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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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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年自学丛书》述评
（1973—1975）
作者：林升宝
〔摘要〕《青年自学丛书》是上海有关方面为适应知青运动形势发展需要而推行的一项柔性措施。之所以编辑出版这套丛书，从现实的角度考虑是为知青服务，而深层次目的则是维护和推进知青运动在全国的发展，维护毛泽东“再教育”和“反修防修”的理论。同时，作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新的“根据地”，上海的当权者需要在维护运动及其理论的行动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关键词〕《青年自学丛书》；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扎根农村”；“教育革命”〔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5）-02-0085-10The Commentary on“Youth Self-study Series”of Shanghai（1973—1975）Abstract: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educated youth movement, “Youth Self-study Series”, as a flexible measure, was carried out in Shanghai. The realistic purpose of publishing the series was servicing the educated youth, but the deeper reason was to sustain and promote the educated youth movement in the whole nation, and preserve Mao Zedong’s theory of “Reeducation” and “Opposing and Preventing Revisionism”. Meanwhile, as the new “base area” in “Cultural Revolution”, Shanghai authorities needed to play a pioneering role in sustaining the educated youth movement and its theories.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已不如之前那般宏大，这主要源于该运动依附于“文化大革命”理论而形成的现实的不可持续性。如何使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赋予全新政治意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新生事物”在“破”中而“立”，冲破运动中现实问题的束缚，达到维护毛泽东既定革命政治理论的目的，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作为“提供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自学、进修用的一套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本知识和实用技术的读物”，《青年自学丛书》是上海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举措之一。本文拟以上海市档案馆藏有关档案为基础，对这套丛书的缘起、编写情况及知青反响等进行梳理，以期为知青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知青运动是毛泽东“反修防修”和“五七指示”等理论鼓动下一场典型的政治移民。是否上山下乡，去什么样的地方插队落户成为考量一个青年学生政治忠诚度的标尺。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确有一批具有“革命理想”的人自愿奔赴农村，但从总体而言，强大的政治压力给这场运动带来的是无序和困顿。知青运动已从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重要举措转化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附属品。大批知青上山下乡，他们需要面对农村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困难，特别是插队知青，他们个人工分收入的高低直接影响本人在农村生活的自给程度。截至1994年底，上海市在外省插队的知识青年有近30万人，据赴各省学习慰问团的调查，按照当地的生活标准，下乡青年能够自给的约占40%（其中黑龙江78%，吉林51%，江西40%，内蒙古31%，安徽21%，云南、贵州都在10%以下），不能自给的占60%。其中江西的赣州地区不能自给的达75%，安徽淮北地区为90%。另据档案记载，“在云、贵两省每个劳动日在6角以上的生产队，不到10%；安徽淮北地区4角以下的生产队，占81%，其中阜阳、宿县的4万多青年，近90%生活不能自给，工分值在3角以下的约有3千个生产队”。安徽省灵璧县各生产队日平均工值只有3角左右，江西赣州地区5角以下的生产队有1100多个，占30%。有些青年辛苦劳动一年，付口粮的钱还有问题。以安徽省凤阳县韦集公社尤岗大队两名上海女知青为例，一名女知青做237工日，得1894工分，工值只有1角8分，年收入只有31.14元，口粮透支5.18元；另一名女知青做302工日，得2420工分，工值2角6分，年收入65.12元。有的青年做到口粮自给、不透支就停下了，说：“再做还不够磨衣服的钱。”有的要买粮吃，说：“同样花钱，不如留在上海做做家务，开销还省些。”
