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逝的芳华——中专师范暨竹山师范纪事
教育
2024-11-24 17:36
河南
“ 他们是我学习上的老师，是我精神上的朋友，是我在艰苦却不自知的少年时代指导我成长的前辈，是指引我为改变命运奋起最初的搏斗的那几束温暖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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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山县城航拍】
中专师范，曾经是一个让无数个人和家庭引以为傲的事物，也为国家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从2000年开始，中专师范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不仅消失在国家教育建制的序列里，也逐渐消散在国民的历史记忆中。中专师范，在国家大变革中浪潮中迅猛崛起，又迅速化为历史的微尘。它在20年间留下的丰厚社会遗产，以及涉及到超过400万知识分子的社会遭际和历史命运，也随之隐没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消于无形。中专师范，是中等专业师范学校的俗称，一般简称中师。
1902年，著名实业家、也是科举时代的最后一位状元张謇自筹资金，在其家乡南通创办了一所以培养新式小学教员为宗旨的专门职业学校，并命名为“通州师范学校”，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师范专门学校由此诞生。通州师范学校，和南洋公学（1897年创办）附设的“师范院”、京师大学堂（1898年创办）附设的“师范斋”一同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师范教育肇始的三大源头。在民国初年，师范学校尤其是初等师范学校和中等师范学校（后来整合为中师）是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发展最迅速的学校门类。以湖北省为例，第一所师范专业学校由张之洞创办于1907年，而到1948年湖北省有中等师范学校41所（普通中专学校共50所），在校学生有15061人。大量新式知识分子从师范学校走出，以小学教员为职业，对文化知识的普及和社会变革带来“滚雪球”式的社会效应。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教员”不仅是文化的传播者，也是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在这些人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就是后来成为中国人民的“红太阳”和“大救星”的毛泽东。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内外形势，其中之一，就是低下的国民文化素质。在全国5亿多人口中，有超过4亿人口是文盲，文盲率约为80%，其中农村地区的文盲率高达95％以上。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央采取了“两手抓”的策略：一方面，强势开展全国性大规模扫盲运动，目标指向既有文盲；另一方面，集中和整合既有资源，大规模兴建小学和初级中学，通过规范的学校教育彻底根除新文盲的产生。1952年5月24日 (农历五月初一)，党中央宣布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这股扫盲运动的高潮一直持续到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发表讲话强势为“扫盲跃进”降温，不断高企的扫盲狂热才恢复到常态。但即便是在极端困难的三年，全国范围的扫盲运动也没有中断。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也对国民文化素质进行了全面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即从1949年到1964年共有1亿多人脱盲。而据另一份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截止1965年，扫盲运动使得全国文盲率从1949年的约80%降至38.1%。相对来说，扫盲运动相对容易，而规范的学校教育的展开则难度更大，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师资的极度匮乏（扫盲实际上也面临着严峻的师资缺乏问题）。有鉴于苏联的快速发展经验，新中国采用了老大哥行之有效的三级师范教育体制，即小学教师由中师培养、初中教师由师专培养、高中教师由高师来培养。因此，从1949年开始，中师的建设就被教育部列为重点工程，要求各省在条件容许的情况下建设中师（而师专和高师的建设则由高等教育部通过高校院系调整来实现）。因此，从1949年开始，到大跃进发动之前，中师迎来了自民国初年以来的第二个快速发展时期。基本上，在教育发展较好的省份，到1957年中师学校和学生规模基本恢复建设到1948年的水准；在西北、西南相对落后的地区，则通过资源调配和新建，也基本实现了每个地区都有一所规模以上的中师。
在新中国成立时期，湖北的教育发展水平落后于北京和上海，但与江苏、广东齐平，位居全国前列。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破旧立新的变动，湖北省的师范学校在1949年从41所骤降为8所，在校学生也锐减到3056人。因此，从1949年开始，恢复师范学校的运作，就成为教育战线的三个基本阵地（大学整编、师范回复建设和中小学建设）之一。到1952年，湖北省中等师范学校恢复到26所，在校学生人数也达到11897人；到1957年，学校建设到37所，在校学生人数达到15582人，基本达到1948年水平。但是经过大跃进的一番折腾和随后的三年困难，到1962年，这组数据再次骤降到17和4992。通过这几组数据可见，至少在湖北，在十七年建设时期，尽管国家在国民文化素质的提升上颇有成效，但在长线的学校建设上，尤其是涉及到全国范围的师资力量问题，总体上成效并不显著。【上海第六师范学校。1959年，上海一共有26所中专师范。】
