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读者都可以通过读书，生成自己心目中的钱锺书

问：您的论文《钱锺书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反思》题目中的“反思”，意味着相较于主流的逆行、异调。在您看来，对彼时的文学和后来的文学，钱锺书的反思，最有价值的意义是什么？在当时的那个潮流中保持独立的品格和思想，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吗？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现代文学探索的时期，相较于探索，反思的意义是什么？

答：我理解的“反思”，也许不见得一定是立场上有预设（我称其为“逆行”），似乎是“你支持的我都反对”，这不好；称作“异调”，准确一些，就是不一样的声音。但声调不同，也可以是一种协奏、合唱，是复调旋律里的不同分部。

钱锺书早年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从中可知他二十岁出头就准备写一部中国文学简史，来批评胡适、周作人的白话文学观念和新文学史观，文章中处处有针锋相对的言论。这是一种批评的立场，确实有反潮流的自觉。这些观念和结论尽管是反对的意见，并不妨害我们将它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每年我们都纪念“五四”，有位海外学者说“我们要以迈出五四的工作来光大五四的精神”，我深以为是。反思和异调本身都是一种探索，或者说，这可能是最好的探索。比如二十世纪上半叶里新诗内部的探索，就是建立在前期诗歌观念和理论的反思和批评之上而发展的：从诗体的自由化、不押韵（胡适），到对内在节奏感的重新探究（穆木天），以及对音乐美、建筑美等构成的新格律的强调（闻一多），从吸纳和转化古典文学的元素（戴望舒）到放弃与传统的语言联系而转向直面当下存在的形而上表述（穆旦）。

你选择去探索什么，取决于你看到了什么。从上面所述新诗内部发展的这个变化过程，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也有并不变化的固定方向：一种不断的“非诗化”，它使得新诗离开既有的形式；用诗来构建现代口语的同时，以言文合一的方式来锤炼日常生活语言的表现力；再就是诗人们不断受西方文学潮流的启发，意图使诗歌具有民族性、思想性和文化、社会功用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看，五四后的新诗潮流和晚清以来的宋诗派运动，以及清末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思路几乎均是如此。

钱锺书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也属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的组成部分，他反思的就是自己在这个过程里的问题。他认为文学是文和学的结合，因此形式上的突破不能看表面文章，有时我们觉得是新变是革命性的突破，其实是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因袭了某个传统而不被多数人察觉。旧文学可能以各种方式再生于当下，产生或好或坏的作用。因此出路在于放弃新旧对立的成见，创新不是向壁虚造的创新，而是充分认识和学习古典传统之后作家靠才力有可能完成的一个突破。这是钱锺书反思里最有意义的部分，你甚至可以从他那部大书《管锥编》里任何一段得出这样的结论。

与此同时，他心里的古典传统不仅是中国的，还包括了所谓的“二西”之学，即“西域”（指印度通过西北地区传入的佛教传统）和“西洋”（指晚明以来——不是晚清以来——传入的欧洲文化）这两个古典传统。中西文学的交流史，在钱锺书看来并不是十九世纪才开始发生的，恰恰是鸦片战争以后因我们的落后挨打而激发的强国心志，影响了我们用功利的态度接受欧洲的传统。

大家可以仔细读一下《谈艺录》的小序（这是写在1946年的短文），在中国战胜了外族侵略者的时刻，钱锺书忧虑的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恢复了，就不再认真对待外来文化传统。因此他才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人的感受情绪和天地自然之理一样，这是异质文化交流的基础；当然并不是说如此就不需要交流了，互通有无的是各自传统里的大作家真正独一无二的思想与言辞创新之处。像胡适的新诗观点学习美国意象派诗人的时髦理论，而意象派又源自庞德的启发，庞德的灵感又出于从日本传贩来的唐诗，这种对误解的误解在文化交流史上也是值得研究的有趣现象，但我们要反思这么兜兜转转了一圈有什么意义。说得尖刻些，就如王阳明的诗“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

