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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一壁残阳
我的第一位上级
交城的大山里没有好茶饭，只有莜面饸饹，还有那山药蛋。灰毛驴驴上来灰毛驴驴下，一辈子也没坐过那好车马。
我离开延绵横亘的吕梁群山前，离开这片古老的、黄色的秦晋高原时，已经没有初来乍到时的稚嫩浮华了。这里的荒漠、贫瘠和那些黝黑弯曲的脊梁，使人感到拙实、厚重，也有些淡淡的哀愁。甚至在梦中，我都会想起生活在大山中的时光，皮肤上永远擦不净的薄薄沙尘、滚烫喷香的山药蛋——在分别后的近20年里，我耳濡目染着大城市独有的繁华喧杂和沸沸扬扬：大批判啦、“四五”天安门事件啦、高层建筑和迪斯科啦、帕瓦罗蒂和费翔、张国荣啦、足球流氓和海湾战争、世界艾滋病日啦，对这些，我总感到有些不入“局”，有些寂寞，有些疏淡了那块寝卧着我们黄河母亲的土地。这种思考和情感时时涌起，又时时沉积，久而久之，竟凝铸成我心底的一块燧石，每遇撞击，它就能迸发出焐亮的火，燃灼着我身上和身边的浅薄、怯懦和庸俗。 我终于发现我是爱吕梁山的，这其中也包括对一位深沉、智慧、坚定的长者的爱。他叫王鸣三，我的第一位上级。 我们是在乒乓球台旁认识的。1971年底，我从农村抽调到刚组建的山西吕梁地委，在秘书办公室工作。恐怕是已经适应了田野的泥土气息和紫外线的烤射，一到办公室，竟无异于上刑，浑身难受，紧绷绷的肌肉包裹住的精力无处施展。于是，便每天利用空闲拉着几个公务员打乒乓球，弄得那些“老机关”常要侧目。那天，我正拎着拍子在楼道转悠，忽然被一个高大的身影挡住，抬起头看，嚯，好个高老头，足有1.8米多！颧骨突起，双腮深陷，大眼、大嘴、大手、大脚，花白的头发硬硬地立着，显得脸很长。 “小鬼，我陪你打几盘好不好？”不等回答，便径直站在球台旁。说实话，他的球艺不敢恭维，但偶尔得手，却也令人猝不及防。三局下来，我们都是汗水淋淋，他也把我的身世、经历了解了个“底儿透”。最后留下一句话：“咱们算个忘年球友，没事常来我屋里坐坐。”便走了。 事后，才知道这位高个老头，竟是新来的地委书记——王鸣三同志。 虽说老王“文化大革命”前是雁北地委第一书记，但已是时过境迁，刚“解放”，又犯过“走资派”错误，重新出山自然要往后排，名列第三。这也正应了他名字中最后一个字。对这些官场的微妙，我们这些当秘书的都像“明镜儿似的明白”。加上老王平日看文件勤，指示的笔迹又龙飞凤舞，让人难认。时间一久，有几个颇通沉浮之道的老秘书，便在背后呶嘴翻眼，渐有微词了。于是，就有人怂恿我去提意见：什么批改文件字迹潦草啦，不尊重下级啦等等。 明明是虎落平阳被人欺，由于不谙世事，我还真的率先“为难了”。听完这些意见后，老王抱歉地一笑，“大家提的这些都是对的，我今后注意就是。不过，也请你们谅解我的困难。” “不是，”他听出我话中的讥讽，便不客气地打断道，“我的手是半残废。这些年在牛棚过的，挨批斗时，手指断了。”大概他也知道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与他“同类”，因此说话不加掩饰，神色黯然地讲了在私设牢房中的遭遇。“别说是写字时握不住笔，就是吃饭不注意，碗还会掉在地上！”我骇然了，“这老汉真凄惶。”内心油然生出某种内疚、追悔，便默默地走出了房间。 1972年元月，吕梁山下了入冬以来的头场大雪。