上海知青在内蒙古和林县新店子公社榆林城大队石里生产队每个工2角3分，两个知青劳动了300个工，而收入不到70元。这种现象的出现，直接导致大批知青长期超假留城。上海知青在各地农村插队期间存在的生活不能自给的现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与当地自然地理环境和土地的出产量有关。一些地方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已经无法满足当地人口在生产和生活上的需要，大量上海知青的到来更是加重了这一状况。其二，知青自身出工情况存在差异。据调查，上海知青1973年出工在200天以上的，安徽占29%，江西占23%；1974年这一比例有所增加，安徽增至41%，江西增至25%。总体上看，全年出工不到200天的占60%至70%。其中部分原因是知青身体有病，这大约占10%至15%；另有一部分是因为相当数量的上海知青每年要回沪四五个月，其中江西、安徽都有近万人回沪一年以上。江西7万多插队知青，劳动不满1500分的占74%，其中不满500分的占50%；安徽淮北每年出工200天以上的只有30%。这种状况的存在和持续，带给下乡知青的不只是生活上的磨难，更引发了对知青运动，甚至对“文化大革命”政治路线的反思，进而间接导致知青中“异端”思想的产生。其三，有些地区存在知青和社员同工不同酬，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一些生产队以“上海青年家里有钱，不怨吃，不愁穿”为理由，压低青年工分。部分学生和家长因同工不同酬现象写信、上访到省、市，直至国务院。知青在农村的时期，正是成长的时候。这不光是身体的成长、劳动技能的成长，还有文化知识的成长。而农村相对贫乏的文化生活，远远无法满足知青对于知识和精神文化的需要。“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工作而为它服务的。农民的日常生活围绕农业生产而展开，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决定了他们的年作息时间。“忠字舞”、样板戏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几样文化生活载体。离开上海时，爸妈买了一台16元钱的半导体收音机送给我，另外还有一只打火机和一只怀表。在城市人眼里不起眼的东西，尤其是那台收音机，在这贫穷的小村子里可真是唯一稀罕的家用电器了。一到晚上或下雨天，都有不少村民来找我的“戏匣子”听广播、“看”戏。为了获得更多精神寄托、保持思想的活跃，身处农村的知识青年需要城市在科学文化知识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同时，知青个人也通过回沪探亲或家长邮寄等途径得到一些所谓的“黄色书刊”。然而，这种获取知识的方式无法满足大多数知青的需要，而且还存在着一定的政治风险——被认定为“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有的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另一方面，知青在农村遇到劳动、生活问题时，他们原来的知识储备无法适应实际需要。“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没有教授他们更多的知识，他们的学校生活被激烈的政治运动所取代，他们的知识储备停留在初中，甚至是小学水平。来到农村，知青除了农业劳动，还参加修建水电站、造林等，有的担任拖拉机手、电工、车工、卫生员、会计等。在这些实践工作中，出现了不会丈量土石方、不懂计算工程的现象。农民原本对于这批来自城市的青年学生报以很高的期望，认为他们有文化，然而下乡知青普遍不具备相关知识。进入农村前“大材小用”的想法，变成了“小材大用”和“无才可用”的现实尴尬。针对上述问题，1974年起，上海开始在一些上海知青比较集中的地区试办知青业余函授教育，教学采用“自学为主，函授为辅，能者为师，互教互学”的方法。上海还从各高校、工厂等抽调人员组成教师队伍到当地给知青传授知识。但是更多的知青只能通过自学的方式来获得知识。为了配合知青自学的需要，上海需要在自学教材上提供支持，而这直接催生了《青年自学丛书》。当然，《青年自学丛书》之所以源于上海，与当地的人文环境有着深刻联系。一方面，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1964年，上海市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共计23.85万，占各类文化程度人口的2.2%；高中、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分别为56.46万和140.06万；文盲和半文盲人口为226.2万。“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的“窃书”和“地下阅读”也始终存在，大量图书从封存的图书馆流向青年，使之能够以非正常方式吸取和传播知识。上海知青到农村后，依然有一批人保持了学习的习惯。另一方面，上海具有丰富的教育资源。50年代初院系调整后，上海共有高等院校16所。其中既包括综合性大学，如复旦大学等，也有许多专科院校，如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等。这些院校的存在，为上海编写《青年自学丛书》提供了专业人才支持。《青年自学丛书》的编写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周恩来更是多次询问具体情况。在毛泽东给李庆霖回信的第二天，即1973年4月27日，周恩来同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关于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情况的汇报。他就知青缺乏书籍、报刊等学习资料的问题作出指示：这是个重要问题，要给青年精神粮食。当周恩来得知上海要编一套供下乡知青阅读的《青年自学丛书》时，他表示，“出版社要普遍印发”。同年6月22日至8月7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提出“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方针。会议结束前一天晚上，政治局相关人员接见会议代表时，周恩来亲自询问张春桥“此书出了多少”。为了扩大丛书的影响，姚文元要求上海有关方面配合“写一些书评寄红旗”。随后，《人民日报》《红旗》《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刊登了多篇关于此套丛书的书评和相关出版消息，很好地利用了舆论工具的导向和宣传作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知青运动是依附于政治理论的产物，它“屏蔽”了很多现实困难。在当时的情况下，上海相关部门所能做的只是在适当条件下，对知青运动中出现的现实问题进行修补，尽可能让下乡知青安心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非倒流回城。《青年自学丛书》就是其中一项举措。它是上海有关方面采取的一项比较柔和的措施，客观上满足了知青在农村生产和生活中对于科学文化知识的需求，使知青能够通过自学解决他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这无疑减少了知青对于城市、农村、家庭的压力。但是，应该意识到一点：知青运动的成败不是通过编写一套《青年自学丛书》，或者开办业余函授教育等其他方式所能决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政治问题，更是经济问题，经济手段才是解决知青运动现实困难的最终出路。