但换个角度说，在对自家传统认识不够的时候，确实需要“他者的眼光”来帮助你认识自己家底里有什么当下的新价值。张隆溪先生总结钱锺书的学术精神是“会通中西”，我理解就是中、西两个传统都先理解透彻了，再合起来考虑。

问：对于钱锺书读“林译小说”而对西洋文学发生兴趣并以此为学业，陈衍同样表示了惋惜：他认为林纾翻译的目的，在于由此引导青年“进而学他的古文，怎么反而向往外国了”？

为什么当时包括钱锺书在内的一些青年，是从译者的古文中阅读西洋文学，对西洋文学内容本身的兴趣反而超越了古文？那个时候的翻译应该是相对简陋的，也不是那么准确的，到底是什么吸引了他们？

答：首先，我不同意你说的，“那个时候的翻译应该是相对简陋的，也不是那么准确的”。我本身也做一些翻译文学史的研究，也做一点翻译的批评，也翻译书。我不认为早期的翻译简陋。翻译文学史，当然至少要从上千年的佛经翻译说起，那些非常复杂，我讨论不了，在此不说了。就说西方文学从晚明点滴传入中国，里面就有各种值得探讨的话题。早期参与西文汉译的中国人，其实基本不会外语，但他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在于如何形成翻译的文本。五四以前的翻译大多是文言的，这需要在形成文本时有一个文学根底深厚的“笔述”者。林纾在清末民初的古文作家里地位比较高，被视为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他还曾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时代之前的北大做过国文系的教授。因此，虽然“林译小说”的主角不会外语，但他“笔述”成的翻译小说文学价值很高，有时胜过原作文笔——翻译未必不如原作，有时可以胜过原作，这是钱锺书的一个妙论，我对此也非常同意。

至于早期翻译的准确性不高，这在很多时候好像都是成立的。郑振铎批评林纾，《堂吉诃德》原作那么一个大部头，他就给译成了薄薄的两册，丢失了很多内容。但实际上林纾译的并非原作，而是一个节略的英语改写本。要是这样来批评他准确性不高，是不对的。我过去专门读了很多冷门的林译小说，我发现如果严格讨论覆盖原作内容“准确性”的话，林纾有不少译作是近十年才有中译本超越他的。比如他译的乔叟《坎特伯雷故事》，也是通过一个节略英语本子译出的，但其中有些内容在方重这种乔叟专家的中译本里都被故意删掉了（涉及中世纪巫术）；还有他译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史诗《奥兰陀的疯狂》，也是一个故事梗概本，但我们看到其他中译本也是故事梗概本，直到2018年才出现了两个依据原作完成的全译本。这两个全译本，其实在我看来也都有“准确性”的问题。但如果简单地以为林纾翻译的作品的“准确性”问题特别严重，我们会获得一种盲目的信心。

实际上，钱锺书在他《林纾的翻译》那篇文章里也说，他在六十年代翻出林译小说重读，发现读起来很有意思，值得读，但是又找到一些新近的外语专家译的同一部书，低级的错误少了，却毫无趣味，让人觉得不如读原作。——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如果你只想要了解一部小说的主要情节，你根本不用读全书，网上搜一个内容简介就好了。如果你想要通过细节体会作家的才华，最理想的当然是读原文。

读译作，我们收获的其实是译者的才华和原作者才华角逐后的一个结果。正如冯象先生说的，“翻译是母语的较量”。现在的翻译，虽然号称以“忠实于原作”为宗旨，很多译者才华不济，这就像我们上个问题里谈到的那样，你不能传达西方文学传统里的价值，原因在于你没有掌握中国文学传统里的财富。这是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会特别注意翻译文学的一个主要原因，我认为翻译文学应该放在中国文学史的内部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林纾翻译的才华，第一，他有些地方胜过了原作者的才华；第二，他的译作更多时候令人对原作产生美好的遐想。不仅钱锺书，鲁迅、周作人兄弟也是如此，他们在日本读书时，林译小说每出一部，就马上去买了来。后来他们俩还合作译了一部哈葛德小说——《红星佚史》。哈葛德小说就是林纾经营最多的翻译作品。

