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叶嘉莹晚年自述

家世

我家先世原是蒙古裔的满洲人,隶属镶黄旗。

本姓纳兰,祖居叶赫地。

我出生在民国十三年(1924),那时清王朝已被推翻,很多满人都改为汉姓,所以我家也就摘取祖籍之地名“叶赫”的首字,改姓为“叶”了。

我的祖父讳中兴,字一峰,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为光绪壬辰科翻译进士,仕至工部员外郎。卒于民国十八年(1929),享年69岁。

祖父有三子二女。我的伯父讳廷乂,字狷卿,生于光绪十一年(1886),青年时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未几,因父病返国。民国初年曾任浙江省寿昌县等地秘书及课长等职,后因感于世乱,乃辞仕家居,精研岐黄,以中医名世,卒于1958年,享年73岁。

我的父亲讳廷元,字舜庸,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早年毕业于老北大之英文系,后任职于航空署,译介西方有关航空之各种重要书刊,对我国早期航空事业之发展,颇有贡献及至中航公司在上海成立,我父亲遂转往上海,曾任中航公司人事课长等职。

1949年随中航公司迁至台湾，一度拟返回上海,在基隆登船受阻,未克成行,遂留居台湾。1969年我受聘于加拿大温哥华之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遂迎养已退休的老父来温同住。1971年父亲突发脑溢血,终告不治,享年81岁。

我出生的时候,叔父和两位姑母都早已逝世,所以都未曾见过。

我的母亲李氏讳玉洁,字立方,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青年时代曾在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婚后专心相夫理家为人宽厚慈和,而不失干练,生有我姊弟三人,长弟嘉谋,小我两岁,幼弟嘉炽,小我8岁。

“七七事变”发生,父亲随政府流转后方,那一年我只有13岁,长弟11岁,幼弟只有5岁,当时在沦陷区中,生活艰苦,一切多赖母亲操持。

父亲久无音信,母亲忧伤成疾,身体日渐衰弱,后于1941年入医院检查,诊断为子宫生瘤,经开刀割除,不治逝世,享年仅有 44岁。

▲中间为幼年叶嘉莹

幼年读书

我的父亲和母亲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大约在我三四岁时，父母就开始教我读方块字,那时叫做认字号。先父工于书法,字号是以毛笔正楷写在一寸见方的黄表纸上。若有一字可读多音之破读字,父亲则以朱笔按平、上、去、入四声,分别画小朱圈于此字的上下左右。

举例而言,如“数”字作为名词“数目”的意思来用时,应读为去声如“树”字之音,就在字的右上角画一个朱圈;若作为动词”计算”的意思来用时,应读为上声如“蜀”字之音,就在字的左上角也画一个圈;另外这个字还可以作为副词“屡次”的意思来用,如此就应读为人声如“朔”字之音,于是就在字的右下角也画一个朱圈;而这个字还可以作为形容词“繁密”的意思来用,如此就应读为另一个人声如“促”字之音,于是就在字的右下角再多画上一个朱圈。

而“促”音的读法与用法都并不常见，这时父亲就会把这种读法的出处也告诉我,说这是出于《孟子·梁惠王》篇,有“数罟不入洿池”之句,“罟”是捕鱼的网,“数罟不人湾池”是说不要把眼孔细密的网放到深的池水中去捕鱼,以求保全幼鱼的繁殖,也就是劝梁惠王要行仁政的意思。

当时我对这些深义虽然不甚了了，但父亲教我认字号时那黄纸黑字朱圈的形象,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古人说“

读书当从识字始”,父亲教我认字号时的严格教导,对我以后的为学，无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当我开始学英语时,父亲又曾将这种破音字的多音读法,与英语做过一番比较。说中国字的多音读法，与英文动词可以加ing或ed而作为动名词或形容词使用的情况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英文是拼音字,所以当一个字的词性有了变化时,就在语尾的拼音字母方面有所变化,而中国字是独体单音,因此当词性变化时就只能在读音方面有所变化。

所以如果把中国字的声音读错,就如同把英文字拼错一样,是一种不可原谅的错误。父亲的教训使我一生受益匪浅此外,在我的启蒙教育中。

另一件使我记忆深刻的事,就是我所临摹的一册小楷的字帖,那是薄薄数页不知何人所书写的——首白居易的《长恨歌》。诗中所叙写的故事既极为感人,诗歌的声调又极为谐婉,因此我临摹了不久就已经熟读成诵，而由此也就引起了我读诗的兴趣。

当时我们与伯父一家合住在一所祖居的大四合院内。伯父旧学修养极深,尤喜诗歌联语。而且伯父膝前没有女儿，所以对我乃特别垂爱，又见我喜爱诗歌,伯父更感欣悦,乃常在平居无事之时对我谈讲诗歌。伯父与父亲又都喜欢吟诵,记得每当冬季北京大雪之时,父亲经常吟唱一首五言绝句:“大雪满天地,胡为仗剑游,欲谈心里事,同上酒家楼。”