《青年自学丛书》是知青自学、进修的文本，图书选题的确定是编写此套丛书的第一步。《青年自学丛书》的选题自1973年初开始制定，由最初的19种增加到年底的37种，再到1975年初增加至51种。考虑到实际需要，后来增加的选题多为技术类，而此类图书已经出版了一套《下乡知识青年农业读物》丛书，共30余种，“可以基本满足下乡知青对农业生产、生活技术的需要”。因此，《青年自学丛书》最后保留44个选题，分别是：《哲学基础知识》、《中国哲学史话》、《欧洲哲学史话》、《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上、下）、《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知识》、《社会发展史》、《党的基础知识》、《团的基础知识》、《我国民族问题基本知识》、《国际政治基本知识》、《农业经济基础知识》、《世界史话》（上古、中世纪部分）、《世界史话》（近、现代部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史》、《中国古代史话》、《中国近代简史》、《儒法斗争史话》、《鲁迅杂文选》（上、下）、《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鲁迅书信选》、《写作漫谈》、《文学常识讲话》、《语法、修辞、逻辑》、《古代文学作品选读》、《简明中国文学史》、《自然发展史话》、《代数》、《几何》、《数学》（上、下）、《物理基础知识》（上、下）、《近代物理》、《无机化学》（上、下）、《有机化学》、《生物基础知识》、《天文知识》、《气象知识》、《简明世界地理》、《简明中国地理》、《军事基本知识》、《人体生理知识》、《医学卫生知识》、《作物生理知识》、《作物遗传育种知识》、《土壤知识》。保留的这些选题，共有49本图书（有5种分上下册），主要分为四大类——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和鲁迅作品，其中以人文社科类为主，涉及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且多契合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而非侧重知青在农村所需要的农技知识。显然，有关部门更希望知青“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更好地为“批判”服务。“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育革命”理论从属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目的是破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教育领域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教材改革是“教育革命”的重要一环，“突出政治”和强调教材的“实用性”是新编教材的特点。《青年自学丛书》的编写也受到这种影响。以基础知识为主还是以技术为主？写基础知识政治上是否正确？若以基础知识为主，会不会脱离实际?这类问题困扰着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的几个编写组，他们对此普遍产生了疑问。由于大学在“教育革命”中对教材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很多人认为以基础知识为主的教材是“复旧”，是“路线问题”。该套丛书的《物理》《化学》等书原来确定了从基础知识出发联系实际的写法，一些作者对此有所顾虑，认为其与现有教材差不多，体例和章节都相雷同，不知方向是否对头。如果以实用技术为主，类似的书已经出版了不少，如《下乡知识青年农业读物》，有些还在陆续出版。一些图书如《物理》《化学》《生物》等存在要求突破“旧体系”的问题。即便是已经出版的《几何》《代数》，有知青向出版社去信表示“他们的体系是旧的”，没有跳出所谓“资产阶级范畴”。《无机化学》（上）已经完成排字，编写组人员要求抽回来，慢一点儿出版，怕“复旧”。因为体系是旧的，学校里正在批判，后来上海人民出版社主动承担责任，编写组才未坚持，但他们仍不放心，表示“准备检讨”。《语法、修辞、逻辑》书稿几经修改，审稿者仍觉不理想，其中主要原因是“按旧体系写，和外地已经出版的几本差不多，但新体系一时尚难建立”。为此，该书编者希望“选题保留，待破了旧体系后再重写出版”，或者将这个选题“从书中撤稿”。
一些教师反映：旧体系肯定不好，但一写到基础知识，总是觉得旧体系比较突出，或者叙述起来比较顺当；新体系肯定要建立，但目前不清楚究竟什么是新体系，即使有一些设想，由于没有实际经验，所以还写不出来。文学方面涉及评价问题，包括对文学史的评价和对现代作品的评价，例如怎样看待司马迁等一些过去影响较大而很难把握的人物，如何把对他们的评价和“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结合起来。在评价《封神演义》时，作者对如何评价殷纣王和周武王感到困难。还有关汉卿、汤显祖等的戏剧作品，多以爱情为主题，在介绍中“如何掌握分量，避免对青年读者产生副作用”，同样成为难题。《中国古代史话》《简明中国文学史》《古代文学作品选读》等的编写工作，都遇到了类似问题。这类图书要求编者以“批林批孔”为指导思想，做到“评法批儒”。这需要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重新作出评价，对古文著作也要重选篇目、重作注释。因此部分作者“害怕搞得不好，犯错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领导甚至想把《简明中国文学史》暂停下来，抽人去搞《红楼梦》研究。对此，上海人民出版社多次召开丛书编辑会议。在1974年9月11日下午的一次会议中，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出席会议。当有人提出一些图书受“旧体系”影响较多、改写困难时，朱永嘉表示：要联系实际斗争，思想随形势发展而发展，抓住基本观点及其与实践的关系。多位编辑在会上提到图书的编写是以基础理论为主还是以技术为主的问题，朱永嘉表示：基础理论知识还是需要的，将来可以编基本实用的书，如电工、农机等快点搞出，供函授用，与函授教育统一，物理声、光还是要的。为了加快图书出版的时间，朱永嘉还就一些图书的编写提出：是否可以直接用大学教材，或者在此基础上作修改?他表示这套丛书的编写“促进了学科的发展，经济学是解放后全国第一本，对作者队伍的改造也有好处，对大学教育革命实践有很大好处”。该丛书的编写目的是为知识青年服务、体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写作过程中多次召开慰问团回沪人员、回沪知青等参加的座谈会，了解下乡知青的需要。然而，编写过程无时无刻不被政治所束缚。