此外，施蛰存、郭沫若、巴金、丁玲等现代作家也都说过早年受林译小说的影响而爱好西方文学。钱锺书说这就是翻译家最好的一种本事，他没有用自己的译作终结你对原作的好感，而使你愿意去为此再学外语读原作。我小时候读的第一部西方小说是杨绛译的《堂吉诃德》，使我不仅想将来能读原文的《堂吉诃德》，而且对小说里提到的其他欧洲小说如《奥兰陀的疯狂》《高卢的阿马狄斯》《白骑士》等都怀有非常大的兴趣。因此，杨绛的译笔也有这样的价值，你要知道这和钱锺书的翻译观念是分不开的。

还要再补充一点，陈衍是旧学深邃的大诗人，但他评价林纾翻译的话并不在行。林纾翻译西方小说的最佳状态，文笔虽然生龙活虎，却并不是地地道道的古文笔法，钱锺书指出那是自觉改造过的文言文。也就是说，林纾在翻译时用的文言是一种新文体，为何可以如此，这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清末西学影响下的中国文学，面貌上其实有很多变化。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老派人物夸赞说有周秦诸子的气势，新派青年读了也能浮想联翩，假如真如陈衍老先生所说，从此退回到古文的世界里，那是荒唐透顶，结果只能失望。但是像五四新文化运动里的“王敬轩双簧信”事件那样，把林纾的翻译和古文都进行彻底否定，这不仅有失公道，而且错失了一个重要时机：钱锺书认为新旧文学是可以互相启发、共同进步的。

假如你关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就会知道拉丁语文学并不像胡适在他文学革命理论里说的那样成了“死文学”，而是和新兴的俗语文学并存了几百年，互相启发、共同进步。黑格尔直到写《小逻辑》的时候，才宣布说现在的德语，表达哲学思想的能力超过了拉丁语。我们过早宣布了文言语体的死刑（虽然近百年来仍有一些文言旧体的创作存在），就像我们过早地认为林译小说没有价值一样。

问：论文里提到的二十世纪钱锺书、胡适、鲁迅这些大师，他们既有学术上的理论建树，又有通俗的文学作品，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但在今天，似乎学术与通俗文学之间有了壁垒。学术专注于学术，文学创作专注于文学创作，这种鲜明的分工有什么原因吗？

今天的我们总是感慨大师的年代渐行渐远，遗憾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大师。这也是一种误解吗？其实不是没有大师，而是因为大师专业且有深度的研究，并不为一般读者所知，这是互联网时代文学研究和创作的一种辩证现象吗？互联网看似让人无所不知，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学创作中来，扩大了传播的广度，但实际上，对专业的文学研究来说，它的专业门槛是否越来越高？

答：我论文里没有使用过“大师”这个称呼。我的意思是我至少没有把钱锺书当成“大师”（我不是“钱迷”，也不搞“钱学”），而且一直都有学者出来说他也不算大师。钱锺书没有收过什么学生，在大学教书的时候都是上大课，登堂入室者少，他不被称作大师倒也不会得罪什么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钱锺书和鲁迅都有脍炙人口的小说传世。我记得前些年有排行榜，鲁迅稳坐第一名，《围城》也排在前五；此外还有金庸、张爱玲、老舍。但鲁迅小说的流行，很难说就是“通俗”，这和我们的语文课本关系太大了。金庸小说的地位，则全靠“通俗”。张爱玲和老舍，像我这样在大学讲过许多遍现代文学课的人就很清楚，这两位也占了至少大半个“俗”字。

