搞载人航天意义重大。最后，会议决定，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要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地把载人航天搞上去。于是，当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
中央还任命了四位工程负责人：总指挥丁衡高，副总指挥沈荣骏、刘纪元，王永志任工程总设计师。
王永志（左一）等为载人飞船着陆场选址
作为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体上包括七大系统：航天员系统、应用系统、飞船系统、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测控通信系统和着陆场系统。各个系统都涉及不同的领域，科学门类之复杂远非卫星工程可比。然而有一个信念，时时回响在王永志耳边：“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能做到，而且要做得更好。所以，无论组织上交给我什么任务，我都会努力把它干好！”
当时，国际宇航大国征服太空的脚步已经遥遥领先。苏联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上天已经三十一年，美国宇航员也上天三十年了。怎么给中国飞船定位？我们的飞船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是王永志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按照苏联及美国人所走过的路从头走起，还是瞄准当今的先进水平大胆跨越赶超？
作为工程的技术总负责人，王永志既注意充分发扬技术民主，又牢牢把握大局，将一大批热爱祖国、技术过硬的科技人才团结在一起，继承和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形成了一支优秀的航天科技队伍。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王永志和他的同事们提出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设计思路。
事实上，早在工程论证阶段，王永志就思考跨过国外初始阶段的单舱飞船，一步到位瞄准三舱飞船，让中国飞船与世界最先进的飞船并驾齐驱。他瞄准的赶超目标是当时最先进的俄罗斯“联盟-TM”飞船，这是俄罗斯第三代飞船的第二种改进型，相当于第五代飞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飞船。
“迈出左脚，不仅仅是为了向前跨进，同时也为迈出右脚找到一个支点。”王永志说，要追赶，要跨越，就必须在实施第一步时考虑到第二步、第三步。俄罗斯的“联盟”飞船三个舱一起返回，轨道舱和推进舱都在大气层被烧毁了，只有返回舱能够回收。王永志想，轨道舱两三吨重，把它送上太空很不容易，不能随便让它烧毁，而应该让它留轨运行，作为一个试验舱来利用，这样就相当于发射了一颗科学实验卫星。更重要的是，下一步我国还可以用它搞太空交会对接。
沿着这一思路，王永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利用轨道舱进行交会对接试验的设计思路。这样，载人航天飞行成功之后，能够留下一个初步的天地往返系统。只要对它稍加完善，就可以直接向空间站过渡，不必再单独立项为解决空间对接技术搞一个独立工程了。算一笔账，国外做五次飞船交会对接试验要发射十次，而我们只要发射六次，大大节约了经费，增加了飞船使用效益。
1999年11月17日，是王永志六十七岁生日，同事们向他表示祝贺。20日，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神舟一号”试验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呼啸升空，绕地球十五圈后于次日凌晨在内蒙古预定区域成功着陆。它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飞船发射成功后，大家又为他过了一次大喜的“生日”。王永志说：“这是国家航天事业赠给我的最有意义的‘生日蛋糕’。”
2001年4月，王永志应邀前往俄罗斯参加加加林太空飞行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他的母校莫斯科航空学院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并颁发给他“杰出毕业生金质奖章”。在学术报告中，他用俄语介绍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创新点。他的导师、“联盟”号飞船的总设计师米申院士激动地对听众说：“你们都听到了吗？中国飞船不是‘联盟’号，中国飞船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飞船！”
载人航天，必须确保航天员的安全，为此王永志提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设想。