一些编者认为，编写《青年自学丛书》压力重，“是前有标兵，后有追兵”。他们在旧体系已经被破除的情况下，无法做到创立新的学科体系，而且受“加快进度，为青年输送精神食粮”的口号影响，在图书初稿的审阅过程中，甚至在已出版的图书中间，都出现了写作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这种情况不仅是编写人员对“赶工期”的一种反馈，同时也是“教育革命”中为教材贴政治标签的结果，甚至可以看作知识分子对“文化大革命”“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口号的消极抵制。对于丛书内容，有关部门从一开始就作了规定：在具体内容的编写和体系的安排上要理论联系实际，力求体现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新面貌、新水平，尽可能深入浅出，在没有辅导的情况下能够看懂，并做到准确、鲜明、生动、引人看。《无机化学》编写小组在一次例行汇报中提出：编写《青年自学丛书》并不是一个单纯介绍有关科学知识的业务工作，而是直接关系到用怎样的思想和观点去教育和引导知识青年，即按哪一个阶级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事。在此方针指导下，图书编写组在编写一些与农业生产很少挂钩的电化学、钢铁工业、石油化工等内容时，“力求从农业有关的现象中引出概念，或把农业技术作为理论知识的实践基础”。有关化肥和农药的章节中，除按常规提到哪种化肥的氮、磷、钾含量高它的肥力就高的问题外，还介绍了化肥与人，化肥与农家肥，肥料、作物与土壤实际需要等的关系，以及农民在实践中积累的防止肥分流失的经验等。这使知青在了解国内所产化肥性能的同时，还能根据具体情况更好地提高化肥的实际效用。《天文知识》除了写地球、月亮、太阳、银河、星系等知识外，“必须让他赋有一定的思想性和战斗性，要讲阶级斗争，要批判各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图书不仅对古代天文学的产生作出详述，还介绍了近代天文学是怎样由物理和化学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使人们找到了研究天体的新方法，从而使人类对于天文的认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此外，该书还描述了天文学几次大的斗争过程，指出天文学“从一开始就卷进了阶级斗争的漩涡之中，它是伴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而发展的”。另外，该书在如何把宣传辩证法同讲述具体内容结合起来方面作了一些尝试，例如在介绍天体消亡论时，以“吸收”和“排斥”这一矛盾运动为线索展开，此外还介绍了有限和无限、集聚和分散、间断和连续等辩证关系。《数学》的编写“打破旧教学代数、几何分离的老框框”，“打破旧数学体系的严密性、系统性、完整性，尽可能用农村中的实际问题来组织某些章节的编写，增设一些数学在农村中的应用章节，对那些离开农村实际较远的数学知识，则删繁就简”。《青年自学丛书》各选题的编写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在“政治挂帅”的基础海，结合各学科的实际特点，联系农村实际和知青的切实需要。它的首要作用是宣传和动员知青“扎根农村”。因此，图书在对理论作一简单介绍后，更多内容是与知青在农村生产和生活的切实需要相联系的。即使有些学科的重点和热点不在于此，但出于政治需要，在内容的安排上往往会有一定的体现。这就人为地打破了学科体系的科学性、严密性和连续性。尽管丛书的编写从一开始就要求适合初中文化水平的知青自学，以帮助其达到大学水平；但在现实中，“看不懂”成为知青的普遍反映。这些因素都使丛书的作用大打折扣，其育人功能无法得到很好的体现，相反成为“教育革命”理论延伸到农村的现实载体。出版和发行情况直接关系到知青能否看到这套丛书。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75年6月，共印制24种图书（含上下册）、38，468，600册，其中上海印制1，211万册，外地印制26，358，800册（见下表）。印数最高的前三位依次是《党的基础知识》（14，641，500册）、《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含上下册，总计4，911，100册）、《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3，380，000册）。自1974年5月以来，上海以《青年自学丛书》为主，向下乡青年赠书5批，共490万册，帮助插队知青或下乡青年所在兵团、农林场的连队充实和办起了图书馆。《青年自学丛书》印数统计表（1975年6月）
书 名 | 上海印数（万册） | 外地印数（册） | 合计（册） |
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上） | 85 | 1,602,400 | 2,452,400 |
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下） | 85 | 1,608,700 | 2,458,700 |
社会发展史 | 30 |
| 300,000 |
党的基础知识 | 57.4 | 14,067,500 | 14,641,500 |
中国近代简史 | 20 |
| 200,000 |
儒法斗争史话 | 20 |
| 200,000 |
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 | 105 | 2,330,000 | 3,380,000 |
鲁迅杂文选（上） | 100 |
| 1,000,000 |
鲁迅杂文选（下） | 100 | 2,015,000 | 3,015,000 |
鲁迅书信选 | 40 | 785,000 | 1,185,200 |
写作漫谈 | 20 |
| 200,000 |
代数 | 64.9 | 982,000 | 1,631,000 |
几何 | 63.9 | 810,000 | 1,449,000 |
数学（上） | 20 |
| 200,000 |
物理基础知识（上） | 50 | 170,000 | 670,000 |
无机化学（上） | 55 | 303,000 | 853,000 |
生物基础知识 | 20 |
| 200,000 |
气象知识 | 50 |
| 500,000 |
简明中国地理 | 40 |
| 400,000 |
军事基本知识 | 50 |
| 500,000 |
人体生理知识 | 57.9 | 819,000 | 1,398,000 |
医学卫生知识 | 36.9 | 866,000 | 1,235,000 |
作物生理知识 | 20 |
| 200,000 |
作物遗传育种知识 | 20 |
| 200,000 |
总 计 | 1211 | 26,358,800 | 38,468,800 |
