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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在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时，石悦说：
“我觉得工作是工作，我爸跟我说，你出多大名也好，无论你怎么样都好，出多大风头都好，你都得有一份正经的工作。”
我那些年连续创业，错过了很多场文学盛况。我是在好多年后才看到这段文字，被十分推崇石悦的枕边人问看法。我说：“我原以为他是个聪明人，这下子打了折扣。这段话有两点致命破绽，一是有了4100万，竟然还认为公务员是份正经工作，实在空洞；二是30岁的人，竟然还要拿‘我爸说’当挡箭牌，多么虚弱。”我和石悦是同时代人。我所受的家庭教育，与石悦大不相同。
我的爷爷是位有高屋大院和很多田的教书先生，历五朝弊政，生活被颠覆过好几次。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在汉口当警察。国民党北伐打过来了，定都大武汉，全国的政商学界名流都云集汉口。升官发财的机会，像天上掉馅饼似的，铺满了汉口的大街小巷，俯拾即是。
我爷爷却做了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他连夜坐船跑回老家，自己办了个私塾，贴钱教村里孩子认字读书。后来，私塾被收编成列宁小学，县长热情邀请我爷爷到教育局任职，都被他推辞了。我爷爷的大半辈子，都在乡村一线当清贫的教书先生。后来，我在老家的地方志教育篇里看到爷爷的名字，知道他是“著名民主人士”，辗转多个乡镇，当了一辈子小学校长，是全县小学教学研究的领头人，深得教育局官员和教育界同行的尊重。![]()
老校长是我爷爷的独生子，老来得子，一直带在身边耳提面命地教育。老校长是老三届，县一中的高中生（当时改名叫红卫中学），作为优秀学生得到了去北京被领袖接见的光荣机会。年轻的老校长正踌躇满志时，我爷爷走了60多里路去县城，把他揪了回来，叫他到生产队去当农民。
老校长是金子，到哪里都放光。很快就被公社书记看中，在公社广播站当唯一的广播员。每天除了定时广播宣传最新革命形势，还要走村串户检查维修广播线路，要和一帮红男绿女排练革命节目，经常要值班，忙到晚上就在离家300多米的公社大院里睡觉。这样热火朝天的革命工作干了2年多，我上面的一个姐姐在1岁半时因护士打错针而不幸夭折。我爷爷发了脾气，要求老校长从公社辞职，回到村小学当校长。半年后，我出生。
接替老校长的人，后来当了县广播电视局的局长，副县长，再调到邻县当了县长、县委书记。老校长因此对我爷爷颇有微词，觉得他的老父亲思想保守，觉得自己壮志未酬，对昔日同僚很是艳羡。
后来，那人进去了。老校长带着全国优秀教师、市劳动模范的荣誉，和缺了多个零件的身体，提前病退，到城里带孙女。老校长这才对我爷爷的良苦用心和先见之明彻底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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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是在我8岁那年因病痛难忍而自杀的，享年77岁。我爷爷成年后的日子，一直在兵荒马乱艰难困苦中度过。他在好日子到来的前夜，毫无眷恋地走了。我爷爷在不动声色安排后事时，立下了“子子孙孙概不为官”的家训。他对于子孙后代设想的理想生活，是耕读传家。他对老校长交代，后人最好不要上大学，非要上的，不准读文科。后来，老校长不顾我文科成绩优秀，要求我在高中分班时选了理科。好在我理科成绩也很优秀，于是就从命了。后来我从副处级下海，心里倒是没有丝毫不舍。再后来，我大女儿读高中时，因为理科成绩不行，只好选了文科，去读了个985。我回忆起爷爷的家训，觉得还是自己贪高爱好，误了女儿。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我爷爷的家训，完全来自于对家族命运的观察。我曾祖父是户长，育有4子，老大学文，老二学武，老三务农，我爷爷是老四，被安排学文，并出外到汉口闯荡。
我太爹（爷爷的大哥）是县城第一状师，写状纸，当中人，赚了不少钱。太爹对家族子侄读书很舍得花钱，因此我的上辈中间，就有3位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和一个中专生姑妈。这3位大学生后来的日子都非常坎坷。我二伯先是在武昌工业学校（现武汉理工大学）读机械，读到一半受蒋校长演讲的鼓舞，投笔从戎去黄埔军校28期步兵科学习，后来当了个比较高的职务，再后来被判死缓，坐了整整20年牢，加10年监督劳动，1978年才等来无罪证书。
