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私人史
两个女知青的艰难回京路
© 刘蕴秋／文
上
我和堂妹于1969年初去陕北插队。那时我十七岁，堂妹十六岁。1970年春节我俩想回家。
我们去村革委会请假，没想到村主任说：上边下指示了，今冬要掀起农业学大寨新高潮，修水利造梯田，知识青年一律不准回家。其他知青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大家非常气愤。说我们都出来一年了，春耕下种又没有不好好干，凭什么不让我们回家？但无论怎么说，村革委会就是不准假。
据说不让知青回家是上边的指示，怕知青借着过春节回京闹事。有的知青说不准假就强走！可是我知道，如果没有公社一级的准假条，一路上买车票、住宿都将困难重重。
一小队一个叫肖占斌的高二男生，小学时曾学过篆刻，他试着用肥皂刻了一个假公章，给想回家的知青每人造了一张假假条。嘿！跟真的一样，大家高兴极了，择日一起偷偷踏上了回家之路。
村子离县城有三十多里路。大家各自带了些土特产，走到城里后，却没赶上县城开往延安的汽车。于是，我们找地方好歹吃了点儿饭，也不敢在街上闲逛，生怕队里派人来抓我们回去。之后约好明天的集合地点和时间，就各自找地方歇了。
第二天一早，大家聚齐后直奔汽车站，但还是晚了，当日客车票早已售完。县城里聚集着大批等着回家的知青，车站里人头攒动，卖票窗口挤满了人，不少人骂骂咧咧。听说远道来的已经等了两天，车站怕知青闹事，临时加开了卡车运人。肖占斌等几个人倚仗人高马大，终于凭假假条买到了卡车票。
延安距北京有三千多里路。先要从延长县乘汽车到延安，再由延安乘汽车到铜川，再由铜川坐火车到西安，最后由西安乘火车到北京。单程住和行最顺也得四天，费用最低也得三十元。
最初我想扒车回家，因为我父亲去世已有两年多，母亲带着三个弟妹生活极其艰苦，我不好再向家里伸手要路费。堂妹更惨，自小因父母重男轻女被遗弃，靠祖父祖母叔叔们养大，更没有伸手要钱的地方。
我和堂妹在农村当小学教师，年终公社给我们每人补助了二十元钱。这样我俩手中一共有四十元钱，花掉十二元以后，还剩下二十八元。这点钱连一个人的路费都不够，不扒车怎么行呢？但此时查票很严，我们只能买票上车。
卡车在山路上颠簸着，车槽内挤满了人。我们一行六人，被紧紧地挤在一堆儿。我开始晕车了，胃里翻江倒海几次要吐。肖占斌张罗着帮我换到车槽边上，并大声问车上的人，谁带了止吐的药？有人递了过来，肖占斌让我吃下。
车走到一半，在洛川停了。司机和乘客都要在此吃饭喝水方便。此时已是中午，人们纷纷下车，拥进饭馆。饭馆很大，挤满了人，中间生了一个半人高的大火炉，炉壁通红。我浑身发冷，就先挤到火炉边烤火。肖占斌也跟了过来，他还抢了把椅子让我坐下，然后端来一碗热水，让我把药片吃了。之后，肖占斌掏出一封信，说是他哥们儿写的，介绍扒车的详细经过，让我取点儿经验。于是我边烤火边听他小声地念信。
车终于到了铜川。下车后，我们直奔火车站。他们四人买了全程票，我和堂妹买了两张五角钱的短程票。那时铜川到北京只有这一趟慢车。
上车后肖占斌见我和堂妹各提一个手提包，就说：“你们扒车随身带东西不方便，我们帮你们把行李带回北京，你们回京后再去取。”我们同意了。
随身的两个提包被肖占斌带走后，我和堂妹就剩了一个军绿色的小挎包。挎包里面装着一本全国分省地图和一兜白面馍馍。为了蒙混过关，我们与肖占斌他们分手去了其他车厢。
我在车厢的中间找地方坐下来，周围是几个年轻的男女，听对话知道他们是富平县的工人。他们知道我是知青，就热情地聊了起来。我也遮遮掩掩地应付着。忽然车厢那头传来列车员“查票了——查票了——”的吆喝声。我心里一惊。幸亏听了肖占斌介绍的扒车经验，早早坐在了车厢的中间。
我起身跟那几位说我去趟厕所，你们帮我照看一下挎包。没等他们答应，我就朝查票的相反方向走去。厕所里正有人，我急得团团转，生怕里面的人不能及时出来误了我的事。还好，当我正要转身找下一个厕所时，里面的人出来了。我立刻闪了进去，躲起来。笃定谁叫门都不开。
