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张学良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
在与外界“失联”的几十年里,他被幽禁,人生没了自由,日子究竟过得怎样?
2001年10月22日,曾跟随少帅张学良五十多年的林渊泉老人在少帅的葬礼上讲了一句话,“1946年刚到台湾时,看守他的宪兵有100余人,直到1988年恢复自由之前,看守他的宪兵吃饭时还有四桌人”。
(张学良、赵一荻与部分特务合影)
其实,蒋介石把张学良囚禁在深山老林里,派众多宪兵看守,更多的是想利用张学良在华人圈中的影响力,强迫他改写历史为己所用。那么张学良为了获取自由,除了忍受全天被宪兵看守,限制活动,还被迫做了哪些事呢?
囚禁大陆10年,不予释放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以下犯上,必须严惩,但为了不让外界指责他伺机报复,他把张学良送上了军事法庭,张学良被判 10年有期徒刑。
(从左至右: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合影)
第二年,张学良得到国民政府特赦。虽然走出了监狱,但是军事委员会开始管束他,自此他开始了被囚禁的生活。
之后,他被囚禁在贵州、重庆等地长达10年之久。服刑时间到期后,军事委员会并未依法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蒋介石很清楚张学良在全球华人心中有很高的威望,且又与共产党交好,在东北有很强的政治地位,如果放了张学良,无异于放虎归山。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书)
看到刑满,张学良并没有获得自由,外界已经看透了蒋介石的言而无信,开始想方设法积极营救张学良。1946年初,有5个党派共计38人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期间,曾任东北大学秘书长的周黥文认为少帅已经坐了十年牢了,依法应该予以释放。可蒋介石一直拖着,就是不给答复。
周黥文急了,于是邀请周恩来、董必武联合一些关心张学良的东北人,掀起了“援助张学良恢复自由运动”。周恩来在协商会议上当众质问国民党当局:“现在强调国内团结,这使我想起对国内团结贡献最大的人......张汉卿将军,他至今还没有获得自由”。
(周恩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致词)
张学良得知此事之后,密函给周恩来:“现日寇已经驱除,实(为)最快心之事”,接着表示感谢,期待早日能够恢复自由,“愿天相(助),早成佳果”。
其实,在外界积极营救张学良的同时,他自己也在积极争取自由。同年4月,东北军元老、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莫德惠到贵州梓桐探望张学良。张学良拜托莫德惠把自己曾在瑞士定做的欧米茄牌金表转送给蒋介石,暗示“关押期满,应当释放他”。
(贵州梓桐张学良雕像)
可蒋介石不仅没有如其所愿,反而为了避免后患,于1946年11月,派人把张学良和赵一荻从重庆松林坡秘密押往了台湾。
张学良后来回忆:“刘队长(刘乙光)告知,吾等有移地消息,起初很高兴,以为终于迎来了释放,几天后才知道是远囚孤岛。”
秘密转移到台湾,半生囚禁多地
到达台湾后,张学良和赵一荻被安置在新竹大山里的“井上温泉疗养所”。
(1947年5月,张学良与赵一荻合影于井上温泉疗养所)