晚上，抽丝吐絮般地飘了一夜，早上，漫山遍野都着了素装。像所有起居不定的单身汉一样，我正在睡懒觉，忽然被“笃笃”的敲门声吵醒。进屋的竟是王书记！虽说他多次谐称是“忘年球友”，但终究是上下级呀！这举动好不异常。 “没有。”他闷闷答道。老王一边跺着脚上的雪，一边动手把座在炉子上的水壶拎下来，加上几块煤。趁这时，我连忙手抻脚蹬地穿好衣服，眼睛却始终不解地盯着他。 “刚听完中央台广播，陈毅同志去世了。”他的声音不高，却犹如五雷轰顶。我不敢相信这个消息，泪水却禁不住流了下来。还在上小学时，有年过“六一”，就听过他的讲话。印象最深的是：“孩子们，你们要好好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停顿一下，又说：“当然，还要讲卫生，不许随地屙屎屙尿！”全场哄堂大笑，他也开怀大笑，笑得直流眼泪。这位在儿时即景仰不止的老帅，怎么会…… 老王没有说什么，只在一张纸上给我写下了白居易的《放言》。 他拿着写得歪歪扭扭的字，一句句给我解释。最后竟点着桌子，不无感慨地说道：“陈毅和林彪在‘九大’时，一个是右派，一个是左派。‘向使当初身便死’，又怎样评价他们呢？”这种深奥的、内涵极多的问题，于23岁的我，几近变幻、飘渺的云。我只好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他也并不介意，找小字辈的我谈，总比愤无可泄要好多了。因此，仍然带着满意、信任的神情看看我，便又踏着碎琼乱玉走了。 我没有背诵古诗的习惯，唯独这首却熟得很，并且终于明白了它比兴寄托的点睛之笔。 那年，已经雄踞省革委会宝座的“永贵大叔”视察昌梁山，称这里有土、比昔阳条件好，只是少了“站在虎头山、放眼全世界”的心气儿。他一走，“苦战一冬春，哲把荒山变成大寨田”的口号就喊得山响。白天，山坡上放炮崩冻土，干的河川里到处是红旗、人群；晚上则是“挑灯夜战”，煞是风光。连放寒假的娃娃、在家做饭的婆姨和怀孕的媳妇们都上了阵。 虽说庄稼是一年一熟，春华秋实，但不知怎的，离惊蛰、谷雨还有好几个月，地里连种籽还没有，而吕梁地区最穷的临县的头头却宣告：“我们县从此结束了贫困，翻开了上交公粮的历史！”伴着这庄严的声音，这位头头也就庄严地成了地委常委，这个县也就成了“过黄河”的县。 可也就在那年，吕梁地区讨吃要饭的特别多，就连太原火车站都出现了操临县口音的“乞丐王国”。说来也怪，连我们堂堂的地委机关食堂竟然也几个月吃不上一滴油！ 还是在那一年，国务院从山东、河北给我们调来了大批“救济粮”(学名“返销粮”)这粮有四个品种：晒干的红薯叶蔓、萝卜干、“榆钱”和一种叫不上来的黑绿色植物。读者朋友，你要是不信也难怪，——我春节回北京时捎上这四种标本叫别人看，心软的，落了泪；假正经的差点没把我扭送派出所，说我利用探亲攻击“大好形势”；其实这算什么，冻饿而毙的事我还没讲呢！ 鸣三同志再也坐不住了，让我给他匆匆收拾了行装就下乡了。 只能坐4个人的天津小吉普在山区公路颠簸着。车行数小时，拐进一处山坳，道更难走。秋天，洪水冲塌、滚落下的山石、泥沙，把原本狭窄的路面挤成一条粗细不匀的带子。这带子绕上悬崖，下面还隐约可见摔碎在沟底的拖拉机和卡车残骸。 “过去，八路军游击队常在这里活动，山里人不少都是堡垒户。”王书记的话给这雄险地势平添了几分神奇、英雄色彩。这时，开车的武师傅要求停车加水，我和王书记也就乐得下来活动活动坐得麻木的腿脚。 忽然，斜长的公路弯道处闪出一位挑水的老婆婆。