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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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 叶嘉莹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南开大学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
整理者 韦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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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叶嘉莹在南开大学马蹄湖畔
我与诗词相伴近百年，有一个体会是，中华古典诗词在本质上自有其永恒不变的某种质素。固然，中国语言文字的独体单音和平仄四声之特征，使诗词具备了独一无二的声韵美感，然而这只是诗词之特质的一个方面。我以为，诗词中所体现出来的诗人、词人内心的感情和生命之境界，才是诗词最具根本性的质素。我在经过了多年的诗词写作和批评实践并与古人之诗说相印证之后，才为这种质素提出一个较为明确的说法，那就是诗词中“兴发感动”之作用。![]()
图 | 1999年叶嘉莹（右二）在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大楼前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中，许多伟大的诗人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辛稼轩……他们的诗词作品中具有一种热诚真挚的兴发感动之力量，这种力量体现了他们的胸襟、意志、修养、人格等精神品质，这是中国文化中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尽管这些诗人们也各有被他们的时代和生活背景所造成的缺憾和局限，但是他们的诗词作品所具有的那种兴发感动之作用，在本质上所具有的“形而上”之恒久价值，足以超越时代、地域之局限。故而我以为，在东西方交流更加频繁、日益密切的时代，中华古典诗词是可以向西方人士、向全人类共同分享的精神飨宴。习近平主席曾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说：“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体现了一种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西文化交流沟通的愿望和共识。如果说，要我总结出最希望将中华诗词的哪一种美感向西方世界传播，就是那字里行间流淌着的中国人的情感、意志与品性，就是几千年来的中国人的精神。![]()
图 | 1997年叶嘉莹在加拿大温哥华为少儿讲古诗
然而，以我多年的切身体验而言，这样的工作实在是不容易做好。无论是其独一无二的声韵之美感，还是其“兴发感动”的生命之力量，中华诗词那种意韵之美，是十分难以言传的。当语言文字发生改变时，诗词的感觉和其所蕴含的情志甚至有可能就被完全改变了。当我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需要用英文教授本科学生中国古典文学课的时候，和向中国学生讲课时是一样的，就是“掰开了、揉碎了”地向他们进行讲解，尽力将诗词中“兴发感动”之力量讲出来。中国诗词蕴含着久远的文化传统，只有对中国的古典文化理解得越多、越丰富，才能更好、更多地体味诗词中的意味。以用典为例，只有真正理解了所用典故的涵义，才能更好地体味诗人、词人用典的良苦用心。在这方面外国汉学家面临着许多困难。![]()
图 |2016年9月叶嘉莹与南开大学幼儿园小朋友们
但真正的汉学家对中国诗词的研究非常用功与认真。我在U.B.C的学生施吉瑞（Jerry D. Schmidt），博士毕业后留在U.B.C教书。我退休之后，他就接了我的课，教授中国古典诗歌。他十分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累积，能把中国古典的书籍、材料查得非常清楚、详细，书上标满了注解。正是得益于切实而严谨的治学态度，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古典诗词。我与海陶玮先生（Professor Hightower，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初识于1966年之夏，之后的合作也持续了数十年。初识海陶玮先生时，海先生正在研究陶渊明的诗，他具有极佳的眼光：认识到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需要和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进行合作，打通中西文化交流的路径。因此，他诚挚地邀请我与他合作。在与他合作的过程中，我切身感受到了跨国合作这种形式对于中华文化向外传播的重要性。当然，也要认识到东西方的思维模式不同，东西方文化各有所长。因缘巧合，我在西方文论很发达的时候来到了西方，幸而能够将西方文论与中国传统诗词理论结合起来分析诗词，发现了中国诗词的一些更加丰富而微妙的作用与内涵。![]()
图 |“南开跨文化交流研究丛书”中的叶嘉莹著作
记得我当年在哈佛大学教书的时候，有一个会议室里边挂了一副对联：“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我相信，中西文明、新旧文化之间是可以互相融合、互相增益的，从而在文化发展中会有更新的作用、更丰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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