一开始,两人都无法接受被囚禁在荒山野岭里,于是想尽办法,寻求恢复自由身。张学良甚至曾给在国民党保密局、军统局工作的朋友张严佛写信:“10年期限已满,如今抗战胜利,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
可张严佛当时处境也很艰难,由于被毛人凤等人排挤,他在党内的话语权越来越弱,再加上蒋介石只手遮天,根本没人敢站出来帮张学良求情。
眼看求助无门,张学良和赵一荻一度陷入绝望。两人都是从富裕家庭成长起来的,活得自由自在。当初在大陆囚禁的时候,还能时不时地接待一些旧友来访。到了台湾,他们居住的地方里里外外都是特务,想去院子外面溜达,要先向特务刘队长打报告,得到准许之后才能出去。时间长了,两人也被迫学着苦中作乐。
(张学良给赵一荻拍的照片)
两人互相拍照,经常在同一个场景下,先是张学良给赵一荻拍张照,然后赵一荻再给张学良拍,拍照的时候旁边也有宪兵盯着。
(赵一荻给张学良拍的照片)
由于囚所位于深山,交通不便,采购异常困难。无奈之下,赵一荻跟着佣人吴妈学会了养鸡,种菜,做衣服。张学良则利用一台破旧的收音机收听广播。广播只能听台湾的,不能收听大陆的,因此,时常因为特务警告而被迫调频或中断。
(赵一荻喂鸡)
那段时间里,曾经雄姿英发的少帅只能穿着自制的布衣,每天看特务递过来的书籍和报纸,每天要写日记上交给蒋介石。由于山中没有电灯照明,长年累月下来,导致张学良的视力严重受损。除此之外,因为居住环境恶劣,饮食没营养,思想压力大,张学良脱发非常严重。
(张学良逗狗)
到了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蒋介石当众宣读《元旦文告》后下野。“代总统”李宗仁看到形势不妙,为了保存现有实力,赶紧派人主动与中共和谈,其中一项是主张恢复张学良、杨虎城自由。消息传到台湾后,张学良还没等来恢复自由,就被蒋介石再次派人把他秘密从新竹清泉迁往高雄,藏匿于寿山的军队宿舍里,直到次年1月底,张学良才被送回新竹清泉。
(蒋介石宣读《元旦文告》)
此时,外界局势晦暗不明,蒋介石就增加兵力,严防死守,只允许张学良和赵一荻在院子里活动,没收了收音机不允许再听广播,几乎与外界断绝了联系。“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这首《清泉幽梦》就是张学良在囚禁生涯中的真实写照。
7年后,张学良再次被迁往高雄囚禁3年。这3年是张学良在台湾过得最难熬的一段时期,他必须要帮助蒋介石著书立说。而蒋介石鉴于张学良反省态度良好,文章影响力非常大,达到了粉饰其罪过的目的,决定“大发慈悲”。
1959年的春天,是张学良和赵一荻心中最美好的春天,因为蒋介石终于“解除”了对两人长达22年的幽禁。同时下令撤去部分警卫人员,其余人员继续执行“保护”任务,允许张、赵两人从高雄搬到台北居住。
(张学良打八段锦)
时年60岁的张学良,他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居住环境终于得到很大改善,再次更换住所,被安排在台北近郊的北投居住。
起初,蒋介石把张学良安置在隶属于“台湾情报局”的北投幽雅招待所里。张学良认为一直借住情报局的房子不合适,于是申请自己出资选地建造房屋。
蒋介石批准他可以在台北北投区幽雅路34号建房,也就是现在的“少帅禅园”所在地。一年后,一栋西式二层小楼落成,张学良和赵一荻终于住进了自家的房子里,结束了长达25年来脏乱差的居住环境。
(少帅禅园内景)
眼看着蒋介石对自己的管束日渐松弛,张学良心中对自由愈发渴望!在他看来,只要自己能够顺着蒋介石,那么自由当在不远处!
就这样,张学良开始了自己的4次“求问自由”之路!