1966年，全国学校基本全部停摆，中师也不例外。1970年秋开始，中师建制开始逐步恢复，并有小规模的新建。但正如张春桥所说，“全国都成了文盲也是一个胜利”，后文革时代的整顿，并没有缓解问题的严重性。
1978年底，复出的邓小平主管全国文教工作，组织人力对全国人民的文化水平状况做了一个摸底，数据显示，国家人口接近10亿、其中81%为农民，全国文盲人数将近2.4亿、文盲率达25%，青壮年中有30%-40%是文盲。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党和国家把国家政策的重心转向能够迅速产出基础师资的中专师范。从1978年秋开始，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新建中专师范的浪潮开始兴起。中央指示，全国实行“省办县管”的模式，大力发展中专师范学校，即中专师范由各省级教育厅负责组织建设，由所在县负责管理；原则上每三个县应该建设一所中师，但对于那些经济条件良好、人口众多的县则可以独立设置一所师范。在恢复高考所激起的新浪潮推动下，中等师范学校迎来快速发展的春天。1980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办好中等师范教育的意见》，则将中等专业师范的体制地位和办学建制得以规范，再一次通过国家政策推动中师在全国范围快速崛起。这个《意见》确立下来的中师办学基本规制，比如优录、精培原则和相应举措，直接催生了中专师范第三个黄金年代的到来。因此，人们普遍认为，通常所说的中师，就是指的是1980—2000年间的中专师范。到1988年，全国中师学校数量达到顶峰，为1065所。1988年全国县级单位共3079个，地级单位334个【1】，中专师范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每三个县级单位一所、每一个地级单位2—3所的最初目标。从8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教育战略开始由三级师范向二级师范的过渡，即条件容许的情况下，逐步淘汰中师，基层教师（包括小学和初中）从中师逐渐转移到大专和本科。1993年，随着国家大部制改革的展开，国家在高等教育层面开始了空前绝后的新一轮整合，而对于基础教育，国家也相应地提出要逐步提高小学教师学历层次和培养规格，小学教师的培养要由高等师范教育来完成的教育发展政策，中专师范也开始进入调整时期，一些文教发达的城市如上海、北京、武汉等地开始通过改组、合并、裁撤等措施，将中专师范整合进新的教育秩序中，全国中专师范的数量开始回落。到1995年，就在全国大学拉开合并大幕的时候，中师数量回落到897所，但在校学生仍超过80万人，主要留存于广大农村地区。自1999年始，北京、上海、天津、吉林等省市陆续开始取消中师学校，随后全国各省开始跟进。2000年，全国绝大部分中师在一个夏天即宣告全部退出历史的舞台，中师培养小学教师的使命，就此交给了通过各种方式升级而来的本科层次的师范院校（各种没有获得升级成本科资格的大专师范，即师专，实际上也成了新秩序的“鸡肋”）。从1902年发端，中专师范在中国经过了约100年艰苦探索和艰难建设，逐步发展出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念、教学规制和教育秩序，堪称职业教育和素质教育相结合的典范。但是很遗憾，这一切在极短的时间里，以一种猝不及防的速度消失在历史的波澜中，甚至都没有激起一点浪花。1982年，就在中师规范化运作的首届毕业生奔赴岗位之际，国家正好组织了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12岁以上文盲、半文盲2.3722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3.5％，其中农村文盲占91％，40岁以上文盲2.1853亿人。在中师大规模建设完成之际的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文盲率为15.88%。在中师集体退出历史舞台的2000年，全国文盲率下降到6.72%。中师学校消失了，但中师培养的既有毕业生却依然是后中师时代基层教资的绝对主力，他们依然为国家教育事业做着最基础性的共线。分别于2010年、2020年展开的第六、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人口文盲率分别为4.08%、2.67%，实际宣告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全部人口的扫盲工作。对以亿为单位的人口基本扫除文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而在这个过程中，中专师范因提供了超过全国90%的师资，毫无疑问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竹山最早的师范专门学校是竹山县初级简易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1942年组建于麻家渡（当时隶属于竹山县第七区，即溢水区，该地因农业条件优裕而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都是竹山境内经济条件最好的村镇，著名劳工律师施洋即该地人氏），因此也俗称麻家渡简师。麻家渡简师的办学历史比较模糊。推测认为，麻家渡简师的组建，应该是陈诚主政湖北的产物。1938年，武汉保卫战失利之后，湖北除鄂西南和鄂西北山区以及其他小块山区之外，全部落入日寇之手。