过了好久，我感觉查票的应该过去了，就悄悄地走出来。谁知刚要就位，忽然看见一个列车员坐在我的位子上。我心里咯噔一下，想转身已经来不及了。那几个富平工人中的一个正指着我说：“就是她，就是她！”我那个恨哪！那个列车员直视着我，干脆，我迎上去。我硬着头皮走到跟前，呦！他左臂上还戴着个牌牌，上面写着“列车长”三个大字。我算是倒霉到家了！
列车长问我：“你是北京知青？”“是。”“回京探亲？”“是。”“买车票了吗？”“买了。”“拿出看看。”我哆哆嗦嗦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破月票夹，在众目睽睽之下，从里面拿出了那张小小的、硬纸板做的、早已坐过站的车票。上天保佑！他老人家见我掏出了车票，竟没有接过去仔细查看！只说了声“收起来吧”。
这时那伙儿富平县工人七嘴八舌地说：“是我们留住列车长的。我们马上就要下车了，不见你回来，都急死了。只好把你托我们照看的包交给列车长……”
列车长跟着说了一句：“年轻人，要长阅历，以后不要把行李物品交给陌生人照看。”之后站起身走了。看来在列车长眼里，我是个没有阅历的小姑娘，一个连自己包都照看不好的女孩，这样的傻妞怎么会做出扒车之事呢。我庆幸着脱险，惊魂未定地坐回原位，浑身瘫软。
天完全黑了下来。离咸阳还有几站地时，我找了几节车厢，在靠后的一节车厢内找到了堂妹，她蒙着大衣趴在桌上睡得正香。我叫醒了她，小声问她查票时躲到哪儿去了？她说一直在这儿睡觉，不知还有查票之事。嘿！堂妹竟如此幸运！
我说别再睡了，一会儿咱们就在咸阳下车。堂妹小我一岁半，扒车之事一点儿不操心，一切听我指挥。肖占斌介绍的扒车经验中提到，不能在西安下车，因为大站查票严，出站困难，一定要在咸阳下车。在咸阳站内躲藏近两个小时，就可以等到一列途经西安东去的货车。
我们在咸阳下了车，看见站台里靠院墙处有一个厕所，就躲了进去。等到外面没有动静之后，又出来寻找可以随时扒车的下一个躲藏处。夜色冰冷，一个轨道上正停着一辆装煤的货车。我看了看车头的方向，觉得这辆车就是肖占斌说的那辆。于是我俩攀了上去。车站进出口处灯光闪闪，我们生怕坐着被人发现，就悄悄地躺在了煤堆上。
我俩在煤车上躺了半天，那辆车没有一点儿开走的意思。莫非这不是我们要等的那列货车？这时又有一辆客车进站，车厢外的标牌，是往西安方向的。我赶紧拉堂妹爬下煤车，径直走向进出站的栅栏门。到跟前后我大声喊：“有人吗？开门哪！”
站内旁边的一个门开了，走出一个年轻的女检票员。她问你俩怎么会在站里边？我说：“我们是从刚才那趟列车上下来的。我妹妹闹肚子去厕所蹲了会儿，出来后这门就锁了。请你打开门让我们出站。”检票员见我俩理直气壮，也没查票就把我俩放出来了。出站后我们就直奔售票厅，查到一会儿还有一辆去西安的列车经过，于是就买了两张咸阳到西安的票。
因为手里有票，所以到西安很顺利。出站后，我们买了两张到渭南的短程票，扒上了一趟由四川途经西安开往北京的列车。没想到刚要上车却出事了。车厢门口的女乘务员，让我们出示车票。她看过后正要放行，后边走过来一个男乘警要先上车。他踏上列车的台阶，无意问了检票员一句：“这俩是到哪儿的？”“渭南。”“渭南？”他回过头看了我俩一眼，立刻警觉地问：“你俩不是北京知青吗？怎么到渭南下车？”我说去渭南看亲戚。他脸上掠过一丝诡秘的笑，说：“那好，你们跟我来吧。”因为西安不是这辆车的始发站，我们买的票没有座号，他把我俩领到餐车，说我给你俩找个座，接着大声喊：“小唐——这有两个，到渭南叫她们下车！”一个女乘务员被他叫过来，看了我俩一眼，说：“您忙您的去吧，这事就交给我了。”