冬日荒寂的土垣上没有一丝声响，猛然间空旷里出现个人，不由得使我们都把目光集中在她身上。老人约摸有60多岁，一双“解放脚”，穿着洗得掉色的黑大襟棉袄。像是走累了，她放下桶，把扁担支在上面，静静地坐着。看来，不远会有村庄。老王便招呼我走近前打探一下。 “不，那是我闺女家。去年她嫁到这屹垯我还没来过。这会儿是回自家。” “什么？”站在旁边的老王突然吃惊地插进来问。我扭头看他，只见他神色大变，眼窝有什么东西在晶亮地滚动、闪烁。“白家沟离这公路还远哩，还要翻过座山，不是吗？” 那位大娘见这上边来的人知道自己的村，也有点兴奋，话也多了：“对的哩，咱那屹垯水不好，苦水！这村里有甜水，看完闺女，我顺便担一担甜水回家。”老人说着已站起身，用扁担钩扣住了桶把，笑笑说：“一看你们就是公家的人，白白嫩嫩的，不像我们，可凄惶了。” 大娘走远了，我们这些“公家人”呆呆地望着她的身影和飘曳的白发。“我们欠了多少债！解放20多年了，老百姓连水都吃不上，我们还有什么脸再见老区人民！”老王默默地攥着拳头，两行热泪落在脚下。 路上的行人渐渐多起来，县城快到了。武师傅忽然不耐烦地按起喇叭，嘴里不干不净地骂起来：“日毬怪，这里的人怎么不惜命，不懂得给车让路？……唉，不要命啦！”顺着他的话头，我望去，老武的这个“发现”果然不假：那些推车的、挑担子的、骑毛驴的个个不紧不慢地走在汽车前，喇叭再响，也只是回头看看，照样旁若无人地走着。 看着看着，我又“发现”了一件怪事：不少匆匆行走的女子头上都戴着一顶八角帽，颜色多为黄绿色，讲究的是呢料，一般为布料，当我笑嘻嘻地抖出这“两大发现”时，半晌没开腔的王书记开口了：“这里很土气、很落后，但你说的这些都与土、与穷无关。”他眯着眼，像窥测着更深远的地方，“知道吗？这是老革命根据地留下的‘习俗’。当年，贺老总在晋绥有过命令，凡是部队的车辆与老百姓同道，都得让老乡们先走……。” 此时，夕阳的余晖已经从云海中透射下来，王书记的脸被照得熠熠生辉，“至于说到女人为啥戴八角帽，这习惯时尚来得更早，红军东渡黄河，进了这地界，女兵头上的八角帽就成了这一带年轻女子的时髦。你们红卫兵还不是都喜欢学解放军，一色当兵的打扮吗！老区喽，处处都有咱们党，咱们军队的影子哟。” 听到这里，司机老武和我都不再作声。车缓缓移动着。路边那黑幽幽的窑洞，挂着辣椒串的破烂窗棱，抱着婴儿衣衫褴褛的妇女，车把式举起枯瘦的手臂，都是晚霞中染上了一层光，流金溢彩般地燃烧着。 到了县里，由人武部长兼革委会主任笑吟吟地汇报。“大干快上”、“大批开路”、“堵资本主义的路”、“一抓就灵”之类的词儿搅得王书记直皱眉头。 “这、这、这是我们这里老百姓的习惯。别看这会子都到外面跑，一开春就都回啦，嘻嘻——” “当年晋绥分区驻在这里，全县养了几十万兵马，老百姓怎么没有外出讨吃的习惯呢？” “好好找找原因吧！”老王的口气中带着愤懑，那位县太爷连连点头，他弓起腰，尽量收缩那枚硕大滚圆的肚子，似乎怕别人在这上面作文章。接着便机灵地掏出笔记本，谦逊地记录起来。 老王压着火告诉这位父母官，开春要想办法多栽荆条，种草种树，不要再劳民伤财搞什么“人造小平原”，“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咱们这里都是黄土山、水位低、墒情差，与他那个大寨、昔阳不一样，石头山，水位高。” 胖主任疑惑地抬起头，像听天书似地张着嘴。在他的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想过还有另一条发展山区农业的道路。