为了抗日救国的大计，同时也为了与共产党抢夺青年，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陈诚组织和实施了一揽子的“复兴湖北”计划，其中最重要的事务，就是组建湖北省联合中学，将沦陷区的初中、高中适龄青年学生组织在鄂西南的恩施公署辖区和鄂西北的陕南公署（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郧阳地区及部分陕、豫县份）辖区。到1942年，国民革命军经过浴血奋战，已经将抗战前线稳定在光化县（今老河口市）、宜昌县以东地区，北线的汉水谷地成为距离前线最近的战略后方。省政府于是将原来集中在郧县（陕南公署署衙所在地）、均县（丹江口水库修建之后县城沉入库底，1983年均县改丹江口市）的青年学生和教学资源向南部各县分散安置。于是，湖北省立第八高级中学（今郧阳中学、荆州中学）师范部南迁到房县独立成房县初级师范学校，而在竹山组建简易师范学校，即麻家渡简师。麻家渡简师停办的时间，应该在1949年春夏之际。抗战胜利之后，原来因抗战西迁到陕南的各个学校陆续回迁（比如荆州中学即脱离省立八高回迁荆州故城恢复办学），使得抗战时期组建的各类学校遭遇釜底抽薪的困境。1948年，解放军陈谢兵团陆续解放陕南公署各县，原隶属于国民政府的各种机构随陈诚的部队向东撤退，大部分学校因此被迫停办。但据竹山籍中国工程院院士熊远著【2】先生自撰的履历，熊先生在1948年曾在竹山县初级简易师范学校代理教员三个月至年底，即该校一直办学到竹山解放。简易师范学校是在条件有限地区建设的初等小学【3】师资培养学校，即一方面招收适龄学童进行规范小学一培养初等小学教员，一方面对乡村粗通文墨人员进行师范职业培训以充实初等小学师资，建制略微类似今天的职业中学。新政权建立之后，简师被接管，随后经过整改后重建为竹山县初等师范学校，校址也从麻家渡迁至竹山县城关镇北大街，即竹山初师。竹山县初等师范学校的建制延续了民国时期的师范学校建制，即专门培养初等小学教师。在1952年至1957年间，新中国的教育秩序经过一系列的恢复、整合和新建，面貌已经焕然一新：通过先后三轮的高校院校调整，建立起全国布局相对均衡、门类相对齐全的高等教育新秩序以培养高等人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门类齐全的中等专业学校以培养各种实用性专业人才；建立起系统完备（小学-初中-高中）的基础教育系统。从1956年开始，教育部将之前体系相对混乱的初等和中等师范学校实行整合统一建制，组建以培养小学师资为目标的中等专业师范学校，即中师，实行省级教育厅统一管理、所在县负责的新体制。竹山县初等师范学校于1956年8月改组为竹山县中等师范学校，成为一所规范的中专师范，招生计划由省教育厅统一制定、学校负责实施，毕业生根据省教育厅统一规划集中统一分配到竹山各小学任小学教师，部分成绩优异、业务精专者也被分配到各初级中学担任中学教师。学校本身的师资，则由中南地区最高师范学府华中师范学院（1985年改为华中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充任。1958年，在大跃进的风潮之下，郧阳地区和竹山县曾将竹山师范扩建为工农大学，但很快因办学条件不足和国家整体性的灾难性困难停办。但作为基础业务的师范，并没有停废。1961年开始，国家对大跃进期间新建的各类学校进行精简整顿，一大批实力不足的中专和大学或取消办学，或降级办学。竹山县中等师范学校恢复1956年建制，同时开始为房县、竹溪两县培养基础师资。
1965年，郧县、均县（今丹江口市）、房县、竹山、竹溪、郧西六县从襄阳专区划出，成立郧阳专区。专区内设置中专师范学校两所：湖北省郧阳师范学校（1954年郧阳联合中学将中学部和师范部分立，分别成立郧阳中学和郧阳师范学校）负责郧县、郧西和均县的小学教师培养；湖北省竹山师范学校负责房县、竹山和竹溪三县的小学教师培养。但这个计划尚未完全实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动，两个学校都在1966年夏天停摆。
竹山师范于1971年重新开张，在整个郧阳地区招收工农兵学员，毕业文凭为中专，学员毕业之后回到原大队任小学教师。学校同时也负责民办教师的专业培训工作。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湖北省郧阳师范学校经省政府批准，改为华中师范学院郧阳分校，开始招收三年制大专生，实际上升级为大专师范。竹山师范则未能获得升级，但延续了此前在全郧阳地区招生的资格，成为改革开放初期郧阳地区最成熟的、也是唯一一所中专师范。由于华师郧阳分校迁址丹江口市，办学条件有限，其英语专业的学生则被安置在竹山师范校园内进行教学。
1978年，湖北省教育厅在郧阳地区各县着力组建了六所中专师范，即每个县一所。外加特殊编制的十堰市，实际上在80年代中师建设的黄金年代，地理上的郧阳地区境内一共有7所中专师范。在这7所中师中，竹山师范以卓越的办学实力成为标杆，校名也在1978年被省教育厅定为“湖北省竹山师范学校”。1991年，湖北省调整中师布局，郧阳地区和十堰市中师由7所减到2所。竹山师范毫无悬念地被保留。经过一番运作，另一个名额为1978年组建的郧县师范所保留。两所学校的运作格局，回到1965年的基本设想上，即在就业分配上，原则上郧县师范负责北三县，竹山师范负责南三县；竹山师范在郧阳地区六县统一招生，同时负责民办教师的进修教育（即民师班）；郧县师范则主要在北三县和十堰市、神龙架林区招生，同时负责这些县区的民办教师进修、培训业务。
