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掬水月在手》
是中国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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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先生的诗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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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叶嘉莹
*文章节选自《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增订本）》（三联书店2019-9）
我小时在家里读书，第一本开蒙的读物就是《论语》。我当时对《论语》中所记述的孔子的仁者与智者的境界，当然没有什么真正的体悟，但是我对于书中所记述的有关人生修养的话，却有一种直观的感动和好奇，比如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听到这句话时的震动好奇和深深地被吸引，心中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我只是想“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怎么有那么大的力量，怎么说早上懂了这个东西，晚上死了都不白活？还有“五十而知天命”，那么知天命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还有“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当时确实不懂，但这些话确实曾给了我一种震撼，引起了我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当然我自己本是一个平凡的人，真正遇到忧患挫伤的打击时，我的承担能力就受到了严重的考验。
回想我一生，遭遇了三次沉重的打击。我最早受到的一次打击就是1941年我母亲的去世。那时我的故乡北平已经沦陷有4年之久，父亲远在后方多年没有音信。我那时也只有十七岁，身为长姐，我要照顾两个弟弟，而小弟当时只有九岁，生活在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沦陷区，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一般说来，我是一个对于精神感情的痛苦感受较深，而对于现实生活的艰苦则并不十分在意的人。母亲去世后，我感受最强的是一种突然失去荫蔽的所谓“孤露”的悲哀，这在我当时所写的《哭母诗》及《母亡后接父书》等一些诗中有明白的表现。对于当时物质生活的艰苦，我不仅并不在意，而且能够采取一种以坚强的意志来担荷苦难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形成，我想大约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因为我小时候背诵的《论语》、《孟子》里说的“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那些使人自信和自立的话，在我心里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是因为我的老师顾先生，他自己虽然体弱多病，但在他的讲课中所教导我们的，却是一种坚强的担荷精神。我当时背诵得最熟的是他的一首《鹧鸪天》：
受顾先生的影响，我也一改以前多愁善感的诗风，写出了“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伐茅盖顶他年事，生计如斯总未更”的诗句，来表达我直面苦难不求逃避的态度。古人说：欲成精金美玉的人品，须从烈火中锻来。苦难的打击是一种挫伤，但同时也是一种锻炼。我想这种体悟，大概可以说是我在第一次打击的考验下，所经历的一段心路历程。
第二次打击对我其实是最重的，它几乎影响了我一生。陶渊明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又说“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当第一次打击到来时，衣食虽然艰苦，但生活基本上是稳定的，我不仅可以不改常规的读书上学，在学业上有师友的鼓励支持，在生活上还有伯父、伯母的关怀照顾。所以苦难对于我才能够成为一种锻炼，而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但是第二次打击到来时完全不是这样了。那时我已远离家人师友，身在台湾。我先生被海军拘捕死生未卜，当我经过拘审带着女儿从警察局出来以后，不仅没有一间可以栖身的“敝庐”，而且连一张可以安眠的“床席”也没有。这还不算最大的痛苦，其实最大的痛苦是来自于我先生本身的问题。