钱锺书受欢迎真的很奇妙，《围城》按说在语文教育系统内部并不重要，要说通俗的话好像也不合适。二十世纪里的大学者，一位是钱锺书，一位是陈寅恪，最为世人津津乐道，实际上老百姓并不太读他们的学术书。但《围城》真是受欢迎。我时常幻想在一种长时段里看文学史，比如五百年后的中国文学史课本会用多少篇幅写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成就，那时候都有哪些作家会受到重视。从目前这个趋势看，我觉得《围城》是可以长久传世的。

没有亲身和大师同处一个时代，这倒不用伤心。宋朝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特别杰出的人物可以照亮一个时代或多个时代。要是仔细看看历史上的情况，平庸的时代很多，因此有人好奇“天才为何成群地来”。读书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和任何时代的天才大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但如庄子说，要是万世之后，有个人能彻底了解他，也算是“旦暮遇之”了。

由此可见，“大师”，是人人都可以去亲近他的，他身上一定有通俗的一面；但“大师”也是难以被深刻彻底地理解的，就像照亮万古的太阳，你不能当成手电筒一样放入自己的包里，他的光芒分给了不同的时代。——以上我是针对问题里的“大师”而言。钱锺书是不是“大师”，我决定不了。

至于互联网时代的创作和阅读，我觉得是优越于以往任何时候的客观条件。但如何利用这些条件，以及去做什么，这要看具体情况。钱锺书大概是最早倡导古籍数字化的人，他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时候，就组织人手建设《论语》和《全唐诗》的数据检索系统。他这样记忆过人、过目成诵，都想要升级技术手段，可见互联网时代是大有可为的。

问：在论文中，您介绍了钱锺书和鲁迅的一些不同观点。在今天，鲁迅被很多读者视为“深刻”的、权威的代表，凡事喜欢引用鲁迅的话；但是钱锺书却往往被读者认为是“抖机灵”的、“刻薄”的，常常被人谈起的便是《围城》和《猫》中对知识分子的讽刺。在今天的读者眼里，他与杨绛的爱情故事也远远超过他的学术建树。

这是对钱锺书的一种误读吗？您觉得鲁迅、钱锺书这些人为什么会被神化、被误读？如果请您向读者介绍钱锺书，您最希望读者眼里的钱锺书是什么样的？

答：这篇论文是我很多研究结论的一个综合，有些细节没有展开。其实我认为钱锺书和鲁迅、周作人乃至胡适，有很多思考是一脉相承的。他和鲁迅最接近的地方，可能在于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趣和学习上，两人都有极强的讽世笔力。我几乎想不出在二十世纪里还有其他这个段位上的中国作家。鲁迅也想写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小说，他写成的短篇如《肥皂》《高老夫子》，也是讽刺当时的知识分子的。鲁迅营造的氛围多有点阴郁色彩，但不是伤感的情绪。那篇写青年知识分子的《伤逝》，其实也有一种反时代潮流的东西，我们会觉得鲁迅并不接受五四的自由恋爱观：不是说这自由不好，而是看出其中缺少经济基础而产生的虚幻。带有这种基调的小说家，还有张爱玲和钱锺书，杨绛、吴组缃那里也有一点。海外汉学家称之为“反浪漫主义”风格。但各家又有不同。鲁迅那么写，和他自己的年龄、经历有关。他算是五四一代的父辈，看待同样的问题老成一些。这可能是他“深刻”的一个原因。当然你说很多人认为鲁迅“深刻”，主要还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对课文里的中心思想挖掘太多所致。

钱锺书写小说是采纳了身边朋友的一些故事，借用书本上读来的无数妙语而创作出来的。他的讽刺，和鲁迅出发点不同。像许思园（褚慎明原型），杨绛曾说他们在巴黎结交这位朋友，见闻了他选择爱情对象的一些趣事。你们看钱锺书是“大师”，但他其实也是普普通通的人，汪荣祖先生的新书《槐聚心史》里就说钱锺书的精神世界里有些童年创伤的影子。我的理解，钱锺书的言行里带有一定程度的社交自闭症和行为倒错的表现，他对于谑笑恶作剧是乐此不疲的，他在小说里尤其是读书笔记里，注意人的各种排泄物。他看似清高而与学界、文坛都保持距离，他对于“我们仨”家庭世界的绝对依赖，你不觉得都像是一种退回到儿童时代的心理问题吗？