飞船能否顺利返回、平安着陆？这是王永志倾注心血最多的环节。我国曾有一颗返回式卫星程序出了差错，卫星几年之后才回收。这件事对王永志震动很大：要是飞船也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将太危险了！一个灵感的火花闪现在王永志的脑海：要是那颗返回式卫星上有人，不是可以让他采取手控的办法自己回来吗？因此，他主张凡是可能造成航天员生命危险的环节，都要在设计中加上航天员手动控制的自救程序。
以人为本，安全至上，王永志为此殚精竭虑。为增加飞船应急返回主着陆场的机会，他主持设计出能满足多种要求的载人航天飞行轨道。对安全措施考虑得比较周到，这是中国航天飞船的“中国特色”之一：在待发段有四种救生模式，上升段有十一种救生模式，飞船上有八种救生模式。为了解决火箭上升阶段航天员海上应急搜救的难题，王永志创造性地提出了飞船就近飞往三个海上预定落区，实现海上选点的救生方案。这一做法，为国际首创。
2003年10月15日，我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发射成功，航天员杨利伟被顺利送上太空。10月16日早6时23分，神舟五号成功返回地面，“太空勇士”杨利伟走出舱门挥手致意。此时的王永志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当天，他打电话向钱学森汇报：“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您给我的任务完成了。世界上除了俄罗斯和美国外，还没有另外一个国家这么大规模地搞载人航天。尽管在技术水平上我们与他们存在差距，但我们在世界上还是稳居第三。”钱老当时在电话里连声说：“好呀！好呀！我高兴！”
最大的愿望是把我国的航天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王永志在事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他的家庭生活亦很幸福。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留学预备班时，王永志与王丹阳是同班同学。到莫斯科后，他们一个在航空学院学习，一个在石油地质学院学习，最终同学谊变成夫妻情。后来，妻子调回北京改行搞科技情报工作。她凭着一股钻劲，掌握了俄、英、法、日等语言，成为我国运载火箭研究院第一批研究员。
王永志谈起妻子时总是谦虚地说：“她比我当研究员时间早。别人说我科技前沿信息知道得多，这全得益于我的身边有个‘情报员’。”这话不假，不管王永志搞什么新型号，王丹阳都能及时提供有关信息资料。王丹阳先后获得国家级和部级科技成果进步奖六项，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
王永志的师生情也同样令人感动。多年来，他一直和当年的恩师刘汉甲保持着书信联络。他致老师的书信中洋溢着对故乡的热爱、对恩师的感激：
——刘老师在我人生的十字路口上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是他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使我一举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
——我从刘汉甲老师身上得到的不仅是困苦时的无私帮助，更是他人格力量的感召。那就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宽厚仁爱的情怀。
——从当年孤苦无助的农村少年，成为今天国家航天事业的设计师。永志的成长、成才和成功凝聚着众多师友的关心和帮助。永志将加倍努力工作，报效祖国，报效生我养我的昌图热土，报效给予我极大激励的恩师。
1991年5月，王永志和阔别多年的恩师刘汉甲见面。王永志陪老人去了很多地方，让老人家实现了畅游首都的梦想。2001年9月，是刘汉甲老人的九十大寿。10日，王永志从北京向刘老发去了贺电。贺电全文如下：
春秋九十，学子数千。今日大寿，谨致祝贺。老师教诲，时刻不忘。衣食相加，力量源泉。箭射天狼，星耀银河。飞天梦成，以报恩师。
王永志
在九十大寿那天，这封庆贺电报让刘汉甲老人整整激动了一天。
王永志留学苏联时的导师米申说过：“做总设计师风险很大，这一生你不得神经病，也会得心脏病。这是一项压力很大的工作。”他一语中的，王永志几乎每天都处于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状态中，一刻不敢懈怠，随身带着速效救心丸。
然而，当有记者问“如果有机会让您再做一次选择，您还会选择‘航天’吗？”时，王永志的回答让记者们再一次领略了中国航天科学家的风采：“再选择一次人生，当然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但如果我还能为我国的载人航天，能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多做一些贡献，多工作几十年，那是我最大的希望。宇宙是无边无际的，那么探索宇宙、开发宇宙的工作也是无限的。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做更多的工作，进一步把我国的航天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责编丨张静祎 责校丨张静祎
排版丨王苑 审核丨梅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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