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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鲁德才
访谈人：余晓勇、刘学玲
鲁德才先生是南开大学资深教授，今年（编者按：2021年）八十九岁。他曾任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首任副所长。叶先生在南开大学第一讲，由鲁先生介绍并致辞。后在研究所初创阶段，鲁先生做了大量工作，也因此和叶先生结下深厚情谊。叶先生曾为鲁先生赠诗一首，从中可见真挚的心意与知赏：
襟怀伉爽本无俦，
为我安排百事周。
还向稗官寻治乱，
本文根据访谈整理并经鲁先生本人审阅。题目为编者所加。
一 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创建过程
访谈人：鲁先生您好！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的前身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成立之后，叶嘉莹先生担任所长，您担任第一任副所长。请您谈谈是怎样认识叶嘉莹先生的和研究所初建前后的情况。
鲁德才：关于研究所创建的过程，我所知有以下情况。
1979年，叶嘉莹先生寄给南开大学外文系李霁野先生一封信，告诉李先生，回国教书的申请已经得到教育部批准，教育部安排她到北京大学去教书。原来20世纪40年代李先生曾在北京辅仁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外文系执教。叶先生虽然没有聆听过李先生的课，但因为李先生是叶先生老师顾随先生的好友，而且李先生曾经在20世纪40年代末被台静农先生邀请去台湾大学任教，当时与叶先生在台湾大学相识。其后，李先生返回大陆，而叶先生则在台湾遭遇了“白色恐怖”。很快，叶先生接到李霁野先生回信，他说北京大学有不少资深老教授，而南开大学经过“文革”后很多老教授都不在了，邀叶先生到南开大学讲课。南开大学外文系不设古代诗文专业课，李先生将信转给时任中文系主任的朱维之先生。朱先生如同老主任李何林先生的风范，极重视著名学者的来访，当即表示邀请叶先生。我时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兼小说戏曲研究室主任，朱先生遂将接待及课程组织工作交给了我。由于涉及外籍人员来校讲学，必须报备学校，由校办一位分管外事工作的同志配合，并指导我们如何协调外事问题。
1979年3月，我和中文系党总支书记任家智代表系主任朱维之先生去北京见叶先生，表示欢迎她来南开大学讲学，并商谈来校日期。几天后任家智与负责外事工作的干部耿书豪赴北京接叶先生来津。
4月24日，叶先生即在主楼第一层阶梯教室开讲。原来我还担心，偌大教室能坐满吗？倘若听课者无多，岂不冷落了叶先生？岂知还未开讲，能坐几百人的教室竟已座无虚席，连教室内的过道均坐满了人。叶先生在南开讲诗词的信息不胫而走，连我们的邻居天津师范学院（现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来听讲，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叶粉”。
也许是同学们的热烈参与感染了叶先生，叶先生在简短自我介绍时说，她讲课好“天马行空”，于是便“天马行空”起来。只见她没有讲稿，看似万里行云、天花散落，时而拈来一首诗或词证明她讲授的诗人心境，时而又引一大段史料证明诗人如此兴发的原因。先生不只是在解剖一首诗词，更是让听众鉴赏或体验诗词的美。加之其本身博闻强记，授课时旁征博引、挥洒自如，征服了听者！如此热烈的场面，在我系请来讲演的学者中很少见到。
有多位年轻教师听了叶先生讲的课，连我们的老主任朱维之先生也亲自到场，端坐第一排，认真地听了叶先生所有的讲课。
1982年1月，叶嘉莹先生结束在南开的第二次讲学，中文系诸教师与外事处同仁到天津火车站送行。左起：耿书豪、孙昌武、郝世峰、马光琅、张红、逄诵丰、鲁德才、叶嘉莹、王双启、郝志达