那时我自己也常抽暇翻读《唐诗三百首》,遇有问题,就去向伯父请教。有一天,我偶然向伯父谈起父亲所吟诵的那首五言绝句,与我在《唐诗三百首》中所读到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一首五言绝句,似乎颇有相近之处。其一是两首诗的声调韵字颇有相近之处,其二是两首诗都是开端写景,而最后写到上楼,其三是第三句的开头都是一个“欲”字,表现了想要怎样的一个意思。

伯父说这两首诗在外表上虽有近似之处，但情意却并不相同，“大雪”首诗开端就表现了外在景物对内心情意的一种激发,所以后两句写的是“心里事”和“酒家楼”。而“白日”一首诗开端所写的则是广阔的视野,所以后两句接的是“千里目”和“更上一层楼”。伯父这些偶然的谈话,当然也都曾使我在学诗的兴趣和领悟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父母虽严格教我识字,却并未将我送入小学去读书。因为我的父母有一种想法,他们都以为童幼年时记忆力好,应该多读些有久远价值和意义的古书,而不必浪费时间去小学里学些什么“大狗叫、小狗跳”之类浅薄无聊的语文。因此为我及大弟嘉谋合请了一位家庭教师，这位教师是我的姨母。

姨母讳玉润,字树滋,幼年时曾与我母亲同承家教其后曾在京沪各地任教职。姨母每天中午饭后来我家,教我和弟弟语文、算术和习字,当时我开蒙所读的是《论语》,弟弟读的是《三字经》。

记得开蒙那天,我们不但对姨母行了拜师礼,同时还给一尊写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也行了叩首礼。目前看来,这些虽可能都已被认为是一些封建的礼节,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却觉得这些礼节对我当时幼小的心灵,却确实曾经产生了一些尊师敬道的影响。

我当时所读的《论语》,用的是朱熹的《集注》;姨母的讲解则是要言不烦,并不重视文字方面繁杂的注释,而主要以学习其中的道理为主,并且重视背诵。直到今日，《论语》也仍是我背诵得最熟的一册经书，以后曾使我受益匪浅，而且年龄愈大,对书中的人生哲理也就愈有更深人的体悟。《论语》中有不少论《诗》的话,使我在学诗方面获得了很大的启发,直到现在,我在为文与讲课之际,还经常喜欢引用《论语》中论《诗》之言,这就是我在为学与为人方面都曾受到过《论语》之影响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除去每天下午跟姨母学习语文、数学和书法外,每天上午是我和弟弟自修的时间,我们要自己背书、写字和做算术。此外,父亲有时也教我们几个英文单词,学一些英文短歌,如“one two， tie my shoe，three  four，close the door”之类。

及至我到9岁之时,父亲要我考入我家附近一所私立的笃志小学,插班五年级。因为笃志小学从五年级开始就有了英文课程。我只在笃志小学读了1年,就又以同等学力考入了我家附近的一所市立女中。

那时父亲工作的单位在上海,他要求我经常要以文言写信报告我学习的情况。于是每当我写了信,就先拿给伯父看,修改后再抄寄给父亲。

就在我学习写文言文的同时,伯父就也经常鼓励我试写一些绝句小诗。因为我从小就已习惯于背书和吟诵,所以诗歌的声律可以说对我并未造成任何困难,我不仅在初识字时就已习惯了字的四声的读法，更在随伯父吟诵诗歌时,辨识了一些入声字的特别读法,例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首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在这首诗中的“独”“节”“插”等字,原来就都是人声字,在诗歌的声律中应是仄声字,但在北京人口中，这些字却都被读成了平声字。若依北京的口语读音来念,就与诗歌的平仄声律完全不相合了。

伯父教我把这些字读成短促的近于去声字的读音,如此在吟诵时才能传达出一种声律的美感。记得伯父给我出的第一个诗题是《咏月》,要我用十四寒的韵写一首七言绝句。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未知能有几人看”,大意是说月色清寒照在栏杆上,但在深夜中无人欣赏的意思。那时我大概只有11岁,而从此以后就引起了我写诗的兴趣。

常言说“少女情怀总是诗”,我虽是一个生长在“深宅大院”中的,生活经验极为贫乏的少女,但从我的知识初开的目光来看,则春秋之代序、草木之荣枯,种种景象都可以带给我一种感发和触动,于是我家窗前的秋竹,阶下的紫菊,花梢的粉蝶,墙角的吟蛩,就一一都被我写人了我的幼稚的诗篇。

自从我考上了初中以后,母亲买了一套开明版的《词学小丛书》给我作为奖励,于是其中所收录的纳兰成德的《饮水词》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又引发了我读词和写词的兴趣,于是我也就无师自通地填写起小词来了。