最后只得堆起一脸媚笑：“嘿嘿，首长的话太深刻了，我虽然不可能一下子全理解，但您对我们的关怀，我们都百分之百地体会到了。嘻嘻——” 鸣三同志无可奈何地苦笑了笑，便决定第二天到农民家去。 躲开了县一级的繁文缛节、大吃大喝。但到了公社还是这一套。甚至到了大队，人家也要买来10几筒罐头，包了“扁食”招待一番。走时，还要装上几十斤红枣、核桃。你不收，大队干部就“苦苦哀求”。那理由也奇特——“你们地委干部如果这次不要，将来县农机站、兽医站、拖拉机站、水电站的人就不给我们村办事啦，说我们小气的要命，连地委书记下来，咱村都舍不得送礼！”风气坏到这地步，真想不到。老王发怒了，扭头就找了一孔最破的窑洞住下。 晚上，我和他躺在炕上，头顶前是口酸菜缸。那股刺鼻的酸臭味儿，一缕缕往鼻孔里钻。污黑的被子散发的汗味儿、烟味儿和不可名状的体肤气息，使我怎么也睡不着。老王却不在乎，鼾声如雷。 第二天，天刚亮，司机老武就恼吭吭进来，“陪王书记下来真倒霉，连好饭食也弄不上一顿。”他说的不错，当我披衣踱到隔壁时，老王正就着酸菜，喝大碗稀粥呢。说是粥，其实是一茶盅的小米煮成的大锅米汤，碗底有几颗捶扁了的黑豆。当地人管这种扁圆状豆子唤“钱钱”，饭也叫“钱钱饭”，贫穷的人们呵，他们渴求富裕的欲望恐怕比任何人都强烈。 冬天是两顿饭，擦黑吃的是用红高粱面掺和榆树皮面做的野菜包子。房东家几个孩子为摘这些菜，忙了多半天，现在却眼巴巴瞅着我们吃，直咽口水。王书记实在吃不下去，索性把包子给了几个小家伙。房东呼天喊地大骂，孩子们紧紧抓住那几个包子一溜烟地跑了。 “好，从1958年开始，这政策就老在变，庄稼人可受苦了。依我看，毛主席身边歪嘴和尚太多，就周恩来这老汉精忠报国。” 就在当天晚上，村里组织了一场批判林彪大会，重点是批“今不如昔”。一位面露菜色的大娘足有60开外，穿着件红袄颤巍巍上了台。据说，打扮得这样鲜活是要用活生生的现实批“反动谬论”；又据说，这红袄是她当闺女出嫁时带来的，一直放在箱底，散会回来，王书记和衣躺在炕上，长嘘短叹，翻来复去，直到窗纸上透出灰白的光。 天又下雪了。我们冒雪去看一家公社办的小煤窑。山西的煤多，煤质也好。老天爷赐给的这份礼物，使这里的老百姓只懂“缺吃”，不懂“少烧”。站在两米宽窄的黑洞洞的窑口，矿上的头头便告诉我们，他是如何抓阶级斗争的。从那漆黑的窑口，时时爬出几个窑工。大概是里面太热，出来的人都只穿个裤头，上身光着，头上系一盏忽明忽暗的电石灯。这些半裸的人在风雪里窸窸窣窣地等着过秤，等着发签子(凭签子记工分)，一拿到签子就飞似地跑回去，那矿灯也就消逝在深不可测的黑暗里。 忽然，从里面爬出个穿白衬衣的人。说是白色，那是凭着判断，实际上早就被汗水、煤末染成绛黑色。那人戴着眼镜，一对大眼睛闪着木然瘆人的光。 “怎么，你们这里还有女的？”王书记这么一问，我才看出这人确是女性，心里陡然一惊，觉得身上发冷。 “是，是，这是个真正的阶级敌人，是从北京来的大学生。”矿头头淡淡地答。 “呵！——”我差点喊出声来。王书记的浓眉皱着、拧着，嘴角微微抖动，一字一句地说：“老子黑了，女儿就是真正的阶级敌人吗？嗯？这种活计怕不是女人能干的。” “那好，我们马上研究，让她到窑上帮助过秤吧。这女子平日倒还老实，也不乱说乱动……” 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了，怕是在兴县革委会招待所的食堂吧：老王碰见了熟人——原省水利厅厅长。这人生就一副关云长模样：红脸、高胖，声震屋瓦。