【郧县师范85级毕业生合影，可见学校规模确实不大】1999年，在完成该年毕业生的工作分配之后，国家不再对中专师范毕业生实习工作分配，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中专师范的建制。竹山师范申请升级为大专师范的请求未能通过审核，于2000年夏天被撤销建制。作为后续安置，撤销建制后的竹山师范与十堰电大竹山分校合并，成立竹山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从1949年迁址竹山县城关镇开始，经过几十年尤其是80、90年代的持续建设，竹山师范在教学硬件上积累了丰富的资产。撤销建制之后，校舍被划拨给竹山一中，职教中心则被安置在狭小、破败的原竹山一中校园里。正式建校44年（1956年竹山县中等师范学校正式在湖北省教育厅和国家教育部注册，成为国家正式编制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分配纳入国家计划，因此被认为正式建校的开端）、实际存续历史长达58年的竹山师范，就此消失在国家变革和历史进程的大潮中。从1978年开始，竹山师范就是首批国家教委表彰的“全国百强中师”之一，也是历次全国中师教学质量评定的标兵性中师学校。从1956年开始，竹山师范先后培养了36届共一万多基层人民教师，其中1980年（恢复高考后后经统考入学的首届学生于该年毕业）至2000年（最后一届中师学生毕业）年间的20年间所培养的基层教育人才就超过万人（20年间全国的中师生大约为400万余，竹山师范一所学校就贡献了全国的四十分之一左右）。这些毕业生广泛分布在原郧阳地区各县的小学和初中，成为骨干性师资力量，是郧阳地区文教事业真正的基础性力量。
作为全国第一批次成立的中专师范学校之一，也是在历史进程中消失的最彻底的中专师范之一（一批中师因各种原因得以保留建制，比如郧县师范在2002年改建为十堰师范），竹山师范堪称新中国中等专业师范之历史命运的一个范本、一个缩影。竹山师范的消失，有不可阻挡的国家历史进程和重大政策调整的首要因素。但细究起来，这个留存于宏大叙事层面的解释，似乎也不能完全自圆其说。也许，竹山县整体经济状况的贫困导致了办学的困难？也许，学校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自身腐烂而使得其自身丧失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生存的基础？也许，仅仅是因为某些相关的领导干部的素质欠缺、目光短浅、无所作为就导致了竹山师范一经风浪就消散于无形？似乎也没有人说得清楚。但可以明确的一点是，竹山师范在建设、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历史经验和所发挥的历史性作用的部分，因学校的消失而被彻底地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竹山师范被撤销的后遗症，在因其毕业生陆续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此前被其覆盖的广大山区中小学师资日益面临“断炊”的历史困境之时，才真正显露出来。9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整体发生了酝酿已久的深刻变化，包括中师在内的所有中专学校逐渐褪去了一个时代的金色光环，开始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中师的强盛期相比其他中专学校要略长一些，一个主要的时代背景是国家在完成普及六年义务教育（普六）之后迅速转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普九），就郧阳地区而言，普六和普九几乎是无缝衔接地进行，充实师资力量成为各个中小学的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国家在9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淘汰民办教师，代之以中师毕业生。因此，在96年前后，全国绝大部分中专师范都迎来了其最辉煌的历史时刻：不仅办学规模达到历史巅峰，而且毕业生质量和就业分配质量也达到历史最好的时刻。随后，就像一阵飓风吹过毫无障碍的原野，中专师范在一两年之内，就在中国的教育秩序中几乎全部消失了。那些还保留着办学资格的少量学校，也因优质生源的消失而沦为国家教育秩序中可有可无的边角料。
竹山师范在2000年夏天被撤销建制，与十堰电大竹山分校（竹山电大）合并组建竹山县职教中心，但以竹山电大为主体。这种崩塌式的消失，是一个发生在大时代背景下小县城里悲伤的故事，恰如日夜奔流的堵河里的一朵浪花，悠悠然地就发生了，悠悠然地就消失了，甚至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竹山师范的校舍从80年代开始就不断翻新建设，到撤销的时候已经颇具规模，成为竹山县境内硬件条件最好的校舍，因此被划归竹山一中。2015年，竹山一中在新址新建了恢弘的新校舍后，原竹山师范校舍由竹山一中划归茂华中学。几经转手之后，原来竹山师范的痕迹已经十不存一。所幸这块土地依旧由竹山县重点初中所有，也算文脉不辍。校园后山山顶上的许明清墓，依然在晨昏交替的悠长岁月里，始终聆听着声声入耳的读书声。在90年代的中师鼎盛时期，在全国将近1100所中专师范中，有三分之二的学校是类似竹山师范这种：坐落在偏僻的小县城，学校规模并不大，学生数量不多（一届一般300人左右），且全部来自附近县区的农村；学校因学生课业繁多、且成绩关乎毕业工作分配而竞争激烈，所以学习风气十分严肃；又要求学生体音美全面发展，且要敢于当众表现（作为教师的基本素质），所以总体学风又显得异常活泼。总而言之，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在一派弦歌声中显示出既严肃又活泼的学风，以高标准、高要求培养着一批乡村地区的精英初中生，是八九十年代全国中师的总体面貌。回望历史，1980—2000年间的中专师范，堪称是将精英教育、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典范。以竹山师范1993级学生为例，即可见得这个论断所言非虚。【至今仍保留完整的竹山师范雕塑，约建于1996年】