进入高中一年级后,有一位名叫钟一峰的老教师来担任我们的国文课,他有时也鼓励学生们学写文言文,我遂得以把过去给父亲写文言信时所受到的一些训练,用在了课堂的写作之中。当时我不仅喜爱诵读唐宋诸家的一些古文,同时也还喜爱诵读六朝时的一些骈赋,所以曾在课堂中试写过一篇《秋柳赋》,得到了老师很高的赞赏。另外我还在西单附近一所教读古书的夜校中,学习《诗经》和《左传》。记得教《诗经》的是一位姓邹的老先生,我曾把平日写的一些诗拿给他看,他在批语中曾称赞我说“诗有天才,故皆神韵”。

▲1941年高中毕业前的叶嘉莹（左）。1945年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的叶嘉莹（右）。

大学生活

父亲自“七七事变”后,就已从上海随国民政府逐步南迁,与家中断绝音信将近4年之久。

北平的几所国立大学都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中。我在高中读书时虽然成绩很好,而且文理科平均发展,每年都获得第一名的奖状。但在报考大学时,却颇费了一番考虑。因为我当时不能决定我是报考北京大学的医学系,还是报考辅仁大学的国文系。

报考医学系是从实用方面着想,报考国文系则是从兴趣方面着想，最后读了辅大的国文系则是由于两点原因:其一是由于辅大为一所教会大学,不受当时日军及敌伪之控制,有一些不肯在敌伪学校任教的有风骨的教师都在辅大任教,这对我自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其二则是由于辅大的招考及放榜在先,而北大的招考则在后,我既已考上了辅大的国文系，所以就没有再报考北大的医学系,而这就决定了我今后要一直行走在诗词之道路上的终生命运。

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也曾经历过不少挫折和苦难,但一生能与诗词为伍,则始终是我最大的幸运和乐趣。

我是1941年夏天考入辅仁大学的,同年9月辅大才开学,母亲就因子宫生瘤,手术后不久就去世了。当时父亲远在后方,我是长姊,所以就负起了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幸而那时伯父一房与我们并未分居,母亲去世后,我们就不再自己烧饭,而由伯母担负起了为全家烧饭的责任。

伯母颜氏讳巽华,原来也受过很好的家教,喜读唐诗,虽不像伯父和父亲那样高声吟咏,但却也常手执一册,曼声低吟。当时已是沦陷时期,生活艰苦,伯母亲自操劳家务。每当我要帮忙时,伯母总要我去专心读书。所以我虽遭丧母之痛,但在读书方面却并未受到什么影响，正如古人所说“愁苦之言易工”,在这一时期我反而写作了大量的诗词。

在大二那一年,有一位顾随先生来担任我们“唐宋诗”的课程。顾先生字羡季,号苦水。他对诗歌的讲授,真是使我眼界大开,因为顾先生不仅有极为深厚的旧诗词的修养,而且是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毕业生，更兼之，他对诗歌的感受有一种天生极为敏锐的禀赋,因之他的讲诗乃能一方面既有着融贯中西的襟怀和识见,另一方面却又能不受任何中西方的学说知识所局限,全以其诗人之锐感独运神行,一空依傍,直探诗歌之本质。

当时也有人认为先生之讲课乃是跑野马，全无知识或理论之规范可以掌握依循,因此上课时不做任何笔记,但我却认为先生所讲的都是诗歌中的精华,而且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彩。

所以我每次上先生的课都是心追手写,希望能把先生所说的话,一字不漏地记载下来。那时先生除了在辅仁担任“唐宋诗”的课程以外,还在中国大学担任词选和曲选的课程,于是我就经常骑了车赶到中大去听课。

在这期间,我于诗词之写作外,更开始了对令曲、套数甚至单折剧曲的习作记得我第一次把各体韵文习作呈交给先生后，先生在发还时曾写有评语说:“作诗是诗,填词是词,谱曲是曲,青年有清才若此,当善自护持。”

其后我又有一次写了题为《晚秋杂诗》的五首七律,还有题为《摇落》的另一首七律,呈交给先生,先生发还时,竟然附有六首和诗,题为《晚秋杂诗六首用叶子嘉莹韵》。这真使我感到意外的惊喜和感动。

不久后气候已入严冬,我就又写了《冬日杂诗六首仍叠前韵》,而先生竟然又和了我六首诗。所以我在那一段时间写的作品特别多,这与先生给我的奖勉和鼓励是决然分不开的。更有一次，先生要把我的作品交给报刊上去发表,问我是否有笔名或别号,我那时一向未发表过任何作品，当然没有什么笔名别号,先生要我想一个,于是我就想到了当日偶读佛书所见到的一个唤做“迦陵”的鸟名,其发音与我的名字颇为相近,遂取了“迦陵”为别号。这当然也是受了先生在讲课时常引佛书为说的影响及至毕业后不久,先生更给我写了一封信来,说“年来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却并不希望足下能为苦水传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