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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几天，我注意到母亲总是长时间一个人躲在卧室里忙碌，无论客厅里气氛再热烈，她都无动于衷。我叫她吃饭，她也只是嘴上答应着，腿脚却不响应。这显然是极不正常的。她究竟在忙碌什么呢？我走近观察，发现她要么反复把衣服从包里掏出来再装进去、装进去再掏出来，要么反复把包上的带子打结后再解开、解开后再打结。
我问父亲是否留意到母亲这种反常表现，父亲一脸茫然。我又问爱人，爱人每天精力全在几个月大的女儿身上，似乎也不曾留意。
那个周末，我像是犯了强迫症，数次把母亲从卧室里拉出来，让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而母亲每次都坐不了太久，便如梦游一样重新回了卧室。我不甘心，又把女儿塞进母亲怀里，想借此打断她的“忙碌”，而母亲呢，伊始对女儿喜爱交加，但没过几分钟，便随意将女儿往地上一放，转身又开始了她的“忙碌”。
我斜靠在卧室门框上，凝望着全然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母亲，她的身影弱小而又孤独，我的内心黯然而又悲凉。
对于母亲的情况，我无计可施，唯有尽量延长她下楼活动的时间。这种办法，我称之为“隔断”——只要不让母亲置身于卧室这个环境，她就会恢复如常。母亲下楼活动，仍由父亲陪同监护，每当隔窗俯瞰父母坐在楼下健身场长椅上静静相守的样子，我内心便暂时感到一阵欣慰。之所以说暂时，是因为烈日炎炎，不可能一整天都让父母待在楼下。可也只能这样了，在我看来，这虽然是不是办法的办法，但也是最好的办法。
但是生活啊，你永远猜测不到它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比如母亲性情的改变，已让我觉得难以承受，怎料想，紧随其后还有更加难以承受的变化。
过了半个多月，某天晚饭过后，我正在拖地，父亲正在看电视，原本在卧室中安安静静地“忙碌”的母亲，突然肩膀上扛着一只枕头出现在客厅里，大大方方地朝我和父亲打招呼：“你们忙吧，我走了啊。”
我大吃一惊，和父亲对视了一下后，丢掉拖把，上前拦住母亲：“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回家。”
“这就是咱家啊！”
“别胡扯了，是不是咱家我能不知道？”母亲说着，伸手就要去开门。我下意识地去抓母亲的手，母亲瞬间像一头发怒的狮子，撞开我，吼道：“你给我让开！”
我被吓着了，脑子一片空白，任由母亲打开屋门走了出去。过了几秒，我缓过神，追上去，急中生智道：“妈，你等一下，咱回去把你衣裳带上再走，你衣裳兜里还有两千块钱呢。”
母亲竟然相信了我的话。回屋之后，我接连使用缓兵之计，直到母亲彻底忘掉了“回家”。
当天晚上，我和父亲都避而不谈此事。我明白，我们父子二人都在刻意回避一个痛点。这个痛点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我们已经意识到母亲极有可能患的就是阿尔茨海默病，但因缺少一份权威的确诊证明，我们也便自欺欺人地像看待“皇帝的新装”一样来看待眼前发生的这事。
这一夜，我失眠了。因为我在担心，如果哪天自己正在上班时，母亲又发生这种情况，该怎么办？父亲和爱人显然搞不定。
不出所料，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在单位正开着会，父亲打来了电话，说母亲又要离家出走，爱人正千方百计地阻拦她，怕是很快就拦不住了。
我匆忙跑出公司大楼，打车回了家。当我从单元楼电梯里走出来时，看到爱人正抱着女儿站在电梯门口，而母亲则正抱着一个布包在楼层走廊里乱转。
“你回来得真及时，”爱人看上去心有余悸，“妈可能一时迷糊，不知道怎么开电梯门了，否则我真没办法。”
我拍了拍爱人肩膀，什么也说不出来，更顾不得理会咿咿呀呀想让我抱的女儿，就转身安抚劝慰母亲去了。
这一次，无论我如何劝母亲，母亲都不愿回屋。无奈之下，我只好改变策略，先陪同她下楼，然后再见机行事。
母亲似乎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就在小区里一圈又一圈地转着，一直转了两个多小时，其间，我使出浑身解数，数次劝她上楼，但均以失败告终。眼见到了傍晚，我已黔驴技穷，只好故作神秘地从后面追上母亲，对她说：“妈，我刚捡了五百块钱。”
“真哩？”
“不信，你看！”我把早已准备好的钱展示给母亲看。
母亲看起来挺高兴。我乘机故作得意扬扬道：“咋？要不咱俩下馆子去，整点好吃的，庆祝一下？”
“中！”母亲爽快地答应了。
我带母亲去了小区西门外一家小餐馆，点了三个菜：一个是她最爱吃的鱼香肉丝，另外两个是白菜煎豆腐和农家小炒肉。
看母亲吃得津津有味，我情不自禁地掏出手机，对着菜品拍了张照，发到了朋友圈。
那一天，是2013年7月8日，我在朋友圈写道：
母亲老了，和她在外面吃饭，只有她和我，愿时光就此放缓。
仅此一句，只字未提母亲病情。
这顿饭“治愈”了母亲。饭后，母亲像个正常人一样说说笑笑地和我回了家。
注：本文节选自《当妈妈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十年陪护手记》，鲁非 著，河南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本文标题为小编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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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熊丰 | 责校｜张丽 |
审核｜杨莉 | 排版｜王雨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