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家族灭亡后，清朝皇帝同时身兼蒙古大汗，由于多次武力统一，这一汗位成为蒙古地区无可争议的最高统治者，漠北蒙古（今外蒙古）只认清朝为宗主，汉人当政后蒙古人不服，第二年就就宣布独立。那么按照这种说法，如果当时皇帝不下台，仍是名义上天下共主，是不是外蒙古就不会独立呢？

蒙古国（外蒙古）等周边地图

清政府将外蒙古彻底纳入版图，且中前期通过各种手段进行严密控制，此时中央和外蒙古关系紧密

1691年，慑于沙俄的威胁，漠北蒙古各部参加了康熙举行的“多伦会盟”，标志着漠北蒙古正式成为清朝一部分。随后的1727年，清朝和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从法理上确认了清朝对漠北蒙古的统治。

康熙是一个宏大战略眼光的皇帝，他运用智慧灵活、恩威并施的政治手腕将外蒙古纳入中国版图，之后他三征漠北，收复外蒙古，从此彻底解决了困绕中国几千年之久的北方游猎边患。

多伦会盟碑，外蒙古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并且清政府通过武力征服，分化瓦解，建立八旗制度，联姻，藏传佛教等等多种手段对蒙古地区实现了严密的控制。在清朝的中前期，清朝中央政府对蒙古地区的政策还是比较得当的，中央与外蒙古关系也很紧密。

晚清政府推行新政，加剧了民族矛盾，产生了满蒙对抗、汉蒙对抗和外蒙古分裂的苗头

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宣布在外蒙古地区举办所谓的“新政”。新政主要内容概括而言为“放垦牧地以移民实边，设置郡县以管辖移民，强化外蒙驻军”，即“移民、设官、驻军”三方面。

外蒙古地区的民众，“新政”对蒙古族人伤害很大

“新政”本意在于对抗沙俄对蒙疆的侵略，但实际上却引起了蒙古地方的强烈反对，因为汉人垦殖牧地破坏了蒙古人的生计；设官侵害了蒙古王公的权益；驻军则强化了中央与蒙古矛盾中蒙古人危机意识。

“新政”不顾蒙汉民族差异和蒙古族人民的权益，盲目放垦、征收重税、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了内外蒙古王公和旗民的强烈反抗，一些王公开始谋求外国支持反抗清廷的“新政”。

晚清蒙古族人，留着满族特有的辫子

至此，新政变成苛政，中央与地方的利害冲突，开始转变为中蒙间的族群对立，蒙古反满、反汉、反中国之念渐生。

清军未对外蒙古独立进行抵抗，外蒙古中央政权交替之时“独立”，但并未获得承认，法理上是无效

1911年11月，在得到沙俄援助之后的外蒙古杭达多尔济等人率俄、蒙军队包围了库伦办事大臣衙门，解除了清军的武装，并将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

1911年出访俄国寻求帮助的蒙古王公

12月，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等王公喇嘛在库伦宣布独立，拥立外蒙古活佛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建立“大蒙古国”政府。哲布尊丹巴在库伦登基，自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

恰巧清政府和民国此时正政权交替之际，无暇北顾，此次独立未被当时的清朝政府和后继的中华民国政府承认。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个独立运动是早有预谋的，而且是针对清政府驻军，说明不管清朝皇帝下不下台，外蒙古独立事件都不可避免。

外蒙古活佛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也是外蒙古独立的首脑

民国政府对待外蒙古政策失败，将蒙古政治集团推向外国势力，埋下分离的祸根

清帝逊位后，中国开始实施共和制，国家政权更迭中出现地区动乱是很正常和普遍的问题，民国当时采取的武力统一方式非常正确，但在收复外蒙后，中央并未能有效的建立起对外蒙的统治。

徐树铮将军

1919年4月，北洋政府将领徐树铮率兵进入库伦，收复外蒙古，有文章盛赞徐树铮显示了一个边才的雄才大略。实际上他缺乏政治头脑和怀柔处理民族关系的方法，推行的新政更是不得蒙古人心。

他在入蒙之前调集了80辆大卡车，入库仑时，每车乘士兵20人，将所有新式武器悉数向蒙古人展示，炫耀武力。

徐树铮与蒙古各部合影

在徐树铮主持的典礼上，世代受清廷尊重的活佛被强迫对国旗、大总统像片暨封册各行三鞠躬礼，这是历代哲布尊丹巴从来没行的重礼。

而且在哲布尊丹巴十年前曾即汗位的同一场所，徐氏南面站在他曾坐可汗的席位上，叫他面北接受册封。这不但是对活佛本人最大污辱，同时也大伤蒙古大众的自尊心。

蒙古国独立纪念邮票

徐树铮的行为反而让外蒙撤治的中坚力量和喇嘛们联合起来对抗中央。正是其蛮横无理的行径，将外蒙人心彻底推向对立面，中国政府因此失去了外蒙政治集团当中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为蒙古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祸根。

总之，满清政府推行的新的民族政府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对立和分裂倾向，而民国政府不恰当的民族政策又将蒙古政治集团推向了外国势力，而沙俄的野心更助涨了独立的气焰，所以不管清朝皇帝下不下台，外蒙古独立的事件都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