完了，一切心思白费！我俩被牢牢盯住，只有老老实实地坐那儿等着被轰下车。此时天已大亮，我俩趁机在餐车里吃了自带的白馍，喝足了水。因为票程短，我俩在餐车里没待多长时间，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们目睹了两拨扒车的北京知青被逮到餐车里来。他们都是男生，其中有人央求乘警：“这里不着村不着店的，让我们到大一点儿的站下车吧……”乘警根本不搭理他们，毫不客气地把他们下了车。
目睹了这些，我知道这客车真的不能再坐了！后边路程还得扒货车。
我们在渭南下了车，看见一列货车停在站内。车头前行的方向正是我们回家的方向。于是我就拉着堂妹攀了上去。心想管它去哪儿，只要往东走，前进一步是一步。
没多大一会儿，车开了。我心里特高兴。这车是空的，不知要去哪儿拉货。车厢的槽帮也不算太高，我俩站在车厢里，正好能露出头看见外面。每路过一个小站，我心里都默默地祈祷：别停下别停下！开得越远越好！往东开一站，离家就近十里……
中
车到潼关停了下来，等待装货。找人问了问，一半天都走不了。我们可等不起，赶紧转扒另一列东去的货车。这是一节装满矿石的车厢，矿石有半车厢高。
天真冷。火车一开风飕飕的。我俩蜷缩着、紧紧地挤在一起，彼此取暖。一路上钻山过洞，特别是夜间，洞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车轮发出当当的声响，格外震人心魄。
车到了洛阳又停了。天早已黑了，也不知道几点。我俩从车上跳下来，立刻去其他轨道上找车。洛阳是个大车站，站内宽敞，有很多条轨道。有铁路工人正在检修机车。我们走过去打听东去的列车。一个工人指着远处说：你们往那边走，四道上是东去的车。
这时一个提着马灯的工人走了过来，热情地说：我正好去那边，跟我走吧。于是他提灯在前面引路，我俩在后面跟着。跨过了几条轨道，在一列货车前他停住了，说这车就是开往郑州方向的。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又说露天的车厢太冷，我带你们去后边闷罐车厢吧。这样，我俩又跟着他走过几节车厢，来到一节闷罐车厢前面。
车厢门正半开着，他说你们上去吧。我和堂妹先后攀了上去，我俩站在车厢门口，从半敞开的门里，可以看到远处照射过来的微弱灯光。那人一手提灯一手扒着车厢的底边也要上来，嘴里念叨着：我也上去帮你们收拾收拾……
这闷罐车厢里黑咕隆咚的，有什么可收拾的？我立即反应过来，这家伙绝对不是好人！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上车！我倚仗居高临下，扶着门框一脚把他踹了下去，然后使尽全身力气拉拽车厢的滑动门。那门太沉重了，我大声呼喊堂妹过来帮我，终于当一声把门撞上了。车厢内顿时伸手不见五指，我害怕那人再次扒上来，赶紧沿着门缝摸索到门栓，攥住粗大的铁门栓把，一下子把门从里面结结实实地别住了。
我印象中闷罐车是有窗户的，于是就扶着车厢壁从门栓处往里走，边走边摸索，真的摸到了凸起的窗户。我用力打开它，一束灯光射了进来。窗户小小的、是圆形的。人站在窗前，上半身就能遮住整个窗口。我又打开了另一扇，和堂妹一人站在一扇窗前，等着开车。
然而，过了好久，车没有一点儿走的意思。我俩又推开门跳下去，看见车头方向黑漆漆的，没有一点儿亮光，知道上当受骗了。我拉着堂妹重新往有人影的轨道上走去，继续打听开往东去的列车。碰到两个提着扳子的工人，他们说四道上有一列车正要往东开，你们快跑还赶得上，我们刚从那列车安检回来。
又是四道！我故意问四道在哪儿？他们指了指不远处亮着灯的一列火车。汽笛已经开始鸣叫了。我们飞奔过去。这个四道可不是那个坏人带我们去的那个停闷罐车的四道。
我们上车坐稳，车就开动了。夜很安静，满天星斗却没有月光。我们扒上的车厢是装煤块的，离车头很近。车头上冒出极细小的煤尘沙粒，就像坚硬的沙雨，沙沙沙地打在我们身上，落在头上，灌进脖子里。我俩背过身去，戴上棉衣的帽子，沙沙沙的声音打在帽子上。
我们决定换一节车厢。