但是写《围城》的钱锺书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开玩笑、挖苦人，陈列他觉得有趣的中西妙语或是排泄呕吐物。《围城》有若干层次上的主题，爱情婚姻的主题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和鲁迅深切地关注五四青年一代不同，钱锺书跳出了时代的限制。他认为你在这上面不管选择什么结果、什么对象，你都会后悔的，这其实不是他发现的什么深刻规律，苏格拉底说过，蒙田说过，我们的《红楼梦》也试图说过。这个“选择—后悔”的过程，也适用于人生的任何方面，这个道理也早被很多人说过，比如爱默生。这些其实都是套路，就看你怎么展开。钱锺书把小说设置在抗战时期，这就有了独特的时代背景。当时很多抗战文学都是正面写战争的，而《围城》从头到尾没有写到战争。但就像吴晓东老师论文里说的那样，战争修辞却贯穿在整部小说里，让你始终觉得战争无处不在。而小说人物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是什么表现呢？方鸿渐是一个非常善良但是懦弱的人。他有正义感，但逃避责任；足够聪明，总能想出应付的办法，结果陷入了困境：原因是他的做法是避难就易，走捷径，拒绝正面直视人生的所有问题。这几乎是我们所有人或多或少都存在的问题。这个人性的“围城”最深刻，让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方鸿渐的性格作为，难道不就是“围城”乃至整个时代的原因吗？

钱锺书早年受清末民初小说影响较大，这个传统和鲁迅所重视的《儒林外史》截然不同。《儒林外史》的讽刺是针对一般问题（科举）的，较容易引起读者共鸣。钱锺书的嘲谑，源于清末谴责小说的那种影射笔法，但他旨在透过他熟悉的现象来描述中国学术界最高端的那些人物，比如苏文纨，这可是留法研究中国现代诗歌的女博士，我都要仰视的。我今天要能去法国读个博士都开心死了，何况是在二十世纪的女性。又如褚慎明，能和哲学家罗素一起喝下午茶的人，这在今天起码也得是个“某江学者”吧？你钱锺书有这等资历吗？你不就去了牛津一趟，像方鸿渐一样连博士学位也没拿回来一个吗？但我们读小说，发现这些高端人物都有一些问题，他们连方鸿渐都不如。方鸿渐不过是懦弱，这些人物却虚伪、自私、空谈，且带有门户之见，借助某个文化符号的光环（留学、遗民）给自己撑腰。钱锺书没有再发展一步，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批判，他仍是跳出来居高临下地写，你可以说他人间关怀不够，也可以说这是悲天悯人的上帝视角。但我觉得小说就是小说，小说要是能解决人生问题，我们早不知道进步到什么地方去了。

钱锺书引过的一句古话，叫作“天下唯一种刻薄人善作文字”，好像刻薄是敏于体物状人、擅长是非议论的原因。但这话不准确，文字的刻薄不代表本人的刻薄，就像写忠君爱国诗文的人也可能是汉奸一样。“文如其人”这个自古以来都有的偏见，钱锺书也是专门批评过的。我前面说他随口臧否人物是一种心理不成熟的表现，这种心志当不了经天纬地的大人物，但是在和平年月里做个读书人是没有问题的。如杨绛所说，钱锺书有忧世伤生的一面、好学深思的一面，但最可爱的还是痴气旺盛的一面。我不能保证钱锺书写的书在我关注的专业领域之外还有什么深刻宝贵的思想，但可以断定他足够丰富有趣，这对于处于人生围城里的你我他来说，已经算是够好的精神消遣了。

最后，我还是觉得无法向读者介绍钱锺书，因为我不是他。但我想每个读者都可以通过读书，生成自己心目中的钱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