关于我的先生，这是多少年来我一直不愿意提起的，那是很难以想象的。1978年我在《王国维及其文学评论》那本书的后叙里也简单说过一点，但那都是非常表面的、非常浮浅的，真正的情况我没有写，我所说的其实已经隐藏了很多难以诉说的事情。我说他从监狱出来以后性情发生变异，实际上是一个借口，我不愿意只说他的不好，就归罪于多年的监禁使他变成这样。其实不然，是他本来就是如此的。我不肯说，是因为我一向不愿意说别人的坏话，何况是自己家里的事情，所以一直替他隐瞒了很多，现在有些事我以为也还是不说为好。
前面我提到我跟赵钟荪认识是因为他的堂姐是我中学的英文老师，不管赵钟荪怎么样，我回来以后还去看望过他堂姐，因为她毕竟是我的老师，其实她并不大跟赵钟荪来往。那时我还不知道赵钟荪曾经做过一些为亲友所不齿的事，她跟我说了很多话，我不大懂她的意思，后来才明白她是知道赵钟荪做的那些事情的。
这么多年，我虽然一直不对人说这些事，但是我的诗里其实写了一些我的婚姻之不如意。在我的诗词稿里，收了三首，1976年，我大女儿去世时，我写了《哭女诗十首》，其中最后一首曾经说：
“从来天壤有深悲，满腹辛酸说向谁。”说真的，我人生最伤痛的就是这件事，但是我没有办法说。后两句“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我吃苦耐劳的什么都做，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承担着经济上的压力。当然我是为了我们的家，也为了两个孩子。我的大女儿当初跟我一起被关，赵钟荪被关了将近四年，是我一个人带着她，虽然吃了很多苦，但也是相依为命度过的那几年啊！所以我说“一生劳瘁竟何为”。
这首诗大家还是不大容易看出来的，后边我还写了一首《天壤》：
这首诗不解释的话，其实一般人也还是看不出来，而我当时之所以这样写，也就是不想让人家看出来。因为中国的旧传统，对于婚姻的事情是不说的。做妻子的无论有什么样的不幸，一般都是不说出来的，这是中国传统做女子的一种妇德。但是婚姻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事实。像秋瑾她写了跟丈夫的事，那都是解放的、进步的女子。虽然秋瑾所处的年代比我更早，可是她的革命思想比我开放。我是在旧家庭长大的，比较保守，所以多年来我从来不说。
这首诗的题目是摘取第二句里的两个字。李商隐的很多诗都是这样做的，《诗经》里也有这样的例子，所以摘取一首诗里的两个字做题目是可以的，这个题目不会有人注意。“天壤”其实有个典故，是说谢道韫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她觉得王家有不少的才智之士，而她嫁的这个丈夫没有那么好的才华。所以她结婚以后，常常说他们王家的子弟都有这样那样的才华，“不意天壤之间竟有王郎”，就是说，没想到天地之间有像王郎这样的人，她的意思是对她的丈夫不满意。所以如果有心人看到“天壤”这两个字，知道这个典故，就能看出来我这是写婚姻的不如意。只不过谢道韫还只是因为丈夫才华不够好而生的感慨，而我与她则完全不同，因为我所遇到的人是一个完全无法理喻的人，是你们一般人所难以想象出来的一种人。
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宽厚、容让的，一个人但凡有点感情、有点理性，我也是能够跟他相处的。而且我平生也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没有才能，没有工作，或者学问低就看不起人家。我从来不这样想，我尽量希望把事情做好，可是他就是要把所有美好的东西毁掉。1971年的时候，严复的女儿请我去西雅图大学教书，因为我已经被UBC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就介绍我先生去了。可是一年以后他就回来了。为什么人家不聘他了，我也不知道，因为凡是他不如意的事，从来不许我问。他回来以后，就又开始整天发脾气。那时候过圣诞节，我不愿意在我们艰苦的时候，让孩子们觉得人家过圣诞节都挺高兴的，我们家怎么不同。我的愁苦从来不跟孩子说，总是愿意她们都好好的。我就买了圣诞树，而且装饰得漂漂亮亮的。我还给每一个人都买了礼物，让大家高兴高兴。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上去就把它毁了，把树上的装饰扔了一地。他这个人整个美感的经验、品味跟人家也都不一样。比如说温哥华我家的院子里有很多树，对于树木我们一般人都喜欢它枝叶扶苏的样子，但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就找人把那些树的枝子都给剪了，那些大树，叶子那一部分都没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很粗的树干。人家都很奇怪，问我你们家这是什么树，怎么都这样子。我真是没有办法，我也争不过他，为了避免跟他吵架，我就把一切都放弃了。所以我们家一切的事情，都是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件事我也写过一首诗，人家也不大能看出来的，是1985年写的，题为《为茶花作》：