4次“求自由问”,被迫为蒋介石挽回名誉
其实,张学良写“求问自由”,与一个叫郭增恺的人有关。
郭增恺是“西安事变”另一位当事人杨虎城的朋友,当年由宋子文将其带到西安做杨虎城思想工作的助手,是西安事变的亲历者之一。
(中年时期的郭增恺)
由于他无法忍受蒋介石愚弄大众,便在1955年香港的《热风》杂志上连载了长达20万字的《一个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文章中详细指出了蒋介石写的《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和宋美龄写的《西安半月记》中很多所谓的事实其实是杜撰的。
(《西安回忆录 西安半月记》)
此文戳穿了一直被蒋介石隐瞒的事变真相,公开了很多被编造和歪曲的历史事实,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震动。
蒋介石眼见事情发酵迅速,自己名誉扫地,为了扭转局面,他决定让“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写回忆录,以正视听。
(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押期间,宋美龄写给蒋介石的信)
张学良在日记中有记载:“(蒋介石)令我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再三嘱咐要真实写下,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
当时,囚禁中的张学良整天无所事事,看书看报都受限制,写日记也不是什么都能写的,现在得到批准了,终于可以办点正事了。当时,他天真地以为蒋介石能够正视历史,于国于民都是一件好事,所以这篇回忆录他写得很顺畅,可说得上是一气呵成。
实际上,他完全误解了蒋介石的意思。他写得“真实”并不是蒋介石想要的“真实”。所以交稿几天后,张学良就接到了修改意见,要把“西安事变”前前后后的经历都写出来。
而且,他从刘乙光那里得知,“西安事变”再次引发社会各界大讨论,蒋介石被大众质疑。很显然,蒋介石让他写回忆录,目的是为了洗刷外界对蒋的质疑。张学良一时陷入两难境地,他很清楚蒋介石为了守护名誉,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而不能不写真实又不能不为长者讳,这让他一时不知如何下笔。
经过一周漫长纠结之后,文章终于写好了。几天后,刘乙光再次把文章带回来了,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不能只写自己的回忆,最重要的是,“针对着他驳之,加入回忆文中”。也就是说,必须要反驳郭增恺文章中写的内容,让大众相信张学良写的内容才是历史真相。为此,张学良按要求写完回忆录之后,又写了一篇文章——《慨中国文人之无行》。
(从左至右:1933年,杨拯民、郭增恺、杨虎城)
如此一来,前后历时一个月的文稿终于确定了,这篇文章后来被蒋介石定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而“求问自由”第一篇就此诞生。蒋介石赶紧吩咐下去,定稿印刷,在国民党内部分发,要求高级将领必须认真阅读,了解“西安事变”。
文章发出后,先前不利于蒋介石的舆论开始渐渐平息下去了。蒋介石看到了张学良存在的价值,向刘乙光交代:“他将来对革命还可以有贡献”,要求“保护好”张学良。
而张学良从刘乙光那里得知蒋介石很满意文章带来的影响力,对自己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既然已经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了,那自己也要识时务,要主动与蒋介石示好。
当时圣诞将至,张学良便委托刘乙光带着信函和礼物去拜访蒋介石,希望能有机会参加“国民党将官班培训”。然而,蒋介石告诉刘乙光:“恐外间之人有些不谅解”。意思是不让张学良参加培训的是外界,不是他蒋介石,如果张学良执意要来参加培训,估计会有人“对张侮辱”。
刘乙光见识过国民党内部官员之间的尔虞我诈,你死我活,对蒋介石的话深信不疑,于是询问有没有妥善的解决办法。蒋介石给他指出一条路:“张先写一书,叙述个人经历、抗日情绪、对共产(党)的观感等”。听到这话,刘乙光知道了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很显然不是外界不让张学良参加培训,而是蒋介石本人想趁机抓住张学良的软肋,让他再次臣服于自己。
对此,张学良没有任何反抗余地,他只能接受。他一直期待着他与蒋的关系能够得到缓和,这样自己才有获取自由的可能。可事实再次证明,蒋介石是一个精致的利益主义者,对自己没好处的事情是一定不会做的。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无可奈何,既然蒋介石要文章,那自己就写文章交给他。于是“求问自由”第二篇文章《杂忆随感漫录》历时近半年完成。这次蒋介石没有对文稿发表任何意见,稿件就此搁浅。此时培训班早已结束了,而张学良渴望的自由依然遥遥无期。
(从左至右:刘乙光、赵一荻、张学良、莫德惠)
其实,张学良的第二篇“求问自由”之所以没有引起很大反响,不是张写的不好,而是蒋介石没怎么放在心上,因为当时他在忙着另外一件事。
为了自己的名声,蒋介石决定亲自下场跟外界对峙。他认为之所以有很多人反对他,是因为共产党,而张学良的《杂忆随感漫录》并不能更多地承载他对共产党的不满。
于是由他挂名、陶希圣实际执笔,一本名为《苏俄在中国》的书在台湾出版发行。蒋介石就是想要借此达到大肆污蔑共产党的目的。
(陶希圣)