资料来源：上海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员会：《关于〈青年自学丛书〉编写出版进展情况的报告》（1975年6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7-3-292-38。
上海编写《青年自学丛书》的初衷是为知青服务，考虑到知青和当地农村的现实情况，这套丛书在定价上按书籍最低一档计算，通过各地新华书店进行发售，此外还以赠送的方式提供给相关地区。新疆人民出版社、延边人民出版社以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还用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出版了一部分。然而，知青反映看不到图书的现象普遍存在。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省团委、省出版局曾于1973年7月18日联合发出通知，提出购书5000套发给全省知识青年。10月25日，省乡办又与省新华书店联合发出通知，决定知青小组9人以上就发书1套，决不许任何人扣发。除了省里赠书以外，多县乡办也订购丛书赠发，如六安县订购1300套，广德县订购600套，但是生产队的知识青年还是反映没有看到书，即使是与上海往来密切的黄山茶林场的上海知青，也表示无法及时购买到，甚至根本买不到书。1973年，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同样订购了《青年自学丛书》，发给知青集体户和青年点。但据有的地方反映，他们未收到相关书籍，有的虽然收到但数目不符。原因何在？1974年，上海对皖南、皖西、黄山茶林场等上海知青比较集中的地方作了调查。据六安地区新华书店革委会业务组某干部反映，鲁迅的三本书一共来了三批：上海给一批，山西给3000套，本身翻印1550套。以上数千套图书在六安地区各新华书店出售。此外还剩余1050套，准备给地区机关50套、六安县乡办1000套，但该乡办说没地方放而不肯接受，造成书籍积压，而下边知青看不到。有的队已领到书，但没有专人分发、管理，造成散失。霍邱县一生产队党支部副书记只分发了一半的图书，另外一半放在办公室，有的知青看到就拿一本回去，很多人则不知道有丛书这回事。1974年11月9日至24日，上海有关调查组对江西婺源、德兴两县的丛书发行情况进行了调查：当地对于这套丛书表示欢迎，但分配的数量太少；尽管县乡办为每个知青点订了一套，但仍很难得到；两县的《鲁迅杂文选》迟迟未发到知青手中。当年，江西省分配给各区县新华书店的丛书数量为：地区新华书店500本，宜春、波阳各700本，修水600本，南昌、新建、铜鼓、峡江、临川各500本，宜丰、宁都、永修、贵溪各400本，其余只有100本至200本。婺源、德兴两县共有上海知青3000余人，乡办的定数分别是200本和400本，实际分得只有100本与200本，平均10个知青一本。《青年自学丛书》是第一套明确提出为知识青年服务的丛书，它的目的“不是要把我们的青年培养成为踞于劳动人民头上的新的精神贵族；恰恰相反，是为了对我们的青年一代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他们掌握更多的知识，成为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这样的政治宣传，掩盖了知识青年的现实需要和知青运动本身存在的问题。部分知青下乡后经过一定锻炼，承担了农村生产生活中许多重要工作，他们对科学知识的渴望表现得最为强烈。担任生产队、大队等领导工作的青年，需要《哲学基本知识》《政治经济学基本知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知识》等读物，并希望能及时出版马列主义辅导读物。他们对丛书中文学类以及《写作漫谈》《语法、修辞、逻辑》等也表示欢迎，因为他们经常需要写总结、计划、批判稿。还有担任公社报道员的知青，提出了对新闻报道知识的要求。对于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有些知青表示“过去学的少，平时报上大批判文章提及不少历史人物时，我们都不很了解，希望出版简明地介绍中国和世界历史常识”。对地理知识也是如此。知青认为《党的基础知识》是“一份进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的极好材料”，“是我们青年了解党的指示，进行自学的好读物”，“看了之后，很受教育”，“能进一步增强党的观念”。但也有读者对此书提出意见和问题，如对“党的基本目标和最终目标”中的一句话，即“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最后一个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社会”提出异议。其中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既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仍然有阶级压迫——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因此上述提法是很不妥当的。有的提出，“党内有没有阶级斗争?”说“党内没有阶级斗争，只有路线斗争”是否正确?有的读者问道，如何理解到了共产主义仍有路线斗争?有的提出，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到了共产主义，阶级消失了，政党也没有了，怎么还有路线斗争？到那时候路线斗争表现形式如何？《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作为“我国第一本根据党的基本路线自己著作的政治经济学”，“初步从理论上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知青来信表示这本书“对于积极参加批林批孔斗争，认真看书学习，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改造世界观，有着很大的帮助”。它在一些函授地区“受到知识青年的普遍欢迎”。但也有读者认为“书写得好，但看后感到不满足”，认为“批判苏修理论是本书的重要特点，但从理论的深度总结我国的经验，对当前经济战线的问题做出理论的解释，还嫌很不够”。对于医学类图书，知青认为这是“给我们送来了及时雨”。有知识青年说：“贫下中农生了病，相信我们，说我们有文化，懂得医学知识，其实我们不懂，需要学习，才能为贫下中农服务”。他们希望掌握当地常见病的知识，比如痢疾、疝气、疟疾、肝炎、肾病、妇女病、感冒等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知识。知青还对图书提出修改意见。例如由于山区药材资源丰富，希望增加中药知识；对农村的地方病、常见病有的没有写，有的写得不具体；“计划生育只讲了道理没有介绍方法，对妇女卫生讲得太少，安徽农村中还有老法接生，这本书中为什么不写接生知识”？数理化基础知识方面，知青中平时自学数理化知识的较少，“认为过去这类图书是脱离实际，学了没有用”。