高声大气的寒暄之后，才知道他是带着一个调查组来办案的。 “这事情棘手得很，”厅长一改常态，声音开始放低，到最后几乎成缕缕游丝，有意让隔几尺远的我听不清。足见案件重大和蹊跷。好在我来时对此事已有耳闻，仍可把他的话揣摸出八九。 原来，这兴县有个姓白的县长，是1963年从基层提拔上来的老劳模。说起资格，此人在1948年就搞变工队，是我国第一批最早的初级社创始人之一，与赫赫有名的全国著名劳模李顺达一起到过苏联，见过斯大林，斯大林还赠送他一架照像机。这白老汉嫉恶如仇，一次县里放电影，坐在他身边的公务员竟趁人不注意，向临近一个姑娘动手动脚，姑娘惊叫一声，老汉怒不可遏，顺手给了公务员一耳光。两三年后，这位“登徒子”成了“文革”英雄，白老汉被削官为民，重回村里当了老羊馆，谁知那位“英雄”仍要痛打落水狗，来个“宜将剩勇追穷寇”，把白老汉打成“走资派”不算，又把他儿子定成现行反革命，把儿逼走他乡，卖给人贩子拐到内蒙。更为奇特的是，随着反修防修的深入，我们的“英雄”忽然想到白老汉那架苏式照相机。经过“调查”确定：斯大林绝不会送东西给“走资派”；这东西要么是白老汉偷的，要么是苏修特务机关送的。反正，这白老汉轻则是盗窃，重则是里通外国了。 于是，这位“英雄”不仅荣升县革委副主任，而且大有踏平肉林酒池之气慨，享尽天下美色之豪情。论“吃”：从正月初一到十五一天三顿，都有人设宴邀请。据县城百姓讲，每天在他“官邸”前迎候的人就有一长串。论“嫖”：从招待所服务员到百货商店售货员，甚至包括那些下放到“五七”干校的省级单位干部、下乡知识青年以及丈夫在部队的军属，凡有姿色者都难逃魔掌。做这种淫秽之事时，竟然有专人警卫。这简直是新的商纣王！ “无耻、混帐，早该开除出党，判他的刑！”王书记眼里在喷火，拳头擂得桌子嗵嗵乱响。那位老厅长却不那么激动，多少有点揶揄地说：“开除出党，怕不容易，人家是抓阶级斗争抓得好的典型。我听说，您书记大人在的中共吕梁地委正考虑让他担任地区组织部长呢。” 十几天的下乡就这么结束了。王书记变得寡言少语。我知道：一路上所见到的丑美恶善以及那些丑中的美、恶中的善，都在他胸中翻腾，搅得他五内不定。恰巧在这时，北京的朋友给我寄来一本苏联当代长篇小说《人世间》。作者是当年写《金星英雄》的巴巴耶夫斯基。书里写的是一位州委书记到农村“微服私访”的故事，按照中文编者的理解，《人世间》“揭露了苏联社会特别是农村中存在着的尖锐矛盾。”我知道老王喜欢文学，就悄悄把这本“内部书”给他送去。 几天后，鸣三同志托人叫我去他家。一进家，他妻子老马就示意我少说少谈，随即轻轻推开了里间门。只见王书记躺在床上，胳膊上插着针头，旁边吊着输液瓶。 “您病了？怎么不说一声。”我急问。他指指身边的椅子，叫我坐下，然后默默地把那本《人世间》递过来。眼神里流露着深沉、悲楚，甚而有些苍凉。我几次想开口，话锋都被这厚厚的忧郁阻断了。 “小秦哪，书看完了，我已经两夜没有睡，睡不着呵。”老王脸色灰白，有些浮肿，“我们这里的农村恐怕与苏联也差不多吧？我看，可以来个错误大比赛了。这趟下去，林彪路线危害之烈，你都见了。这难道是‘左’倾思想、‘左’的政策的结果吗？你替我写个调研报告，要点明：由于我们搞得太‘左’，老革命根据地几十年经济都没翻过身来。再不改变，群众要骂娘哩！” “晋绥老区有句顺口溜：‘有了冤枉上北京，没了饭吃找贺龙’，这说明百姓信任共产党。现在有一帮坏人打着党的招牌作威作福，我们还有什么颜面再见江东父老？把他们清除出党，这算报告的第二条吧。