书刚印刷出来蒋介石就命令蒋经国赶紧给张学良送去,要求张学良好好读,好好了解共产党。为了进一步扩大书籍在华人中的影响力,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再写一点读《苏俄在中国》的感想,把西安事变加进去,以便公开发表。
两个月后,名为《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的读后感完成。刘乙光转告张学良,文章得到了蒋介石和蒋经国的认可。当时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既然很满意,那自己就可以跟他谈条件了,于是便继续向蒋“求自由”。
在蒋介石70岁生日到来之际,张学良委托刘乙光把自己的手杖递交给蒋介石,暗示蒋介石已经囚禁他了几十年了,现在年纪大了,没有继续囚禁的必要了,是时候还他人生自由了。可蒋介石当时收下了手杖,但不久之后又还回来了。
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忽冷忽热让张学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决定向宋美龄求助。宋美龄看出了张学良的诚意,但事关重大,她做不了主,只能帮忙带个话。
可几个月过去了,张学良没有等来任何消息。他认为一定是蒋介石觉得他反省不够彻底。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写文章,写出蒋介石满意的文章,这样他才有可能获得自由的机会。蒋介石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章,成了张学良一直思考的问题。
三个月后,少帅在报纸上读到曾担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周鲸文在香港某家报纸上发表的反对共产党的言论,仔细阅读发现文章中有很多内容是故意污蔑共产党。而刘乙光告诉他,这篇文章在台湾也很有影响力,正是蒋介石一直希望他写的内容。
(在电影《黄金时代》中,由张嘉益饰演周鲸文)
张学良知道“西安事变”是蒋介石心里过不去的一道坎,每次写文,必须要提这件事,这回既然是自己主动写文章向蒋介石示好,那必须要写“西安事变”。
于是,在《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文章中,张学良称赞蒋介石是“唯一的有明见、有经验、英勇果毅、不屈不挠的老战士”,讲述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都是“受了欺骗,受了愚弄,受了利用”,这些年在校长的教导下,已经彻底“觉醒”,现在写文就是要“现身说法,对共产主义者实行口诛笔伐”。
第4篇“求问自由”是张学良首次直接“扬蒋贬共”,批判自己在前3篇文章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此篇文章是用来弥补之前尚未“对共匪的认识尚未到时候”的缺憾。
蒋经国看到此文后大为感动,立刻安排张学良与父亲见面。两个月后,蒋介石在桃园大溪召见张学良。张学良为了让蒋介石进一步相信自己悔过自新,在两人见面期间又多次做检讨。蒋介石接受了张学良的检讨,同时也愿意恢复其“自由”。
(从左至右: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
“好好地读些书,返回大陆,你对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张学良渴望的自由,蒋介石给了,放他回大陆。可在少帅为自己即将得到自由而兴奋的时候,蒋介石又说了一句话:“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
张学良明白了蒋介石现在想让他弥补“西安事变”带来的“损失”。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失去在大陆的政权,就是因为张学良发动事变导致的,所以张学良罪不可赦。
至此,张学良深感绝望,对自由不再抱有期待!
(张学良囚禁在高雄西子湾家中研究中国地图)
事后,张学良很后悔自己写第四份“求问自由”,后来多次在日记中批判自我:哪怕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不应该写。
蒋介石原以为让张学良写了4篇文章就能堵住众人的悠悠之口,没想到这4篇文章反而激起了更多人的不满。舆论谴责蒋介石一直囚禁张学良,指责蒋介石剥夺张学良言论自由,胁迫张为自己编造历史。
就连曾经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有很多专家学者、议员政客公开讨伐蒋介石关押张学良,不允许张学良来美国与家人团聚,侵犯了人权,违反了法律。
面对突然起来的指责,蒋介石慌了,即便如此,他也没打算释放张学良。他逝世3年后,他的儿子蒋经国上台执政,延续他的做法,继续囚禁张学良。直到李登辉当权,蒋家在台湾政坛逐渐失势,张学良才恢复人生自由,离开台湾,定居夏威夷。
结尾:
1991年,邓颖超派曾参与“西安事变”的吕正操去美国祝贺张学良90岁大寿。席间两人相谈甚欢,张学良表示愿意为了实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贡献一份力量,当即吟诗一首:“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曾经,他为了抗日,实现民族独立,敢于直接向蒋介石对抗。虽然被限制自由到晚年,但长达半个世纪的囚禁仍旧没有改变他那颗把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