“希望丛书尽量能联系实际，内容又不要太多，不然时间较少，不宜坚持自学”。对于化学，有个知青说：“化学对使用农药和改造土壤都有用，过去听过讲座，生石灰肥田，不知道什么道理，后来才知道是生石灰对红土能起中和作用的缘故。”他表示：“化学第一册出版，一定认真自学。”整体上看，知青对于这套丛书的出版表示欢迎，认为是他们的“大喜事”，但他们也普遍表现出一点不满，即理论知识与农村现实联系不密切，希望更多出一些针对农村生产生活现实需要的图书。同时，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对这套丛书宣传“扎根”思想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有贫下中农讲：每本书首先应该讲继续“扎根农村”干革命，否则，总是想进城，丛书是自学不进去的。有的知青认为《代数》《几何》等图书是“个人奋斗的阶梯，是为进大学做的准备，应该多出一些阶级斗争、农业生产和卫生知识等的书籍”。一些看此类图书的知青被认为是“想考大学不安心农村”的人。1975年3月7日，上海人民出版社召开了关于《青年自学丛书》的下乡知青座谈会。会上，有知青对于丛书的功能提出了意见：“坚持下乡，我们为啥搞农业，我们为什么去农村，现在为啥不读大学，是向资产阶级法权进攻。贫下中农送知青上大学，说不能耽误你们前途。有的人在农村表现好，入党、团，上大学临别时说：混了几年总算回上海读大学了。这些教训搞自学丛书也要注意。”“教育革命”理论要求丛书在“政治需要”的基础上理论联系实际；知青在农村中所遇到的现实困难也要求丛书在内容编排上多从农村实际出发，强调实用性。这两方面促使《青年自学丛书》在编写过程中强调知识的实际应用，即便是一些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如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也被要求突破“旧体系”，做到“与工农生产紧密联系起来”。我们还应该看到，城市青年到农村后，依然摆脱不掉政治斗争的束缚。知青在农村，除了要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外，还在各种政治斗争中产生了对理论知识的需要。《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党的基础知识》等一些社会科学类图书在某种层面上解决了知青参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等政治运动时自身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这有意无意地使知青成为在农村传递“文化大革命”政治理论、路线的活媒介，推动了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却当成政治运动去搞。知青到农村后，理论的宏大叙述和个人现实需求之间的平衡，越来越难以把握。作为顶层设计的知青运动，地方政府所能做的只有从现实的角度给知青以帮助。《青年自学丛书》的推出，恰是这一状况的体现。《青年自学丛书》作为面向农村知识青年的自学教材，体现出上海有关方面对知青群体的柔性关怀。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背景信息，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和意识形态性。由于农村缺乏必要的文字读物，《青年自学丛书》成为知青获取相关知识的很好的工具。这在客观上满足了知青成长过程中对于知识的渴望，提高了他们在农村生产生活中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富有戏剧性的是，一套力求满足知青在农村现实需要、要求知青“扎根农村”的丛书，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无意间成为他们参加高考的辅导教材。可以说这种具有双向度功能的丛书恰恰体现了“为政治服务”的目标。只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这个目标片面地滑向“阶级斗争”。那些原本不存在政治派性的学科教材，也被烙上了阶级斗争的印痕。丛书背后层层扩展的历史背景，包括教材改革、“教育革命”，甚至整个“文化大革命”，实质上都否定了文化理论知识在社会发展中的长效作用。知青从城市到农村，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也有一个宣传“文化大革命”政治理论和城市文明的功能。为知青服务的《青年自学丛书》由于十分强调政治功能，实际上强化了知青在农村中作为政治理论宣传员的身份。知青客观上成为沟通城乡文化交流的桥梁，城市的现代文明和科技因为知青运动得以更广泛传播。因此，《青年自学丛书》的作用已不单单局限于知青群体，而是扩大到知青所涉及的农村。丛书中宣传的“扎根农村”、成为“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的思想，不仅是对知青而言的，也是对贫下中农的一种政治教育。然而，知青运动中的现实问题使得知青越发对这种理论产生抵触，“走后门”现象、“两招一征”路径等更是激发了知青对于回城的渴望。上海当局所能做的只是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一种柔和的方式去帮助和关怀知青，去化解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但是这种方式所产生的效果毕竟有限，知青运动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在知青“以脚投票”的方式下得以解决。（本文原载《地方党史研究》作者：复旦大学历史系2011级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 赵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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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市档案馆藏包括地方志在内的有关档案，发现上海在文革期间出版了《青年自学丛书》，并且将这一丛书送到上海知青的所在地。这套《青年自学丛书》甚至成为文革结束后，回城青年的高考辅导材料。统计发现，截至1974年底，上海市在外省插队的知识青年有近30万人。为了获得更多精神寄托、保持思想的活跃，身处农村的知识青年需要城市在科学文化知识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同时，知青个人也通过回沪探亲或家长邮寄等途径得到一些书刊。