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政府当局逮捕，这已经是他五十三年的人生中第5次，也是最后一次身陷囹圄。
国民政府巨额悬赏多年后，在上海公共租界将他成功抓捕，他的罪名，是“创办非法政党”。
据说当陈独秀被捕后，蒋介石本人也非常兴奋，立即派人将其押解到南京老虎桥监狱关押起来。
这时候的陈独秀，早已形同孤家寡人，不但蒋氏习惯性地痛恨他，红色革命者们也对他有了成见。
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各地党部、省主席、司令等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予以严惩，“立即处决”；共产党这边也发表评论，把他定义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
为国家、为民族奋斗了半生，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最后却一无所获，是对立的两大阵营的集体标靶，监狱中的陈独秀，心情糟糕到了极点。
常言道，每逢佳节倍思亲，人到落寞和遭受挫折的时候，更加思念自己的亲人，多半是希望亲人可以安慰自己，给自己前行的动力。
可让陈独秀悲哀的是，工作中的自己就像一只孤雁，已经迷失了方向，生活中的他也没有一个归巢。
家，对一个成年人来说， 是跟妻子分不开的。
可是自己的第一任夫人高大众（高晓岚），是个没有文化的传统女子，自己已经在20年前跟他离婚。
这个被他抛弃的女人，虽然在离婚后，再也没有离开陈家门一步，奉养老人、抚育子女，尽了儿媳妇和母亲的责任，但是她与陈独秀早已陌如路人。
尽管她一直牵挂着在外奔波的陈独秀，可是她已经在陈独秀这次入狱的两年前撒手人寰。
他的第二任妻子高小众（高君曼），是自己的小姨子，按照伦理说，自己才华出众，风流倜傥，30岁出头就担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受到无数知识女性的青睐，不该兔子恋上窝边草，爱上她的。
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吧，他们两人却陷入发疯般的恋爱，并且不顾舆论压力，走到了一起。
生活了10多年后，两人终究分道扬镳，又一段感情走到了尽头。
自1922年起，两人感情逐渐冷淡，高君曼于1925年带着儿子陈鹤年（陈哲民）、女儿陈子美移居南京，陈独秀每月给她寄30元生活费。
此后，高君曼和陈独秀再没见过面，1931年高君曼病逝于南京，年仅43岁。
即使她们两人还在人世，也不会原谅自己，即使能原谅，自己也无言以对。
自己的第三任妻子，是1930年在上海的贫民窟里认识的，她叫潘兰珍，又名潘若云、潘云仙，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
两人感情倒是很好，可是两人年龄相差29岁，而且自己是临刑的要犯，还对她隐瞒了身份，甚至连真名字也没有告诉她。她年纪轻轻，还会来找我这个在押的老头吗?
人到静下心来的时候，才会想到愧对的亲人，自己对三任妻子都心有愧疚。
自己愧对的，岂止是她们，对自己的子女，陈独秀更是充满愧疚。
其中，陈延年和陈乔年早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还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
三子陈松年一直和母亲生活在安庆老家，他出生时父母已经离异，儿时的他，遭遇多少人的白眼，又受过多少歧视？而且因为经济原因，这个孩子没有受到跟两个哥哥那样良好的教育，大学没有读完就辍学了。
想到这里，陈独秀不禁潸然泪下。
“陈独秀，有人看你来了。”狱卒的叫喊打断了他的回忆，让他回到现实中。
首先来看陈独秀的， 是他的第三任妻子潘兰珍。
潘兰珍的到来，出乎陈独秀意料，让他非常感动。而且潘兰珍还说，要陪他渡过难关，陈独秀更加感激，老泪纵横。
但一想到自己是个政治犯，前途未卜、吉凶难料，不能连累人家，所以他只能对潘兰珍说:"你快回去，你上班吧，别把工作弄丢了。你想想，我在监狱里还能给你什么呢?"