“记得花开好，曾经斗雪霜”因为茶花开的很早，有的时候温哥华还在下雪，茶花就已经开了；“坚贞原自诩，剪伐定堪伤”，我这是说茶花能耐风雪严寒，它的品格是坚贞的，可是它遭到剪伐，被人给伤害了；“雨夕风晨里，苔阶石径旁”，我是说不管风雪朝暮，我们家这棵茶花仍然在院子的台阶石径旁站立着；“未甘憔悴尽，一朵尚留芳”，虽然在这种挫折中，虽然别的枝子都被剪掉了，可还是有一朵花绽开了自己的芬芳。我这是说茶花自己有这样的持守。在人生的风雪朝暮中，我也是这样的。
我想我们的婚姻也许最初就是一个错误。说起来我跟我先生当时也认识了两年多，我那时年轻，样子也不错，他追求我。那时他对我是绝对有感情的，这是绝对不假的，可是我对他呢？我可以说，完全没有使我心动的感觉。所以有人问我初恋的经验，我说我没有，我这样说并不是表示我当年怎么样的保守，是真的没有。我说以前也有些人给我写信，我都不回，如果当时真的有一个人我也觉得很好，我也愿意的话，我也不是绝对不回信的。只是我并没有觉得哪一个写信的人值得我回，所以我不回信。跟赵钟荪认识是因为有好几层关系，主要是因为他堂姐是我的老师，他妹妹是我同年不同班的同学，我不能不理他；而我的同学侯瑛的男朋友跟他是同事；而且他有个同学的弟弟跟我弟弟是同学，所以他就借着题目总到我们家来，后来时间长了，他对我也不错。我这个人真的是好心办错事，他那时又失业又生病，他为什么丢了工作，我也不知道，他也从来没跟我说过。他的姐夫给他在南京找了一个工作，可是他说我不跟他订婚他就不去。我想既然他对我也不错，他为了我的缘故不肯离开北京，他又失业又生病的，他的姐夫给他在南京找个事，机会也不容易，而且我那时曾经以为他是因为常请假到北京来看我,所以才失去工作的,自己觉得对他应有所弥补,因此既然他说如果跟我订了婚他就去，就算了吧。这是我当初的一个错误。他跟我交朋友的时候，我自己就觉得很奇怪，我常常想，人家那些小说、电影都把爱情说得那么美好，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我应该承认，我既然对他真的没有爱过，那么不管他是贫病交迫，我也不应该因为同情就答应他，所以我是好心办了错事。后来我虽然尽我的力量，希望做一个好妻子，家里的责任我该尽的都尽了，我也能吃苦耐劳，而且独立工作支撑整个家庭,但是其实没有爱情。这一点我想他也会感觉到。可能他以为我从前没有爱情，结婚以后就会有的。可是结婚以后就更没有了，因为从前我还是同情他的，结婚以后我就发现他跟我很多地方在本质上相差太远了。但是我还是尽量想做得好一点，我是一个很尽责的人，不管是做妻子，还是做主妇，我都尽我的责任。可是爱情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情，不是你让它有它就有的，你觉得应该有它就有的。再加上后来他又不得意，被关了很多年，因此变得无理而狂暴,何况他本性就是一个自私而怪僻的人。我想他的心里也有相当的矛盾。
我现在这样说，其实已经对他没有什么怨恨。我引过一首王安石的诗，题目是《拟寒山拾得》。后来我才发现，我所记住的与原诗并不完全一样，但我更喜欢自己记住的诗句：
“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这是说风把瓦从屋顶上吹落下来，把我的头打破了；“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瓦自己也被摔碎了，不只是我头破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人类的众生之间造作了很多恩怨的事情，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有某一种因素；“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你也不用恨这个瓦，这个瓦也是不由自主的。他天生来这种性格，那也无可奈何。他受过的教育，就是以男子为中心，可是事实上他在社会上的能力又不能达到这一切，是社会的因素和他生来性格上的因素造成的这种状况。
我想这人生，可能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你落到什么地方，不是你所能掌握的，你不知道会落到哪里。可是不管落到哪里，无论命运或者机遇把你落到哪里，你都要尽量做好，这是自己应该做到的。我就是这样，不管命运把我抛到哪里，我都愿尽最大的努力尽量做好。