但，这种获取知识的方式无法满足大多数知青的需要，而且还存在着一定的政治风险——被认定为“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有的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另一方面，知青在农村遇到劳动、生活问题时，他们原来的知识储备无法适应实际需要。“文化大革命” 时期，学校生活被宏大的政治运动所取代，他们的知识储备停留在初中，甚至是小学水平。在农村，知青除了农业劳动，还参加修建水电站、造林等，有的担任拖拉机手、电工、车工、卫生员、会计等。在这些实践工作中，出现了不会丈量土石方、不懂计算工程的现象。然而农民对于这批来自城市的青年学生报以很高的期望，“贫下中农信任我们，有病来问我们，说我们有文化”，然而实际是“我们不懂”。进入农村前“大材小用” 的想法，变成了“小才大用”和“无才可用”的现实尴尬。针对上述问题，1974年起，上海开始在一些上海知青比较集中的地区试办知青业余函授教育，教学采用“自学为主，函授为辅，能者为师，互教互学” 的方法。上海还从各高校、工厂等抽调人员组成教师队伍到当地给知青传授知识。但是更多的知青只能通过自学的方式来获得知识。为了配合知青自学的需要，上海需要在自学教材上提供支持，而这直接催生了《青年自学丛书》。《青年自学丛书》如何按照当时的需求写困扰了编写组成员显然，有关部门更希望知青“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更好地为“批判” 服务。教材改革是“教育革命”的重要一环，“突出政治”和强调教材的“实用性” 是新编教材的特点。《青年自学丛书》的编写也受到这种影响。以基础知识为主还是以技术为主？写基础知识政治上是否正确？若以基础知识为主，会不会脱离实际？这类问题困扰着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的几个编写组，他们对此普遍产生了疑问。由于大学在“教育革命” 中对教材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很多人认为以基础知识为主的教材是“复旧”，是“路线问题”。该套丛书的《物理》、《化学》等书原来确定了从基础知识出发联系实际的写法，一些作者对此有所顾虑，认为其与现有教材差不多，体例和章节都相雷同，不知方向是否对头。如果以实用技术为主，类似的书已经出版了不少，还在陆续出版。一些图书如《物理》《化学》《生物》等存在要求突破“旧体系” 的问题。即便是已经出版的《几何》《代数》，有知青向出版社去信表示“他们的体系是旧的”，没有跳出所谓“资产阶级范畴”。《无机化学》（上） 已经完成排字，编写组人员要求抽回来，慢一点出版，怕“复旧”。因为体系是旧的，学校里正在批判，后来上海人民出版社主动承担责任，编写组才未坚持，但他们仍不放心，表示“准备检讨”。《语法、修辞、逻辑》书稿几经修改，审稿者仍觉不理想，其中主要原因是“按旧体系写，和外地已经出版的几本差不多，但新体系一时尚难建立”。为此，该书编者希望“选题保留，待破了旧体系后再重写出版”，或者将“这个选题从书中撤稿”。一些教师反映：旧体系肯定不好，但一写到基础知识，总是觉得旧体系比较突出，或者叙述起来比较顺当；新体系肯定要建立，但目前不清楚究竟什么是新体系，即使有一些设想，由于没有实际经验，所以还写不出来。文学方面涉及评价问题，包括对文学史的评价和对现代作品的评价，例如怎样看待司马迁等一些过去影响较大而很难把握的人物，如何把对他们的评价和“批林批孔” “评法批儒”结合起来。在评价《封神演义》时，作者对如何评价殷纣王和周武王感到困难。还有关汉卿、汤显祖等的戏剧作品，多以爱情为主题，在介绍中“如何掌握分量，避免对青年读者产生副作用”，同样成为难题。《中国古代史话》《简明中国文学史》《古代文学作品选读》等的编写工作，都遇到了类似问题。这类图书要求编者以“批林批孔” 为指导思想，做到“评法批儒”。这需要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重新作出评价，对古文著作也要重选篇目、重作注释。因此部分作者“害怕搞得不好，犯错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领导甚至想把《简明中国文学史》暂停下来，抽人去搞《红楼梦》研究。对此，上海人民出版社多次召开丛书编辑会议。还多次召开慰问团回沪人员、回沪知青等参加的座谈会，了解下乡知青的需要。然而，编写过程无时无刻不被政治所束缚。对于丛书内容，有关部门从一开始就作了规定：在具体内容的编写和体系的安排上要理论联系实际，力求体现经过“文化大革命” 的新面貌、新水平，尽可能深入浅出，在没有辅导的情况下能够看懂，并做到准确、鲜明、生动、引人看。《无机化学》编写小组在一次例行汇报中提出：编写《青年自学丛书》并不是一个单纯介绍有关科学知识的业务工作，而是直接关系到用怎样的思想和观点去教育和引导知识青年，即按哪一个阶级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事。在此方针指导下，图书编写组在编写一些与农业生产很少挂钩的电化学、钢铁工业、石油化工等内容时，“力求从农业有关的现象中引出概念，或把农业技术作为理论知识的实践基础”。有关化肥和农药的章节中，除按常规提到哪种化肥的氮、磷、钾含量高它的肥力就高的问题外，还介绍了化肥与人，化肥与农家肥，肥料、作物与土壤实际需要等的关系，以及农民在实践中积累的防止肥分流失的经验等。这使知青在了解国内所产化肥性能的同时，还能根据具体情况更好地提高化肥的实际效用。《天文知识》除了写地球、月亮、太阳、银河、星系等知识外，“必须让他赋有一定的思想性和战斗性，要讲阶级斗争，要批判各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图书不仅对古代天文学的产生作出详述，还介绍了近代天文学是怎样由物理和化学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使人们找到了研究天体的新方法，从而使人类对于天文的认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此外，该书还描述了天文学几次大的斗争过程，指出天文学“从一开始就卷进了阶级斗争的漩涡之中，它是伴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而发展的”。另外，该书在如何把宣传辩证法同讲述具体内容结合起来方面作了一些尝试，例如在介绍天体消亡论时，以“吸收” 和“排斥” 这一矛盾运动为线索展开，此外还介绍了有限和无限、集聚和分散、间断和连续等辩证关系。《数学》的编写“打破旧教学代数、几何分离的老框框”，“打破旧数学体系的严密性、系统性、完整性，尽可能用农村中的实际问题来组织某些章节的编写，增设一些数学在农村中的应用章节，对那些离开农村实际较远的数学知识，则删繁就简”。尽管丛书的编写从一开始就要求适合初中文化水平的知青自学，以帮助其达到大学水平；但在现实中，“看不懂” 成为知青的普遍反映。这些因素都使丛书的作用大打折扣，其育人功能无法得到很好的体现，相反成为“教育革命” 理论延伸到农村的现实载体。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75年6月，共印制24种图书（含上下册）、38468600册。