可是，潘兰珍主意已定，不为所动。
漫长的牢狱生活开始了，潘兰珍一直守护在附近，三天两头去照顾他的生活。监狱方面没有限制她的自由的，跑腿、采购和进行联络都是她的事情。
这样一来，陈独秀寂寞的心有了一丝安慰。
这时候，又一个惊喜降临了。
这天，狱卒的声音再次传来：“陈独秀，又有人看你来了。”
陈独秀抬起头，他浑浊的眼里泛起一丝亮光——三儿子松年出现在自己面前。
自己离家的时候，他还没有降临人世，如今，二十二年过去，昔日的他已经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一个英气勃勃的青年。
二十多年来，孩子吃了多少苦，简直难以想象。想到这里，陈独秀百感交集，他不敢正视儿子的眼睛。
陈松年见到父亲的时候，心情也无比激动。当他听到父亲被捕的消息后，心情非常复杂。
父亲，对他来说是一个遥远而又抽象的词汇。
他的记忆里，父亲一直很陌生。
童年时，别的小朋友在父亲的保护下学走路，他只能看着。
别的小朋友骑在父亲的背上，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他同样是观众。
受到欺负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能叫父亲前去，为自己撑腰，他只能羡慕。
他不止一次地哭着回家，向妈妈诉说委屈：“妈妈、妈妈，小朋友说我是野种。”
中秋佳节、春节的时候，别人一家团聚，他也不止一次地问：“妈妈，我的父亲呢？父亲什么时候来？”
多少次梦里，父亲出现了，抱着自己，亲着自己，逗他开怀大笑……梦醒了，什么都消失了，自己依旧孤独。
母亲病危的时候，不停地念叨父亲，说父亲在外面，不知道怎么样？在母亲弥留之际，他不止一次向外张望，也曾期盼着，父亲能够出现。
直到母亲停止呼吸，父亲都没有出现。
陈松年不但没有得到父爱，还受过他的连累。
他3岁时，祖父陈昔凡刚去世，灵柩还停在家中，一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中，一批打手突然来到陈独秀家中，没有抓到人便抄了他的家，抢走了陈家珍藏的一批字画，并扬言要抓走陈独秀的几个儿子。
此时老大老二延年、乔年听说官兵要抓人，便急忙跳墙逃走。
而松年的年纪太小，还不会自我求生，被家里的大人推上墙头，一个不小心摔落在邻居家院内的大澡盆里。
陈家在乡里素来以乐善好施著称，邻人也多有交往，因此，当陈家面临危险的时候，乡人也鼎力相助。
邻人家的妇女看到小松年躺卧在自家的大澡盆里，又听到隔壁院里乱哄哄的搜查声音，便知道了陈家在遭难，就干脆把松年当成自家的小孩，顺势就假装给他洗澡的样子，陈松年最后才逃过了官兵的追捕。
官兵搜了半天，把陈独秀的大侄子陈永年当做他的儿子给抓到官府，他最后受到了无妄之灾，为此坐了四年的牢。
1915年，那一年陈松年才5岁，年长他12岁的大哥陈延年和年长他8岁的二哥陈乔年被父亲陈独秀接到了上海求学，他和姐姐陈玉莹则继续留在老家与祖母和母亲相伴。
后来陈独秀出名后，国民党对陈家的骚扰，更是数不胜数。因为父亲的政治追求，让未成年的儿子，承担了太多的本不该承受的苦难。
1927年，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抓捕，锒铛入狱，在龙华刑场被处决。
得知大哥遇害的消息，17岁的陈松年和姐姐玉莹不顾路途遥远赶往上海，但是哥哥的尸体已经不知去向，姐弟俩只能在哥哥就义的地方烧了香和纸钱，大哭了一场。
祸不单行，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于1928年2月16日在上海被捕入狱，6月6日英勇就义。
得知噩耗，姐弟俩再次奔赴上海，他俩赶到的时候，乔年还没有收尸，姐弟俩目睹了惨状，痛不欲生。
回去之后没多久，姐姐陈玉莹也因为受到了严重刺激，撒手人寰，年仅28岁。
陈松年小小年纪，就经历了几场生离死别。两个哥哥死于非命、姐姐猝然离世、三年后相依为命的母亲又离他而去。
命运对陈松年来说，实在太不公平了，如果有父亲在身边，何至于如此？
要换了别的男人，大多不会原谅这样的一个父亲。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陈松年对自己的父亲陈独秀，选择了原谅。