此后，叶先生又多次来南开大学讲学。1992年4月，我从日本东京大学讲学归来，外事处逄诵丰处长邀郝世峰和我诚恳地相谈，他已向校长母国光和叶先生提出建议，在南开大学成立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希望我们二人中出一位担任副所长，协助叶先生主持日常工作。世峰兄力辞，说他刚卸任中文系主任，要休整一段后，完成李商隐诗和《全唐诗》的注解。我本人专攻中国古代小说，对诗词为门外人，也无意就任，可逄、郝不断劝说，终被推向前台。1993年12月，我代表南开大学人事部门去《开发报》报社商调安易来所任秘书，报社全力支持。是叶先生提议让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安易来研究所任秘书，协助叶先生整理书稿，处理所内日常事务。当初我们想以教学人员编制调安易到南开大学，但是调入手续复杂，影响调入时间，如按行政人员编制则快得多。我们征得安易同意，遂按行政人员调入。
1993年1月，经校长联席会议下发文件批准，决定成立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下拨启动费用五千元。当我去财务处找王某科长提款时，王某说原批件找不到了，我们留下的影印件不能作为提款凭据。领不出钱来，只好自力更生。我们找逄处长商量，希望他批准我们给外国留学生教授汉语。外事处特批研究所办汉语学习班，教授外国留学生汉语，聘请了几位老师，有郝世峰、张菊香、李剑国、崔宝衡和我给留学生讲课。三年内，除去各项开支花费，余三千多元，用于买办公桌、书柜、安装电话等。向东方艺术系借一间办公室，向对外汉语教学中心借一间教室，研究所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开张办公。
1995年年初，我的老朋友韩国首尔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专程来津请我去任教，盛情难却，副所长之职请崔宝衡先生接任，为第二任副所长。在这期间，加拿大的蔡章阁先生为支持叶先生任所长的研究所发展，捐赠二百万元人民币建研究所大楼。1997年1月，研究所挂靠中文系。1999年10月，范孙楼建成后，研究所搬到范孙楼办公。同时，应蔡先生的要求，原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更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1999年8月26日，南开大学《关于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更名的通知》
二 根在大陆，情系南开
访谈人：您当年为研究所做了大量工作，和叶先生也有四十多年的友情交往，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您认为哪些因素促使叶先生选择了南开大学，并最终在南开大学“落叶归根”？
鲁德才：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概括为“根在大陆，情系南开”。
叶先生一生经历坎坷，但是她有一颗“中国心”。她于1948年迁居台湾，不幸其先生因所谓思想激进被国民党逮捕下狱。那时叶先生独自抚养孩子，在一所中学任教，居住在狭小的房间，生活极为艰难。1954年叶先生被聘至台湾大学，后又兼任台湾淡江文理学院（后改为淡江大学）、复校后的辅仁大学教授。先生凭着学养打出了一片天地，许多海外知名人物如现代小说家白先勇、学者郑培凯、法国学者侯思孟（Donald Holzman）教授等在学生时代都听过先生的课。也因此，1966年至1967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聘请先生讲学。1969年9月，先生赴加拿大温哥华，执教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1970年年初即获聘终身教授，直至1989年退休。鉴于叶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的贡献，1991年被加拿大皇家学会授予“院士”称号，成为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
叶先生何以在改革开放之初，西方各种思潮涌入，社会尚不稳定时期而勇敢回到祖国大陆呢？落叶归根固然是中华子孙的夙愿，可归根的目的有种种，枯骨埋葬原籍、和亲人相聚、回中国养老等，都是选项。但是叶先生却有自己一贯超远而不休止的目标，即回到老根的土地上继续传播中华文化、讲授诗词、培养自己的学生。
先生曾明确地对我说：“我不能只教外国人，应该培养我们的学生。”也因此，只要一些高校如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邀请，她就无私地奉献、传授自己的心得，及至由南开大学提议为先生建立研究所而决定定居南开。