印数最高的前三位依次是《党的基础知识》（14，641，500册）、《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含上下册， 总计4，911，100册）、《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3，380，000册）。自1974年5月以来，上海以《青年自学丛书》为主，向下乡青年赠书5批，共490万册，帮助插队知青或下乡青年所在兵团、农林场的连队充实和办起了图书馆，做到“一户有书全村看”。《青年自学丛书》是第一套明确提出为知识青年服务的丛书，它的目的“不是要把我们的青年培养成为踞于劳动人民头上的新的精神贵族；恰恰相反，是为了对我们的青年一代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他们掌握更多的知识，成为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这样的政治宣传，掩盖了知识青年的现实需要和知青运动本身存在的问题。部分知青下乡后经过一定锻炼，承担了农村生产生活中许多重要工作，他们对科学知识的渴望表现得最为强烈。担任生产队、大队等领导工作的青年，需要《哲学基本知识》《政治经济学基本知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知识》等读物，并希望能及时出版马列主义辅导读物。他们对丛书中文学类以及《写作漫谈》《语法、修辞、逻辑》等也表示欢迎，因为他们经常需要写总结、计划、批判稿。还有担任公社报导员的知青，提出了对新闻报导知识的要求。对于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有些知青表示“过去学的少，平时报上大批判文章提及不少历史人物时，我们都不很了解，希望出版简明地介绍中国和世界历史常识。”对地理知识也是如此。知青认为《党的基础知识》是“一份进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的极好材料”，“是我们青年了解党的指示，进行自学的好读物”，“看了之后，很受教育”，“能进一步增强党的观念”。但也有读者对此书提出意见和问题，如对“党的基本目标和最终目标”中的一句话，即“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最后一个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社会” 提出异议。其中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既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仍然有阶级压迫——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因此上述提法是很不妥当的。有的提出，“党内有没有阶级斗争？” 说“党内没有阶级斗争，只有路线斗争” 是否正确？有的读者问道，如何理解到了共产主义仍有路线斗争？有的提出，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到了共产主义，阶级消失了，政党也没有了，怎么还有路线斗争？到那时候路线斗争表现形式如何？《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作为“我国第一本根据党的基本路线自己著作的政治经济学”，“初步从理论上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知青来信表示这本书“对于积极参加批林批孔斗争，认真看书学习，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改造世界观，有着很大的帮助”。它在一些函授地区“受到知识青年的普遍欢迎”。但也有读者认为“书写得好，但看后感到不满足”，认为“批判苏修理论是本书的重要特点，但从理论的深度总结我国的经验，对当前经济战线的问题做出理论的解释，还嫌很不够”。对于医学类图书，知青认为这是“给我们送来了及时雨”。有知识青年说：“贫下中农生了病，相信我们，说我们有文化，懂得医学知识，其实我们不懂，需要学习，才能为贫下中农服务”。他们希望掌握当地常见病的知识，比如痢疾、疝气、疟疾、肝炎、肾病、妇女病、感冒等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知识。知青还对图书提出修改意见。例如由于山区药材资源丰富，希望增加中药知识；对农村的地方病、常见病有的没有写，有的写得不具体；“计划生育只讲了道理没有介绍方法，对妇女卫生讲得太少，安徽农村中还有老法接生，这本书中为什么不写接生知识？”数理化基础知识方面，知青中平时自学数理化知识的较少，“认为过去这类图书是脱离实际，学了没有用”。“希望丛书尽量能联系实际，内容又不要太多，不然时间较少，不宜坚持自学”。对于化学，有个知青说：“化学对使用农药和改造土壤都有用，过去听过讲座，生石灰肥田，不知道什么道理，后来才知道是生石灰对红土能起中和作用的缘故。” 他表示：“化学第一册出版，一定认真自学。”整体上看，知青对于这套丛书的出版表示欢迎，认为是他们的“大喜事”，但他们也普遍表现出一点不满，即理论知识与农村现实联系不密切，希望更多出一些针对农村生产生活现实需要的图书。同时，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对这套丛书宣传“扎根” 思想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有贫下中农讲：每本书首先应该讲继续“扎根农村”干革命，否则，总是想进城，丛书是自学不进去的。有的知青认为《代数》《几何》等图书是“个人奋斗的阶梯，是为进大学做的准备，应该多出一些阶级斗争、农业生产和卫生知识等的书籍”。一些看此类图书的知青被认为是“想考大学不安心农村” 的人。1975年3月7日，上海人民出版社召开了关于《青年自学丛书》的下乡知青座谈会。会上，有知青对于丛书的功能提出了意见：“坚持下乡，我们为啥搞农业，我们为什么去农村，现在为啥不读大学，是向资产阶级法权进攻。贫下中农送知青上大学，说不能耽误你们前途。有的人在农村表现好，入党、团，上大学临别时说：混了几年总算回上海读大学了。这些教训搞自学丛书也要注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却当成政治运动。知青到农村后，理论的宏大叙述和个人现实需求之间的平衡，越来越难以把握。作为顶层设计的知青运动，地方政府所能做的只有从现实的角度给知青以帮助。《青年自学丛书》的推出，恰是这一状况的体现。富有戏剧性的是，一套力求满足知青在农村现实需要、要求知青“扎根农村” 的丛书，在“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无意间成为他们参加高考的辅导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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