所谓的精英教育，就是在可能的条件下，精心选择最富有学习能力的学生，并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好的物质条件，让他们心无旁骛地接受某种系统的知识和技能教育。精英教育的基本特点，是将有限资源集中分配于某种标准的特定精英群体，教育目的既指向特定目标同时又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对教育过程和结果都有一套明确的优劣评判标准，本质上是一种小众的、高标准的、目标明确的人才塑造模式。
1977年开始，竹山师范的招生被纳入湖北省教育厅的统一招生计划，除了在初中升学考试（中考）中统一招录了一批应届生外，甚至为了分流高考的压力，招录了一部分参加全国高考的学生。而中考招生是由省教育厅根据各个地区的中考情况划定录取线的。1980年，中央教委的《意见》下达，名为“意见”，实则是经办中专师范的指导纲领。根据《意见》精神，从是年开始，中专师范采取“预录+中考+面试”的录取政策，即在中考之前，由学生预先填报报考中专师范的志愿书，再经过中考成绩的的审定，确定成绩达到录取标准之后，再对志愿学生进行面试，排除口吃、残疾、精神疾病等不适合从事教师职业的考生，最终经过三轮选拔，确定录取名单。竹山师范一方面限于办学条件和规模，另一方面限于计划名额，尽管生源地十分广阔（在全郧阳地区六个县，1983年均县改丹江口市后为五县一市），但选材数量极为有限，基本上为每个县40名（或者房县、竹山和竹溪南三县名额略多），因此基本上是掐尖录取，即每个县考取竹山师范的学生，至少在中考中是全县前100名。郧阳地区主管的省重点中学郧阳中学（民间通称郧阳一中，即郧阳地区第一高中）也是在全地区外加十堰市、神龙架林区招生，招生名额为每个县额定60名。换言之，很很长一段时间，郧阳地区各县中考学生的前100名，就被郧阳中学和竹山师范瓜分。
在物质条件方面，竹山师范实行的是免费公立教育，即考取竹山师范的学生，不仅无需缴纳学费，而且由国家财政支出学生的伙食费用和住宿费用。这种无需学费、食宿全免的政策，对农村地区的学生本身就具有涉及根本问题——家庭经济压力的吸引力；而且在经过三年学习之后如果成绩合格即由国家统一实行工作分配，尽管分配到的单位也不过是学生来源各县的小学（成绩优秀、业务能力达标者可分配至初中），但一经分配即从农村户口转入国家干部编制（商品粮户口），因此再次加重了竹山师范在农村学子及其家庭心中的权重。因此，考上竹山师范对郧阳地区的中考生而言，是一件值得骄傲的莫大幸事。几乎绝大部分农村出身、家境一般、成绩优秀的学生，都将竹山师范视作奋斗的目标。也因此，竹山师范也得以对郧阳地区最优秀的农村中学生实现“掐尖”。
所谓素质教育，指的是教育过程不仅要求文化知识达标，还要求在个人素质上的全面发展。中师学生不仅要进行系统周密的基本文化课学习（文化素质达标，即至少在小学教育要求的科目必须在文化知识水平上达标），而且还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具备体育、美术和音乐方面的基本能力，即：对中小学所要求展开的体育科目要进行系统学习且达标；具备基本的素描、画图和美术字设计的能力；能熟练使用简谱，并能够使用一两种常见乐器进行音乐教学。除此之外，学生还要修习教育学、心理学等基本的教育理论科目，即要求毕业生必须具备基本的理论知识水平。除此之外，学校和教育系统对中师学生的道德品质要求是极为严苛的，文化课和素质课不达标，可以将毕业年限从三年延长到四年，但道德品质一旦出现问题，则会被直接开除学籍。当然，作为师范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着重强调的科目，毕业生在思想政治水平不仅要求达标，而且是毕业分配的首要考查科目。
这种德智体美劳（农村学生自然不缺乏劳动能力）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是中国现代教育的掌灯者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中国新式现代教育的理想。实际上，在国家重点发展中师教育的那个时代，中专师范却是毫无疑问地在忠实地践行这个伟大的理想。
所谓职业教育，就是通过一定时段系统性的专业学习，学员达到设定要求即被认为具备某种专业工作的能力，从而被许可从事所学专业的职业。它包括两个基本方面的内容，一是专业知识的学习，二是专业技能的培养。中师创建的初衷，就是通过体系化的现代教育程式实现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上，中师实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但这还不足让一个初中毕业生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因此，关于教师的专业技能培养，就成为中师的另一个标签。
现在很难具体的去描述当年的中师是如何训导初中毕业的年轻学生从如何上好一堂课，到如何上好一门课的教学过程。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所有中师的合格毕业生，都可以熟练的按照教学大纲的内容，完成某一门课在一个学期之内的课程设计，并规范、完整地撰写教案、讲义和教学日志，并在完成教学目标之后出具试卷进行教学效果验收。简言之，即能够准确、规范地进行教学活动。在专业基本技能之外，学校还根据国家要求对学生的专业基本素养提出了近乎严苛的要求。比如，从80年代初期开始，国家即开始推行普通话，而这一重要毫无疑问地首先落到教师头上。作为储备基层教师，中师学生在他们的老师们尚且并不能精准地使用普通话的情况下，必须通过通过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方能入岗成为教师。