车终于到站了。不知是等着卸货还是装货。我俩立刻跳下车，拼命地往车后跑。跑过了几节车厢后，发现后面是二三十节大油罐车。这时，车头鸣起了长长的汽笛声。坏了，我对堂妹说：来不及了，别跑了，咱们就上油罐车吧。
我俩就近爬上了一节车厢。露天的车厢板上，躺着粗大的油罐。车厢两头各有一条横栏杆，横栏杆的下边焊着一条条的立杆。栏杆与油罐之间有一米多的间隔，我俩紧紧地抓住栏杆，刚站稳，车就启动了。
火车飞快地跑起来。堂妹已经困得打不起精神，我怕她睡着掉下车去，就让她把两条腿分别伸进栏杆的空当中，两只手握紧立杆。这样她就是再瞌睡，也不会掉下去了。把她安排好之后，我也一样的姿势和她并排坐好。耳边呼呼的风声，屁股贴着冰凉的钢板，脚尖冻得发痒。夜色极好，天上的星星眨着眼睛，我看着慢慢移动的星空也慢慢地睡去了。
不知什么时候，列车当一声又停了。我睁开眼，想下去再换节车厢。可是看看身边的堂妹，正呼呼大睡。
一个四十多岁的押车员，提着马灯从我们身边走过。我大胆问了一句：“叔叔！现在有几点了？”他吓了一跳，一脸的吃惊：“你们怎么坐在这儿？现在是凌晨4点，你俩快下来，我带你们另找一节车厢。”
我推醒了堂妹，下车跟着他往后走。终于找到一节比较合适的车厢。他说：你们上去吧。我俩爬上去，连声向他道谢。车很快就开了。这节车厢装的是黄土，堆了半车厢。我俩找了个角落，挤在一起，不一会儿又睡着了。
车在郑州停靠时，天已经大亮。这趟车是开往徐州的，所以我们不能再往前坐了。我俩跳下车，先找到水管，对着龙头灌了一肚子凉水，然后没怎么费劲，就搭上了一列北去的货车。上车后我们吃了点儿东西，然后扒着车帮看风景。据地图指示，路程已走过大半，我们离家越来越近了。
太阳升起时，火车到了安阳。我探头探脑地张望，被站台上的乘警发现了。他跑过来，让我们下车，把我们带到了值班室。
他问：“北京的？”“是。”“你们知不知道中央有指示，不让知青回京？”“不知道。”我忽然想起了身上的那个假假条，赶紧掏了出来递给他。他接过看了一眼，又扔给了我，鼻子哼了一声说：“公社级的算什么？起码要有县一级的才行。”我说：“我们在农村干一年了，凭什么不让回京？”“那我不管！我就知道执行上级指示！”我俩不吭声了。他接着说：“走吧，出门往左拐一百米，那有一间大屋子，正在给你们这号人办学习班呢。赶紧去吧，别再往站里跑了！”
我嘴上答应知道了。心里却想：不往站里跑往哪儿跑？我们都走过五分之四的路程了，难道还往回跑？正巧，这时有人进来找他说事，我俩趁机又溜进了车站。
我们沿着铁轨，一路问去，看有没有北去的火车。一个老工人听了，一脸的紧张。他指着五十米开外的一间小房子说：“你们快去那间屋子里躲着，看见我打手势再出来。这两天正在驱赶你们这些搭车的。”我们听了他的话，赶紧躲进了小房子。
过了一会儿，他真的冲我俩招手。我俩跑过去，他指着刚进站的一趟列车说：“这趟车是去唐山的，你们快上车吧。”又说，“记住了，以后搭车看准方向，车厢节数挂得越多，跑得越远。”
我俩刚要上车，他又叮嘱：“先在里边蹲着忍会儿，脑袋别露出车厢，等车开了再站起来。”“师傅，这已经是我们的教训啦！”
列车又开了，转眼到了河北境内。天黑时，在保定又停了，等了半天不见动静，我们又跳了下来。穿过几条铁轨，不远处有一间小房子，房子里有灯光。一个铁路工人正被四个青年人围着，他们在打听去北京的货车。北京知青？真是太巧了！我俩赶紧凑了上去。
这时，过来一列火车。那四个人问：“这趟车去哪儿？”老工人说：“北京。但那是军列，你们不能上。”那几个青年说：“管他什么列呢，我们搭车又不破坏。”说着就跑了过去。可还没到跟前，就被持枪押车的士兵给喝退了。
我却打起了这军车的主意。我拉着堂妹悄悄离开人群，猫着腰借黑影向列车前部走去。为了躲避士兵的视线，我俩始终与列车保持相当的距离。这趟军列特长，有几节车厢蒙着雨布没有边板。从雨布被支起的形状看，上面装的是一门门小炮，炮筒一致地斜着向上扬起。
下