当他得知父亲再度被捕的时候，心急如焚，放下了手头所有的事，登上开往南京的列车。
其实陈松华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他是继承了父亲的优秀品质，陈独秀虽然在路线方面犯过很多过错，但是他的私德无可指责。
陈独秀不搞阴谋诡计，有一身正气，他对同志非常包容，说话难听，但心胸豁达，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
鲁迅在评价陈独秀为人时曾形象地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一段话，便将陈独秀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
蔡元培评价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傅斯年也对陈独秀不吝溢美之词，说他是中国民国时代一颗“光芒万丈的大彗星。”
正因如此，在党的一大召开的时候，出现一个“怪现象”——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却被选举为党的主要领导人。
所以我们说，陈松华对父亲的包容，多多少少也继承了父亲的优秀基因。
陈松华千里迢迢去看望父亲的时候，不仅让陈独秀感到吃惊，其实自己也大吃一惊，尽管这些年里，无数次幻想着父亲的模样，在来时的路上也想过，但是眼前的父亲，还是吓了他一跳：昏暗的灯光下，父亲的容颜苍老而憔悴，两鬓已经斑白，脊背微驼，身躯已不挺拔。
陈松华不由悲从中来，眼眶湿润，继而泪如泉涌。
此刻，陈独秀的情绪也几乎失控，泪珠在眼眶打转，但是身为父亲，不想让儿子看到自己的失态。于是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拍着儿子的肩膀说：“你是个大丈夫男子汉，男子有泪不轻弹，不能随便哭，这样怎么能干事业？”
不管怎么说，父子俩的相遇，还是给了陈独秀莫大的安慰和无穷的力量，树立起生活的勇气。
不过，与他相濡以沫、风雨同舟，给了他更多力量的，还是工人出身的潘兰珍。
抗战全面爆发后，陈独秀出狱了，他突然对潘兰珍严厉起来：“你给我离开，不想看到你。”
其实这样的话，陈独秀在狱中说过多次，狱卒骂他无情的时候，他解释说：“我不想连累人家，毁了人家一生。”
但是潘兰珍毫不理会，她倔强地说：“先生就是打我、骂我，也休想让我离开，除非先生今后又发达了，我才会走开！”
潘兰珍陪伴他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重庆江津。
潘兰珍在他人生失意落魄、穷困潦倒的最后十年，用自己的青春和柔情温暖着他，无怨无悔照顾、陪伴他，令人感慨万千。
才华横溢的陈独秀，当初跟知识女性、自己的小姨子高小众（高君曼）因为有共同语言，不顾一切地走在一起，离开自己的结发妻子高大众，是因为对方没有文化，彼此没有共鸣。
可是，到了陈独秀落难的时候，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生死不渝的女工潘兰珍，也仍然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下里巴人。
假如陈独秀之后事业顺利，不知道潘兰珍会不会是他生命里最后一个女人，谁也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有一点不会变，那就是父亲和儿子，是血浓于水，无法分割的关系。
日军在1938年6月占领安庆时，陈松年得到消息，父亲已经获释，在汉口居住。于是他跟妻子商量之后，带着祖母和刚满1岁的女儿离开了安庆，到汉口看望日夜思念的父亲。
国破家亡的时候，父子俩相见，自然是感慨万千。
这时候日寇对汉口虎视眈眈，陈松年对父亲说：“我们不能留在这里当亡国奴，不如我们到重庆去吧。”
当时重庆是国民党陪都，陈独秀对国民党没有好感，不想到那里去，可是一想到国土沦丧，又有老母跟着，只好勉强答应。
就这样，陈松华和祖母、父亲、继母以及妻女，一起来到重庆的江津安家。
到江津定居下来后，陈松年为维持一大家的开销，文化水平不高的他，在江津对岸的德感坝九中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