从前小时读的那些道德文章都是人家说的，我并不大懂，后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慢慢对中国古圣先贤的理论有了一些体会。古人常常说“守身如执玉，积德胜遗金”是说你自己应有一种操守，保守你的自身，就如同拿着一块玉一样，你不能让玉摔碎，也不能让玉有污秽、有瑕疵。我觉得，这是一个要好的心情，不管是做人，还是做学问，我都是这样的。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让别人赞美，而是已经成为我的一种本能。我应该对上天，如果从宗教来说，就是对神有一个交待。我想一个人你怎么做、怎么想，不是对人的问题，是对自己，对上天的问题。所以孔子也说：“不怨天，不尤人”，你也不要怨上天，也不要怨别人。“下学而上达”，你脚踏实地地向下努力学习，而使你有一种智慧或者一种觉悟，能够通一种天理。“知我者，其天乎？”这是《论语》里边的话，我当年当然不懂，现在慢慢的懂了。小时我对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很好奇，这个“道”到底是什么？我现在觉得真的是有一点知道了。人生要有一种持守，不管落到什么地步，经历什么样的事情，你都要有自己的持守，不能够失去你自己。
关于我婚姻的不幸，这是我最难以启齿的话题，挺沉重的，我不愿意跟别人说。可是我的人生，完全避开它就不完整，而且它在我人生里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只好把它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1975年时我的两个女儿相继结婚，我正在庆幸自己终于走完了苦难的路程，可以过几天轻松的日子了。谁知就在1976年春天，我竟然又遭受了更为沉重的第三次打击。我的才结婚不满3年的长女言言竟然与其夫婿宗永廷在外出旅游时，不幸发生了车祸，夫妻二人同时遇难。这次打击到来时，那真是像从天而降的霹雳。我真没想到我在历尽忧患的余生，竟然会遭遇到如此残酷的不幸。我当时实在是痛不欲生，但因为多年来我一直是我家所有苦难的承担者，我不得不强忍悲痛立即赶到多伦多去为他们料理丧事。我是一路上流着泪飞往多伦多，又一路上流着泪飞返温哥华的。回到温哥华后，我就把自己关在家中，避免接触一切友人，因为无论任何人的关怀慰问，都只会更加引发我自己的悲哀。我仍然是以诗歌来疗治自己的伤痛。我写了十首《哭女诗》，其中第四首写了“万盼千期一旦空，殷勤抚养付飘风。回思襁褓怀中日，二十七年一梦中”，第九首写了“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这些诗句。写诗时的感情，自然是悲痛的，但诗歌之为物确实奇妙，那就是诗歌的写作，也可以使悲痛的感情得到一种抒发和缓解。不过抒发和缓解还不能使我真正从苦痛中超脱出来，我的整体心态仍然是悲苦而自哀的。其实我从50年代，内心一直是悲苦的，多少年来都是如此。一个人其实也很奇怪，可能一定是真的受到很沉重的打击，痛苦到了极点的时候，你反而有了一种觉悟，才真正会把自己投向更广大更高远的一种人生境界。古人说物必极而后反，也许正因为我的长女言言夫妇的去世给了我一个最沉重的打击，所以使得我在极痛之余，才有了一种彻底的觉悟。
我的老师顾随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验过乐观之生活”。当年我对这两句话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如今当我经历了一生的忧苦不幸之后，现在对这两句话才有了真正的体会和了解。它使我真的超越了自己的小我，不再只想自己的得失、祸福这些事情，才能使自己的目光投向更广大、更恒久的向往和追求。而且更巧的是，就在我的大女儿1976年去世那一年，大陆“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1977年我再次回国探亲，看到了祖国的中兴气象。我在旅行的时候，看到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还是有那么多人喜欢中国的古典诗词。这使我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有了新的期待和寄托，我发现我还可以回国教我喜欢的诗词，我还可以把我继承下来的一些传统回报给自己的国家。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鼓励，是我从悲苦中走出来的一个心理过程。我不辞劳苦地投身于回国教书，并且把我的退休金拿出来一半设立了“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正是有这样的缘故。“驼庵”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庵号，“永言”是我的女婿“永廷”和女儿“言言”的名字。前者表示的是我对老师所寄托于我的传承的愿望，后者则表示的是我对青年的继起者的关怀。我现在已完全超出了个人的得失悲喜。我自己用我剩余的生命做着我终生热爱的古典诗词教研的工作，每年春天回到温哥华，秋天回到南开大学，以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拖着这么重的行李往返大洋两岸，我只想为我所热爱的诗词做出自己的努力。