第三条……” 以反“左”破题，写得顺当，洋洋洒酒六千字，一挥而就，时间仅两天。看来只要实事求是，当秘书写文章，也不是那么别别扭扭、苦不堪言。我真正尝到干这差事之苦，倒是后来到了中央机关：手、嘴、脑都失去了自调功能，终日嗟叹，空添了不少白发。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正在王书记准备以这个报告为基础，在扩大的地委工作会议上讲话时，“风向”变了。《山西日报》刊登的一篇批极左的文章受到北京方面严厉批评，毛主席怒曰：“山西要出马克思喽。”理论班子中的笔杆子们喝斥道：“林彪要杀毛主席，是右的不能再右了！”于是，当年以王明之“左”批立三之“左”的笑话又重演了，当年拟议反“左”实成反右的庐山会议的教训又重演了。“精忠报国”的周恩来因主张批“左”再次陷入困境。 随着“晴转阴”，地委工作会议的气氛也骤然突变，从第一二把手到第十一、十二把手都依次表态。无论是由衷的侃侃而谈，还是空泛的敷衍了事，反正都一致表示：吕梁地区当前的问题是右倾，是存在着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因此，首要的是抓阶级斗争，只有纲举才能目张。 时针指到11点30分，烟缸里堆起了小山般的烟蒂，暖水瓶的水已经喝完，我在记录本上已经更多地用自造符号来代替文字(如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缩记为“无--命”)时，王书记仍是一言不发。只见他手中那根铅笔一会儿立，一会儿倒，一会儿在纸上划几下，一会儿又有节奏地敲打台布，像根本不知道人们在等他说话。我暗暗为老王捏着把汗，天晓得在座的那几个与省里有“热线”的人，会不会为他的表现打小报告。 会议冷场了，空气在紧张地凝固，有人尴尬地咳嗽两声，又嘎然憋住。第一把手不耐烦了，他扭头对老王说：“鸣三同志，你表个态吧。同意同志们的意见吗？” 王书记脸上没有丝毫笑容，只有泰山崩于前而不乱的刚毅，只有孤军作战的悲壮。最后，他终于开口了，语速极慢，发言极短： “中国有句古训，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老百姓也有句粗话，叫‘老狗记得千年事’，我想，只有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将来才能在我们的后代面前说，我这颗共产党人的良心是清白的。”他的话震慑了全场，有的人脸上微微泛红，有的低下了头。当然，也有的人在阴沉沉地笑。 会议接着讨论了几件具体事就散了。老王和一位管文教的常委最后离开，正在收拾房间的我，听到他俩的小声争论。 “这也不是你我可以左右的。你今天这个样子，人家反映到省里咋办？” “当官为民，倒是小事。咱俩都参加过七千人大会。难道还要再开一次？老伙计，你什么都好，就缺一点儿‘坚定’。” 后来的一切，不幸都被那位缺些“坚定”的常委言中。夏天，我路过太原，在省委书记王大任家歇脚。不巧，他正在医院养病。听说我来了，他特地让我去谈谈。 “我很为鸣三同志担心，”省委书记忧虑地看着我，带着询问的目光，“你们那里有人说他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哩。” 我当时的神情一定很紧张，否则，省委书记不会说：“别着急，我并不这样认为。你慢慢讲。”顺手切下一片西瓜递给我。王大任同志那慈眉善目的表情使我宽了心，话也就多起来。 