由于处在战乱之后，陈松年的薪水微薄，但是每次领到薪水之后，都要亲手交给继母，而且都要说“妈，这是这个月的薪水。”自己只留五分之一，交给妻子。
看到丈夫对继母毕恭毕敬，妻子也非常孝顺，妈长妈短地叫着。
至于他的女儿，更是一口一个奶奶喊得欢。
安宁的时光总是很短暂，1942年5月27日，贫病交加的陈独秀溘然长逝，享年63岁。
虽然晚年落魄寂寞，但是因为有了一个孝顺的儿子，陈独秀的享受了天伦之乐，少了一些遗憾。
这时候，陈松年的祖母也去世一年，窘迫的他拿不出那么多钱买棺木，十分作难。
邓蟾秋是民国时江津农工银行的董事，腰缠万贯、仗义疏财，还热心慈善、教育事业，有"江津孟尝君"之美誉。
他曾言道:"集财非难，散财实难，集而不散，用而不当，非道也;遗之子孙，资之作恶，尤非道也。"
陈独秀在江津的几年间，就得到过他的照顾，邓蟾秋和侄子邓燮康主动去找陈独秀，将一处名为“康庄”的别墅提供给他居住。
陈独秀一家搬来那天，站在"康庄"的大门前，俯视脚下滚滚大江东流，尽收四周果林美景，禁不住浮想联翩，借李白《山中答俗人》称赞道:"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语心自闲。桃花流水匆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邓氏叔侄何等聪明，对陈独秀的弦外之音自是心领神会。
后来，陈独秀逝世后，陈延年彻夜难眠、一筹莫展，为父亲的灵柩发愁。
这时候，邓氏叔侄闻讯赶来了，他们自费买来了一口上等的楠木棺材，把他暂厝在了"康庄"旁边。
邓蟾秋听说陈松年要回家，就送来一张支票，对陈松年说：“这点钱不成敬意，拿着吧，不为别的，就为你是个大孝子。”
抗战胜利后，陈松年才将祖母和父亲的灵柩用木排装上，沿江而下运回安庆。
安葬的时候，同样没有敢造次，墓碑上没敢写“陈独秀”三个字，安葬在集贤关附近的深林中。
陈松年亲手为父亲的坟墓封上最后一铁锹土之后，长跪不起，如释重负，父亲终于叶落归根，长眠在家乡，自己没有遗憾了。
陈松年此举，真的起到了保护作用，不然的话，即使国民党反动派不去破坏，也难保后来的岁月会不会有人将其破坏。
解放前，因为父亲，陈松年经历了太多的不幸，饱尝了人世的艰辛。
解放后，又因父亲复杂的身份和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他也遭遇了不少困难。因为特殊身份，他刚开始是干老本行教书的，后不得不到砖窑场当了一名普通工人。
他最怕的便是填写档案的时候，每当领导说到“档案”二字，他都会条件反射般地低下头去。
陈松年与妻子窦珩光一生有一男三女，他们夫妻俩虽然互相尽力支持着这个家庭，但家境仍然很困难。
因此，大女儿陈长玮读完高中后，主动对父亲说：“我学习成绩不好，不想上了”。
二女儿陈长玙读完高中后也效仿姐姐，提出同样的理由。
但是，陈松年夫妻俩并没有上女儿的当，而是拿出老师的成绩单，当场戳穿。
陈松年拿出民国时的报纸，指着陈独秀写的文章对她们说：“他是你们的祖父，你们不能将陈家世代书香门第的家风给丢了。”
妻子窦珩光则对女儿们说:"我们家里还有钱，不要担心费用的问题，足够供你们上大学。"
当孩子不在家的时候，她却偷偷去窑场抬土，修铁路，糊火柴盒。
有一次孩子们看到妈妈在那里抬土，窦氏还撒谎说，自己是义务劳动，做好事的。
后来，由于窦氏的去世，陈家生活更为困难。
1958年，毛泽东视察安庆时，从当时的安庆地委书记口中，那里得知陈松年的生活窘况后非常关心，指示当地政府予以照顾。
此后，陈松年每月可以从当地政府领到予30元的生活补贴，生活大有改观。
1990年，80高龄的陈松年与世长辞，用他的话说，是去见父亲了。
弥留之际，他的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在身边默默陪着他（长女于84年去世），这可是父亲陈独秀当年梦寐以求的“待遇”。
陈松年是可以坦然地去见父亲的，因为四个孩子都成才了，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行政干部。
对于父亲，他也毫无怨言，内心始终把父亲当做自己的偶像，一直把父亲年轻时的照片挂在卧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