据我的猜测，叶先生七十多岁之后有定居何处的选择，可最终何以留在南开大学？一个重要原因是南开人正直、诚恳、认真的作风让先生心仪。著名数学家陈省身不是也选择了落户在南开大学？
坦率地说，南开的居住条件和环境不能与南方某些高校比肩，更不会有北京高校身居政治文化中心的优越，但南开人朴实、务实、真诚待人，年轻教师视叶先生为前辈，并不把先生划为外来人敬而远之，这就是多数教师同先生相处融洽的原因。
正因为如此，先生先是把加拿大退休金的一半十万美元捐赠出来，设立“叶氏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奖励优秀学生；到了晚年，叶先生又将出售北京和天津的房产收入及历年稿酬全部捐献给南开大学设立迦陵基金。叶先生这一切义举，出于她对祖国的热爱，出于她对天津和南开大学教育事业的支持。
三 集老师、诗人、学者于一身
访谈人：同为中国古典文学传承人、南开大学教授，和叶先生是老同事、老朋友，您可否对叶嘉莹先生的学术特点、讲授风格做些描述？
鲁德才：叶先生可谓当代中国古典诗词教育领域的“大家”，为中华古典文化的传承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叶先生心无旁骛，几乎将全部精力、全部心思都用在研究古诗词。哪怕是长女和女婿因车祸不幸罹难，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也只在诗词中表露她内心的伤痛，仍坚挺地沿着诗词之路行走着。至于大小的波澜，一笑置之，不入心室。因为在先生的生活中，可以说只有诗词。
叶先生讲诗词，跟当时国内的讲法是不一样的，对人的心态挖掘很深，讲得很人性化。我是搞古代戏曲小说教学的，我觉得叶先生讲课，像俄罗斯大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像明末清初的金圣叹评《水浒传》提出的“因缘法”，都是强调挖掘人物的内在心理，很细致，但是又赋予了很多材料加以说明，对人物所在的时代讲得很透彻，这样就让人理解更深了。老一辈大家都是这样，讲古代的东西，没脱离时代；把西方的东西加进去了，但是没有滥用。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叶先生就倡导在中小学校特别是在小学阶段普及诗词教育，为此与友人合作编写了《与古诗交朋友》一书并录制读诗音带，发行全国。叶先生在1998年曾上书国家领导人，提出在中小学校开展诗词教育势在必行，并获得批示。随后由教育部组织专家编选《古诗词诵读精华》一套丛书，在中小学校推行。数年前，先生有感于市场上现行古诗词读本质量良莠不齐，遂亲自编选古诗词读本《给孩子的古诗词》，至今已发行数十万册之多，可谓影响力深远，如今已波及三四线城市。我的小孙女在江苏常州市某小学读书，某日，其语文老师用一个课时介绍叶嘉莹编选的《给孩子的古诗词》，当说到叶嘉莹奶奶是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创办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时，小孙女脱口而出：“我爷爷也是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叶嘉莹奶奶跟爷爷是同事。”次日又拿出叶先生签名的选集，以证明她不是虚言。据说她们班级每个人都写了《给孩子的古诗词》读后感，编成集子，全校展览。
2016年教师节，叶嘉莹先生与南开大学幼儿园小朋友（李靖摄）
叶先生集老师、诗人、学者于一身，学识功底很深厚，眼界很宽广，这一点也是他人不能比的。她来南开大学教书四十余年，为成千上万的本科生讲授诗词，并亲自培养硕士生、博士生数十名，直到2015年九十一岁因为年事已高不能亲自指导，所以不再招硕士、博士研究生，但是依然从事讲学和研究工作。诗人未必能做教授，做教授的未必是诗人，学者则是教授的升华，偏重于理性的思维。毫不夸张地说，作为诗人，叶先生是可以列入名人堂的。在教学上，诗人讲说诗词，似乎不同于一般人的感悟。先生时而以诗人的眼光看诗词，和诗人的视点、情感迅疾契合，敏锐地捕捉到作家内在意识流淌、天人合一的意境；时而又以教授的渊博知识，引证若干史料，反证在诗词内意识流淌的缘由。
总之，叶先生研究古代诗词，贯通中西，著作等身，成就一家之言。而对中华文化之传播，不舍不弃之坚持，成为感动中国的学者大家。
2021年1月26日，鲁德才先生（中）在家中接受余晓勇（右）、刘学玲（左）采访（谷玲摄）
来源：《为有荷花唤我来：叶嘉莹在南开》
编辑：闫晓铮
审校：张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