交谈中，才知道地委个别人给老王泼了不少污水，说他是因嫌住房少，嫌车子破，才赌气下乡去挑毛病，把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说得一塌糊涂，还疾言厉色地骂革命小将骂造反派，甚至反对学大寨、赶昔阳。我用了足足两个小时来解释，不知怎的，却越说越恼火。 “好了好了，”省委书记被我这初次下河的黄毛鸭子似的嘎嘎乱叫逗笑了：“我看你快成王鸣三的辩护士了。这些事我们再了解一下。不过，听你这么一讲，我倒是对他蛮放心。应该说，派他去吕梁山是个正确的决定。” 王鸣三的处境并没有因省委书记的理解信任而改变。用时下常用的一个词就是当时“大气候”不好。不久，我就被选送到天津一所大学学习，从此与老王的联系就少了。 1974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评晋剧“三上桃峰”》，给这出地方剧定为“替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翻案”。 后来听说，这个戏最初是由吕梁地区的柳林县剧团先演的，鸣三同志当时就看了，还表示了热烈的支持。 1975年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有消息飞过娘子关，传到海河之滨，称吕梁地区的邓小平的代理人就是王鸣三。而且在他刮“整顿歪风”时依靠的“八大金刚”中，我也被算作一个。对这殊荣我至今不敢当，因为我走时，邓大人还没出山呢！ 1976年10月末，在一个月光如水，风清露冷的秋夜，忽然有人带给我一个既惊人又欣慰的消息：那几个对“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王鸣三恨之入骨的人，于10月4日秘密投书迟群、谢静宜，揭发老王并表效忠。两天之后，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国与世界的大事：“四人帮”被逮捕。于是，几位“投错胎”的吕梁“英雄”均被隔离审查。 我笑了，相信王书记此刻也在笑，这是一种驱散梦魇和幽灵之后舒心的笑。可惜，这笑来得太迟，走得太早，还来不及化开他满脸的风霜、解开他紧锁的眉宇，鸣三同志便疲惫地倒下——永远地安息了。 最近，一位在中央搞经济体制改革的同志告诉我，吕梁山区近几年变得面目全非，正在致富路上迅跑，另一位搞电影创作的同志又告诉我，那部因其主题歌“我心中的玫瑰”而名噪一时的电影《泪痕》，有不少情节就是脱胎于王鸣三同志的事迹。不管这些是真是假，我都愿意相信。因为在党实行历史性转变中也有无数的“他”的苦斗；在猎猎的红旗上也有无数的“他”的一滴血。我也相信，在他那没有金盒玉器的坟头上，尽管年年草枯草黄，都会有他钟爱的吕梁人洒下的热泪。 鸣三同志，你是我的第一个上级，但却何以又被青年人视为老年朋友呢？当拙文结束时，我才大彻大悟，这是因为——
在下一代面前，您，这位共产党员的良心，是如此清白，如此无愧。
来源：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老插话当年：山西知青生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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