我俩走到一节没有蒙雨布的车厢前，回头看，离刚才停留的地方已有一百好几十米。灯光恰巧照不到这里，远处那个押车的士兵，此时正背对着我俩向车尾巡视。我拉着堂妹的手几步疾跑，到了车厢的边上，小声地对她说：“快，快上去！千万别弄出声响！”堂妹身手敏捷地爬了上去，我也翻进了车厢。
这节车厢装的是金属物件，摸上去冰凉冰凉，一层层码放得整整齐齐，有半车厢高。我叮嘱堂妹：“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别出声，想咳嗽都得憋着！”这时车厢外传来铛铛铛的声音，是铁路工人在安检。我们屏住气息支起耳朵听着，敲打声来到了我们这节车厢。我紧张得连气都不敢喘了。那会儿觉得时间特别慢。好容易脚步声走远了，我俩才松了一口气。
此后，这趟军车每过一个站台，我们都会借着站台上灯光打开地图。眼看着离北京越来越近，心跳也越来越快。
列车驶进丰台站的时候，放缓了速度。我决定一旦车停稳，就下车。因为第一，丰台距北京市区已经很近了，可以趁着黑夜逃走。再者所乘的是军列，以防节外生枝。我推醒熟睡的堂妹，告诉她准备下车。
列车停稳了。站内远处射过来黯淡的灯光。我俩丝毫没敢耽搁，看准背着光线的一面翻下车。脚刚落地，就听见一个声音：“谁？干什么的？”我拉起堂妹就跑！我们拼命地跑，喊话的人开始追：“站住！站住！”我心里紧张得要命，
如果被押车的士兵逮住，麻烦就大了。我们横穿了几条空荡的铁轨，又换了个方向拼命跑，最后实在跑不动了，听听后边也没有喊声了，才敢停下来。回头去看，那辆军列已经被我们远远地甩开了。
现在心里轻松多了。我们在站内找了一个厕所，一路上奔波，憋着屎尿，这时却解不出来了。尿尿停停，再尿再停，一泡尿尿了很长时间。
从厕所出来后，就开始找出站的地方。丰台货站真大，我俩走了很长一段路，才看见灯光。灯光是从一间小房子的窗内射出的，里面有说话的声音。我俩走近敲了敲门，里面的人问：“谁呀？”我俩又敲，里面人说：“进来。”
我俩推门走进去，屋子不大，有一张桌子，桌子旁边两张空床上，一边躺着一个人。他们都穿着工作服，一个二十岁出头，一个年近六十岁。看到我俩，他们瞪大了眼睛，立刻坐了起来。我说明了来意，两人听完后，那个年轻人给我们让座。我这才看清楚，他俩刚才躺的不是床，而是两溜低矮的木质工具柜。
年轻工人笑着说：“你俩先去洗洗脸吧，跟小鬼儿似的。”
自打上路我俩就没洗过脸。一路上风餐露宿，也没带毛巾。在拉煤车上躺过两次，脸一定花得不行了。我俩到门外洗了脸，又喝了一气凉水，回到屋里后，把一路上的经过简单地跟他们说了。
年长的老工人说：“你们姐俩也真够能吃苦的，好几千里地，走这么多天！”
我说我俩实在没钱，这样做也没办法。
老工人说：“我女儿也是插队的，在吉林，写信来说回家过年，可能也是这几天到家。她们那情况兴许比你们陕北强点儿。”
那年轻工人插嘴说：“我小妹妹也是插队的，在山西，前几天刚到家。”
看来都知道天涯沦落人啊！
老工人说：“现在是后半夜了，出站黑灯瞎火的，到客车站还远着呢。不如你们俩在这工具柜上先睡会儿，等天亮了我叫醒你俩，再送你们出站。”
我推托了几句，老工人说：“就这么着吧！”
我不再坚持了，盖着他们的大衣，暖暖和和地睡着了。
我们被老工人叫醒时，天已经大亮。年轻人说：“起来吧，给你们俩送走，我和师傅也该下班了。”
老工人说：“你俩跟我走，我去给你们截辆车。”我俩跟着老工人出了屋门。稍等了一会儿，从远处开过来一辆火车头，老工人老远地朝车头挥了挥手，车头在我们跟前停住。老工人说：“这车头就去客站，你俩上去吧。”他转身又对司机说：“到客站口让她俩下来。”我俩平生第一次爬上了火车头。
后来，我们出站、又进站，从丰台坐到永定门，终于到家了。我算了一下账，此行三千多里，耗时七天六夜，花费区区几元，令人永生难忘。
本文选自《陕西知青纪实录》，渭水／编，太白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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