因此，在每一个中师的校园，一方面你可以随时随地的看到学生在通过各种尽可能的条件和手段学习普通话，另一方面你会发现即便是在毫无普通话使用环境的边远县城，一帮十六七岁的年轻学生在尽可能使用标准普通话进行交流沟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要求下，八九十年代的中师生，无论他毕业于哪一所学校，都可以使用基本标准的普通话进行课堂教学。中师生对国家普通话的推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学-教-用的基础作用，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具体到竹山师范，学校对学生的教学技能还有其他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三字”、“三报”的基本能力。所谓“三字”，即对学生粉笔字、钢笔字、毛笔字的书写能力提出了必须达标的要求，除了标准楷书的书写，一般还要求学生能够规范书写行书，毕业生要求能够使用规范楷书完成粉笔字板书、钢笔字教学文件和毛笔字教学辅助文书。所谓“三报”，即黑板报（在一块或数块黑板上使用粉笔完成）、墙报（用毛笔在纸张上完成文字、图画设计等信息，然后在一面或数面墙面张贴完成）、手抄报（用硬笔和软笔完成一版或数版制式的书报式传阅品，如班报等）。学校原则上要求毕业生个人必须具备一人独立完成“三报”的能力，实际上就将知识学习、美术学习和书写要求结合在一起，展现出作为一名教师的大众文艺综合能力。
因此，八九十年代的中师毕业生，几乎全部都能够手写一笔秀美的汉字，同时能够独立操作完成学校或者社会其他单位要求的墙报、黑板报。很多中师毕业的中小学教师，甚至同时是乡村一定范围内的书法家；那一时期出现在公共墙面的标语，也基本上由这些人制作完成的。
在完成了基本的知识学习和课堂操演之后，中师生在毕业前夕一律要求进行为期半年的教学实习（民师班，即民办教师进修班，因学员本来就是教学表现优秀者，因此学制两年，课业和操行达标即可，不必实习，毕业之后回到原来任教的学校，并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中师生的实习是实在而且要求严格的，既要面对学校严格规范的考查，还要面对实习单位的锤炼和磨砺。尽管只有实习成绩达标才能参与毕业分配，但实际上实习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毕业分配单位的好坏，毕竟没有任何一所学校希望自己分得的新人在能力上有欠缺。因此，对每一个中师生而言，实习既是三年学业的终场考核，也是学生时代事关前途命运的终极战场，他们必须尽施平生所学，既为三年师范生涯做总结，也为即将展开的教学生涯建起点。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以致用，二者恰恰是是师范作为职业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功，并收获历史性贡献的核心要素。
也许每个中师学校也都有自身的专业、素质教育侧重，但在的众多中师生中，除了具备扎实的教学基本功之外，有人能歌（即便天赋不足者也能识谱歌唱，有人因此成为职业歌唱家），有人善舞（女老师一般都有擅长的舞蹈选段，除了民族师范培养了诸多舞蹈家，普通师范也走出了众多的舞蹈专门人才），有人能写（众多教育战线走出来的文艺创作者大多是中师毕业生）、有人会画（几乎每一个中师生都能画几笔，也有众多的中师生最终走上了职业画家的道路），有人擅长主持（基本上每一个中师毕业生都要求具备主持场面的能力，中师毕业生至今仍是乡村场面主持人的首选，有一批人最终成为职业主持人）。他们的人生轨迹，都是在中师毕业之后，整齐划一地进入乡村中小学当老师，而其中有很大一批人，尽管在走出熟人社会之后便不再知名，但他们在教师身份之外，还是当地社会的文艺工作者、书法家、受人尊重的文化人、场面主持人、社会活动家……他们是乡村社会文化资源和文化生活的整合者、传承者和彼此联系的纽带。
对于竹山师范而言，有一点需要着重书写，那就是竹山师范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直到撤销办学，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竹山县文化艺术的中心。这里面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在文化人相对匮乏的年代，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中专师范的师资由所在大区的高等师范大学通过就业分配提供，因此竹山师范的专职教师基本来自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学院），是高等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单位，学校核心专业设置基本对应小学基本课目，即语文和数学，因此在教师队伍中文艺青年相对集中；二是在校学生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各个乡镇中学的尖子生，本身比较富有才情，不少人也曾怀揣成名成家的梦想，只是迫于现实条件不得已选择中师；三是学校为了有意识地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基本文化素养，在课余积极推动学生的文艺活动，客观上既活跃了教学气氛，使得学习课程不至于枯燥，也催生了富有才情的学生一展天赋，尽管这个展示的空间非常有限。
竹山师范有三大文艺阵地：黑板板、广播室和艺术团。那些有文学艺术爱好和追求的学生，通常会积极地利用这些小块阵地去展示自己的天赋和才华。竹山师范校园里的黑板报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学生会创办的校级黑板报，一个是各班级创办的班级黑板报。学生会创办的校级黑板报每年重要节庆日和党、国家重大政治活动时刊出。日常黑板报的更新，则以班为单位轮流值班创办，每月轮流刊出，校学生会则在每期黑板报刊出后，组织打分排出名次，作为班级集体荣誉的一个参数。黑板报恰好与学生专业素质要求对应起来，也就成为所有学生参与文艺活动的主要阵地。广播室在每天午饭和晚饭休息时间播报两次，或播报校园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或播报学生文学创作作品，或播报一事一议小品文。广播稿写作对文学基本素养有一定要求，因此成为怀抱文学才情的学生的一个主要阵地。