回想我平生走过的道路，是中国的古典诗词伴随了我的一生。我从一个童稚天真的诗词爱好者，首先步入的是古典诗词创作的道路，后来为了谋生的需要，又步入了古典诗词教学的道路，而为了教学的需要，我又步入了古典诗词理论研究的道路。我对于创作、教学和科研本来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何况我还经历了诸多忧患。首先是为了教学与科研的工作，而荒疏了诗词的创作，又为了繁重的教学工作，而没能专心致力于科研。
在创作的道路上，我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诗人，在研究的道路上，我也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那是因为我在这两条道路上，都没有做出全身心的投入。但是在教学的道路上，虽然我也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我却确确实实为教学工作，投入了我大部分的生命。
说到讲课，我跟别人讲的也不一样。别人讲诗是注重知识、背景，我是对于文字里面所传达的生命比较重视，而不是那些现实的、外在的东西。当然现实的、外在的东西不是不重要，可是我的注意力不在那边。我的字也写得不好，我觉得文字只是一个符号，是外表，而时间是宝贵的。所以我的字写的很潦草，我不肯花时间一笔一画的去写。我也曾经想要改善一下我自己，去年暑假我在温哥华下决心写写书法，我写书法的时候，是一笔一画的好好写。可是我一写起文章来，就挡不住了，一下就写得很快了。
我讲课从来不写稿子，你把稿子写出来了，到那一念，什么都死了。虽然温、韦、冯、李这几家的词我常讲，但我每次讲的时候，也都有新鲜的感觉。从这些词人的作品我所发挥出来的是活的，有生命的东西。我真的觉得，什么东西你一写下来，到时候一念，它就没有一个再成长的过程了。我在讲的时候，我不写出来，虽然这些东西以前也讲过，可是到时候它还是新鲜捧出来的，我当时也在感动之中，所以才能带同学们去感动。
我这个人天生来对现实的东西不大注意，这可能是一种缺陷。我看过林海音的书，她在北京只住了短短的几年，可是她把北京的大街小巷风土人情都写得栩栩如生。我在北京生长了二十几年，那些街道我也都走过，可是好像我什么都没有看到，而林海音看到那么多东西，所以我就觉得我对现实的东西感觉不那么敏锐。我所感觉敏锐的是诗歌里面的东西，诗歌里面的每一个字那种非常微妙的作用我都能感觉到。还不止是诗歌里文字，是诗歌透过文字所表现的生命里面的感受。我常常关在我那个小研究室里面，人家都觉得很闷很无聊。而我由于对于诗歌的喜爱，只要打开书本，书本里所反映的古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品格一下子真的都活起来了，我就可以沉没其中，真是自得其乐。
我现在每天做的事情都是与诗词有关系的，不管是讲课、看书还是写稿子，都是与诗词有关的。诗词真的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我在想，等我老得跑不动了，就留在大陆养老。我的小女儿说温哥华医疗保健，设备都很好，生活环境也好，应该留在温哥华养老。可是我觉得，留在那里，没有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留在这里，有很多喜欢诗词的学生，我们之间有很多共鸣和感应。这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我还可以跟学生在一起，整理我那上千盘的讲课录音。这里有跟随我三十年的学生。三十年的师生保持联系，这天下还有很多；可是三十年来，我每次讲课，这些学生居然还都来听，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我常常问她们，我讲的你们都听过了，可是怎么还来听呀？一般来说，教书都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我这铁打的营盘还有铁打的兵！
我在《古诗词课》一书的序言里说过：“在中国的诗词中，确实存在有一条绵延不已的、感发之生命的长流。”我们一定要有青少年的不断加入，“来一同沐泳和享受这条活泼的生命之流”，“才能使这条生命之流永不枯竭”。一个人的生命总有走完的一天，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命脉，要依靠年轻一代继续传承。