三伯和姑父同在成都电讯学校（现电子科技大学）学习，1950年四川解放时，姑父投诚后领路费回乡，被评为地主成分，大会小会批斗了近30年。三伯则隐姓埋名，在志愿军180师当通讯兵，大腿中弹撤回沈阳，侥幸活了下来，30年与家里音讯断绝，被家里人以为早就死了。那时候太爹二爹三爹太伯都陆续去世，我爷爷的家产也早就散尽，他勉力支撑整个家族，努力养活一大群妇孺。然而还是力不从心，在那三年饿死了好多。家族凋零之下，我爷爷对当官求功名生出了恐惧和嫌恶，立下“子子孙孙概不为官”的家训。在他看来，能够平安度过一生，就是幸福；安贫乐道，仗义疏财，才能躲过灾祸。
我在机关工作时，是与钱打交道的实权部门，每天都要接待很多企业老板、高管，大学教授、院长、校长。他们对我非常客气，985大学的院士校长，都会远远地走过来，搂着我肩膀，亲热地喊30岁不到的我为“老曾”。我却不敢有丝毫的自鸣得意，而是殚精竭虑地服务好每一位来访的企业家和校领导，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他们查漏补缺，做到了年度最佳马牛的自我修养。
我深知，这个平台是领导给的，是属于国家和人民的，我只是一颗螺丝钉，一名勤务员。这里只是我的人生驿站，我迟早还是要离开，回到自己家里。因为自知是过客，我对于领导非常尊重，从不敢恃才傲物，从不敢怠惰因循，对追求进步也完全不上心。一份可研报告，反复修改20遍也不恼；4栋大楼，连夜组织人把刚贴好的外墙瓷砖扒掉，也不怨。
体制内工作，看似风光体面，实则拖沓繁琐，效率极低，消耗心神。所以，我一看到创业机会，就义无反顾地下海，走上了人生的另一程。我看到石悦关于“正经工作”的那番话，又翻看了几条他当年接受采访的视频，结合其好友所描述他服务贵人时的藏私和露锋，我不禁感慨：石悦的家学，缘何会有如此简陋的认知？
石悦的人生悲剧，源于其家族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过于浅薄，才会误以为“体制”拥有强大的力量，从而把两代人的命运，与体制高度绑定。你认为体制很强，你自己的内心就会软弱。你越从体制获益，就越来越依赖于体制，最后深受其害。
DrKIWI的文章中经常用“大他者”这个词。“大他者”是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代表着社会规范、语言、法律和文化等。
体制是“大他者”的一个具体形象。在我看来，它没有多么强大，它更像是一个描金绘彩的草台班子。而在煮老师看来，包括法律在内的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面前，就是个跑腿的小厮。体制和我一样，和你一样，都是天地之道的显现。体制对于人有利有弊，要善于观察，利用其为自己的成长服务，而不被其所拘。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人与体制的关系，要做到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还要看到，这世上最强大的力量，不是兵车千乘的帝国，不是道路以目的专制，而是简简单单的真相。始终与真相在一起，你就有力量不被体制所吞噬，与体制和谐相处，更可以加以利用。有了这种心态，就会对体制不拒不迎，不忮不求。当官而不求官，在位而不恋栈。功名利禄，都是浮云；庙堂江湖，我为过客。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你看唐伯虎，如果不是恃才傲物，就不会在科举上栽个大跟头；如果不是汲汲于功名利禄，就不会千里迢迢去南昌投奔宁王，也不需要装疯卖傻以求脱身。即使装疯是实，唐伯虎其实也并未脱身。他在离开南昌后，仅仅4年就死了。宁王府的牢笼尚可破，人生的牢笼你何处得逃脱？
你看杨修，为人恃才放旷，本是魏晋名士风度，名满天下，却放不下功名利禄，才会钻营取巧，站队世子之争。不老老实实给人当臣子，却总想着自己出风头，数犯曹操之忌。在日常小事上卖弄聪明，把自己的支持基础挖空。在军国大事上率性而为，终于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口口声声喊“不慕王侯不羡仙”，要出世去当徐霞客；心心念念想的还是功名利禄，把公务员当成正经工作。长期这么活着，岂不就精神分裂了？你看石悦，都已经大几千万版税到手，财务自由了，还抱着“正经工作”的鸡肋不肯放手，借调去海关总署，当了7年没名没分没户口的北漂。因为贵人相助的虚幻梦想，在生命最好的20年里，来回折腾，听一些华而不实的吹捧，说一些言不由衷的场面话，受一些相互矛盾的指令，做一些徒劳无功的事情。长年累月的空洞，搞得自己江郎才尽，失去原本滋养生命的写作。最后人到中年时，危机总爆发，成了人们笑话里的“疯子”。30岁时拿“我爸说”当挡箭牌，30岁后拿“贵人说”当挡箭牌，石悦所依靠的力量，无论是爸，还是贵人，还是体制，还是大他者，终究都不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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