艺术团由学校在各班级选拔的艺术尖子组成，当然，主要艺术人才来源于专业对此有要求的幼师班，也包括多才多艺的老师。竹山师范艺术团是郧阳地区南三县艺术门类最齐全，演员阵容最宏大，表演水平也最高的业余艺术团队，经常参与地区、南三县的重大艺术表演活动，在鼎盛时期，艺术水平甚至可以跟一些县市专业文工团一较高下。作为校内文艺活动的延伸，竹山师范师生的文艺创作活动很自然地就蔓延到县、地区、省乃至国家级文学艺术刊物。曾经创办多年、一度在郧阳地区及其周边区域享有崇高声望的竹山县文艺刊物《堵河文艺》月刊，通常是竹山师范文艺青年开启文学之旅的第一站；地区机关报《郧阳报》的文艺专栏“武当副刊”和湖北省机关报《湖北日报》的文艺副刊“东湖副刊”也能经常见到来自竹山师范学生的投稿；也曾不断有学生将自己的作品投向在全国文艺界颇负盛名的《长江文艺》，实际上达到专业作家的水准。除了文学，也陆续有美术专长的学生将自己的作品投向专业刊物并获得发表。流风所至，在八九十年代的竹山、房县和竹溪，很大一部业余乃至后来转向专业的文艺人才，都来自竹山师范的毕业生。竹山师范与我第一次发生直接的关系，是我的那位年长我12岁、一向被家族亲戚视为模范的表姐，在1987年考入竹山师范，也因此成为那个时代颇值得骄傲的一件事。1990年我进入小学开始启蒙，父亲对我的期待就是在九年之后也能考上竹山师范，上一回不花钱的学，然后被国家分配到某个学校当一个吃商品粮的人民教师。
【我的老师马尚在竹山师范的留影，背后是琴房，1995年】然后在我的小学和初中时代，我陆续遇到很多位从竹山师范走出来的老师。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构成了我艰苦却充满快乐梦想的童年记忆中最富有绚烂色彩的那一部分：他们当时都很年轻，年纪在20岁左右，俊朗帅气的面庞上混杂着农家子弟的艰苦底色和新时代文化人的书卷气息，又洋溢着奋斗的朝气和青春的活力；他们都是那么的才华横溢，不仅能够轻松地应对教学任务，还能够自如地组织各种文艺活动；他们都能用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讲课，也都写得一笔好字，每个人的字体都还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他们专注于自己的职业，同时也都在日常生活中把自己收拾的体面帅气，在每一天都让人感受到他们对职业的敬重、对生活的热爱。或许是因为从开始上学就成为无可争议的尖子生的缘故，我感到自己似乎切实地获得了来自年轻的他们的更多关爱。他们让我逐渐意识到自己可以拥有梦想，也在不经意间教会我如何对兑现天赋、实现梦想。当我在成为学生九年之后，总算以不错的成绩作为自己向贫苦家乡告别的礼物，离开了山村。我没有如父亲期待的那样进入竹山师范，而是获得了更好的机会——被郧阳中学录取。当然，时代变了，竹山师范在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已经处在夕阳西下的处境中，而我那平时也喜欢读书、也算见过一些世面的的父亲，似乎早在几年前就开始憧憬自己的长子成为一名名牌大学的学生。我时常会在某个时刻就会怀念我曾有幸在少年时代遇到的他们中的某一个人，并因此心生感慨，他们在我遇到他们的年纪，其实也像当时的我一样，是学校里的尖子生，是老师、父母的期待和骄傲；所不同的是，我在接受了来自他们、来自父母的爱和期许的同时，也收获了更多更好的时代红利，所以我最终走出了苍茫巴山，而他们在无数重现实无奈的压迫下，最终把一生的天分和才情都留在山苍水茫的故土。又过了很多年，我为了自己未尽的才情，选择放弃所有回到学校攻读研究生，然后遇到了我的导师，他也正好大我12岁、曾毕业于安徽的一所中专师范。1990年，他在中师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一所乡村学校当了三年教师，然后抓住机会考取了华中师范大学的本科、研究生和武汉大学的博士，然后就留在大学成为了一名在教学和科研上都取得卓越成绩的大学老师。在某次师生交谈的时候，他一度感慨自己是基础教育的逃兵，而面对自己传奇般的的人生履历，他并无半点骄傲，只是感慨这一路太难、太苦、太幸运。也许是因此之故，当我在怀念青春时代的那些老师们的时候，我总是会慨叹他们所遭遇的无奈的选择，以及这个选择背后所包含的时代的不公、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公、以及在大变革时代权势小人物的不良带给他们的具体的却事关他们人生际遇和命运走向的不公。但我更多的感慨，还是他们每一个个体身上所怀揣的未尽的才情，这份未尽的才情是几乎每一个他们在漫长的乡村教师职业生涯中，支撑自己保持对生活热爱和职业操守的核心动力，却也是无数遗憾的真正来源。我遇到的这些中师毕业的老师，最后一批毕业于1996年，如今的他们已经在乡村学校的讲坛上已经耕耘了28个春秋。弹指一挥间，他们也都从不足20岁的风华少年，变成了年近半百的老教师。留存在我的记忆里的有关他们的芳华，实际上早已从他们的身上褪去，代之以自然规律的印记和人世的沧桑。诚如麦克阿瑟的传世名言：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他们和我们，青春都在无可挽回地凋零。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抗拒年华的消逝，但每一抹人世的芳华都有他们不同归宿。于我怀念的他们而言，他们青春的芳华，却是以一种润物无声的方式，散落进每一个在少年时代遇到他们的人的人生里，然后以千姿百态的方式，绽放新的芳华。 我写作此文，缘起自“特殊的一个”和“特殊的三个”。“特殊的一个”指的是我的研究生导师王智教授，生于1972年，安徽合肥肥东人，1990年毕业于安徽省肥东师范学校，1999年华中师大学中共党史系研究生毕业后任教于武汉工业大学思政系，2005年于武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同年破格晋升副教授，2010年晋升教授，现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院长。