近年来，常常有人问我这些古典的诗词，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意义？我认为，诗歌的价值在于精神和文化方面。这不是由眼前现实物欲的得失所能够衡量的。近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过分重视物质的结果，也已经引起了西方人的忧虑。198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名叫布鲁姆（Allen Bloom）的教授，曾经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著作，题目是《美国心灵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这本书的作者认为，美国今日的学生在学识和思想方面已经陷入了一种极为贫乏的境地，其结果是，对一切事情都缺乏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见解。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实在是令人忧虑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可喜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万万不能丢失了自己民族最淳朴的文化传统。现在有些人，只会数银行的存款有多少，房子有几间；只注重外表的美，争先恐后去做美容手术，却不知道，“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只有内心的美才是恒久的。还有一些人，只知道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丢失了最起码的文明、道德。殊不知情操、品格是自己的操守，不是为别人守的。一个人不能只活在物质世界，那样的人经不住任何打击，也经不住任何诱惑。浑浑噩噩一辈子，无法尽到一代人的责任，只是白白浪费了粮食。学人文学科的，更应该担当起把民族精神命脉传承下去的责任，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责任，我们要承前启后，各自负起自己的责任来。不能让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在我们这一代损毁、丢失。
有人说我在国外生活，温哥华气候又是那么好，你跑回中国去干什么？虽然我在加拿大也有我喜爱的工作，可是在国外工作，不足以完成一个中国古典诗歌教师的使命。因为我们中国文化的根基、传统是在我们自己本国，要把这个根基和传统延续下去，必须回到中国，去教中国的学生。人生各有自己的意义和价值，我追求的不是享受安逸的生活，我要把我对于诗歌的生命体会，告诉下一代的年轻人。我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边美好、高洁的世界，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我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让大家能走进去，把不懂诗的人接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所要做的事情。
孔子晚年总结自己思想历程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七十三岁就死了，他没有说八十以后怎么样，最近有些访问者常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我，我的回答是，孔子虽然没有说过八十以后如何，但我自幼诵读论语，深感其中有一句话似乎可以终身行之者，那就是：“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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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增订本）
叶嘉莹 口述 张候萍 撰写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9
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的口述传记。在“谈诗忆往”之间，叶嘉莹讲述了自己一生与古典诗词的绵密交会：从幼年时代对古典诗词产生热爱，到把终生都奉献给了古典诗词之研读与教学，她不仅以之为业，更在古典诗词中所蕴涵的感发生命与人生智慧的支撑下度过了种种忧患与挫折。读者当可从其经历中读出传统文化与当下个体生命之间的深层互动——深厚的古典修养塑造了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而个人在大时代中的人生际遇又最终成就了古典文化的推进与传承。
增订本补充了关于恩师顾随、父母双亲、亲朋故旧的相关回忆文字及照片，还特别增补了“迦陵纪事”，从中可管窥先生的为学、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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