他是我遇到的若干个中专师范毕业后一路继续求学最终彻底实现人生大反转的农家贫寒子弟之一。王老师也是担任过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本硕博全频道老师的老师，至今依然保持着中师习得的教书风格：认真对待每一个学生，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业进步，也投注大量心力关注学生的全面成长。“特殊的三个”指的是我在初中阶段的三个老师：王洪祥、马尚、黄能泽。他们三位自我的初中母校大庙中学同届（1993年）考入竹山师范，又同届（1996年）毕业分配到大庙中学担任教师。王洪祥是我初中三年的班主任、语文老师，我是他的第一届学生。他担任我的班主任的时候只有18岁，稚气未脱，但并不妨碍我们班是乡村中学的传奇班级，后来这个一共才42人的班级有1人考上985大学、3人考上211大学。马尚老师是隔壁1班的班主任，带1班语文，但同时兼带这一届三个班的历史。同王老师一样，马尚老师也是一开始工作就带初中班主任，但风格与王老师有很大的不同。马尚老师是天生一张娃娃脸且自带三分笑意的漂亮小伙，属于那种天生亲和力爆棚的男孩，因此像我这样的成绩优秀但操行调皮的学生不仅对他没有畏惧，反而乐意与他接近。我走出大山之后一直感慨于，如果不是条件所限，我的马尚老师不就是那种老天爷赏饭吃的影视明星材料么，而实际上他的才情，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节目活动主持人。尽管他在教师岗位上表现优秀，但确实是被偏远山区的现实条件埋没良多。黄能泽老师在教师岗位的表现，相比他的两个同届同学，更富有传奇性一些。因为原定的数学老师夏天跳槽到别的中学，黄能则接受的第一份教学工作，就是临时接手大庙中学97届初三一个班的数学。而第二年该班优秀的中考成绩，雄辩地证明了黄能泽出众的教学能力。随后一年，他再次带出了大庙中学历史上数学成绩最好的一届毕业生，并在同时兼任初一一个班的班主任的情况下完成的。在带完2000届毕业生后，黄老师离开了大庙中学，并在潘口中学成为竹山县内初中数学界的教学标兵。而在这个过程中，他有同时利用课余时间在湖北教育学院（今湖北省第二师范学院）完成了本科学业。随后，他被调入竹山一中，担任高中数学老师。黄能泽老师对教学事业的严肃、勤奋、专注，给他带过的所有学生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和诸多正面的影响。他在大庙中学带过的几乎所有学生，在谈起他的时候，唯有尊敬与崇尚。与王智走完了教育界所有的路相比，黄能泽或许只是在原本限定的位置上向前迈进了两三步，但如果你能想象我的贫困的家乡竹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你会对他报以同王智教授同样的尊重。成就有高低，大概率是受限于环境和遭际，但奋斗过程因艰苦程度所赋予的价值是同等的。每当我想起我的这几位老师，我就会想起罗曼罗兰那句自我少年时期就鞭策我勇敢面对生活困境和苦难的名言：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尤其是那“特殊的三个”，我总是会在不经意间想起他们20岁的时候略带稚气的面庞，想起他们曾经或在工作职责之内或在日常交往之间带给我的关爱和教益。他们是我学习上的老师，是我精神上的朋友，是我在艰苦却不自知的少年时代指导我成长的前辈，是指导我为改变命运奋起最初的搏斗的那几束温暖的光！【1】1988年全国县级3079个：1765个县，112个自治县，51旗，3自治旗，3特区，1工农区，1林区，248县级市，647市辖区。地级单位共334个：113地区，8盟，30自治州，183地级市。【2】熊远著，1930年7月8日出生于湖北省竹山县，著名动物遗传育种专家。1959年毕业于华中农学院后留校任教，曾任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兼任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常务理事及养猪学分会名誉理事长、湖北省畜牧兽医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农业部畜牧专家顾问组成员等。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于2017年1月30日在武昌逝世，享年87岁。【3】中华民国的教育体制总体上实行三级两等制：三级指的是小学、中学（包括中学校、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和大学（即高等教育，包括大学和高等专业学校，即大专）；两等指的是每一级分两个等级，即初等和高等。1912年9月，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小学校令》，将小学分初等小学校（简称“初小”）、高等小学校（简称“高小”）两级。初等小学为四年（义务教育）、高等小学为三年，总共七年，从儿童满6岁起至14岁为止。小学校同时设立初小、高小的，称为完全小学校（简称“完小”）。学生在高等小学校毕业后可进入中学校或师范学校、甲种实业学校。中学分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两等，学制各三年；中专师范分初等师范和中等师范两等，招生对应高小生和国中生，就业分别对应初小和高小；专业学校（实业学校）分甲乙两种，甲种招录高小毕业生，乙种招录初中毕业生。1944年国民政府实施《国民学校法》，将这个体制进一步规范化，小学改称国民小学，即国小，仍分两等；初级中学列入义务教育，称国民中学，即国中；高级中学与包括师范学校在内的中等专业学校不再区分甲乙种，统一从国中招生。小学两等制被新中国沿用，实际上在1970年之后才被废除；中学和高等教育两等制实际上被新中国所继承并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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