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母张今慧走了。
她在世上，走过了95个春夏秋冬，又在家中床上躺了14个月。
12月11日上午9时30分，她停止呼吸。保姆为她穿上了寿衣。中午12点，我们打电话联系保定市殡仪馆。下午1点，灵车到，我们抬棺登车，护送她进入殡仪馆太平间。13日上午10时10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完成了遗体火化。
岳母以近97岁的高龄，辞别了这个世界，她走得很安祥。
她最后一次进医院，是六年前，呕吐。那两年，每隔一段时间，她会呕吐一次，常常是吃的不合适造成的。这次妹妹决定送她到医院检查，医生看了化验单，说她血色素太低，保姆又说大便偏黑，其实是她饭前吃护胃药造成的，保姆和妹妹都不知道。医生怀疑她胃出血，决定给她输血，但血库里没有合适的配型，建议她转到北京。妹妹叫了救护车，一路陪同，上了高速公路。弟弟联系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同意接收。经重新检验，在ICU病房输了血。但等不上普通病床，我们只好把她拉回保定有病床的医院。是不是胃出血？医生仍然不能确诊，但不让她进食进水，说最少要输液15天，维持生命所需的营养。岳母说，特别想喝小米粥。我说，舟车劳顿，她已经够难受的了。再不让吃饭喝水，不会增寿，只会折寿，别在医院折腾了。岳母输了几天液，决心回了家，慢慢恢复了正常饮食，身体也没有不良感觉。以后，再也没有查过血色素。一场疑似胃出血的风波，就这样不了了之。
从此，家人达成共识，老人尽量不住医院，虽然她是离休干部，可以全额报销。她住在家中，靠保姆一对一地照顾。我们姐妹兄弟，按月排班，轮流回家看望。
接着就遭遇三年疫情。看望成了奢望。有一次，我们事前与保定社区联系，可否回去看望老人？答：可以。我们乘火车到保定，刚进家门，居委会便打来电话，说本市区发现一名疑似，要求我们到酒店自费隔离14天，或赶快离开保定。我们只好匆匆告辞，提心吊胆地返回北京。回家还是被安了电子门禁，隔离了好几天。回想起来，岳母幸亏选择居家养老，如果住养老院或医院，成年累月不准亲属探视，真是不堪想象。我们有朋友，长辈住院两年间，都不许探视，直到去世。还有朋友从国外万里迢迢回来探望母亲，养老院也不让见面。
疫情结束时，岳母和保姆难免染上新冠，但不严重，发了两天低烧，就过去了。大家都说，老太太命真大。
2023年9月，她在床边坐了一个屁股蹲，腿一碰就疼得受不了。请大夫到家里诊断。大夫说，是不是骨折，在家诊断不了，得送医院，拍片子。我们商量，不送医院了。就算诊断为骨折，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愈合手段。伤筋动骨100天，只能靠自愈。送到医院检查，抬上抬下，不知得让她遭受多少次剧烈的痛疼。
我儿子马上给姥姥订购了可升降、可翻身的自动护理床。她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不疼了。但从此以后，再没有力气下床。保姆王同芬把她照顾得很好，直到最后，干干净净，身上也没有生褥疮。她饭量不错，早上能吃两个鸡蛋，一碗奶；中午能吃十来个饺子。她的困扰主要是精神寂寞，盼着儿女们去看她。
不能行走，身体便日趋衰弱，肌肉逐渐流失，就这样，她慢慢地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力。
在家中离世，还是遇到了一点麻烦。
她停止呼吸以后，妹妹拨打120，请急救车上门。对方问老人情况，妹妹实话实说，刚刚咽气。对方说，人死了，就不属于我们的服务范围了。
只能选择另一个途径，通过社区开具死亡证明。社区知道老人的情况，每月发放高龄补贴，他们都要通过视频了解老人的身体状态。他们在证明信上盖了章；社区卫生站也盖了章，他们原来可以开具死亡证明，最近这一权限被收到乡卫生院。我们拿着两份盖章证明，找到乡卫生院，医生让我们看贴在墙上的规定，出具死亡证明，要提交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和办理人的身份证，还要提交一张所有直系亲属对死亡无异议的文书。这可让我们作了难。岳母有五个儿女，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太原，最远的在广州，正在赶来的路上。如果等大家都签字，再开死亡证明，殡仪馆那边的后事安排就很难确定日期。好在乡卫生院医生通情达理，允许我们先拿死亡证办理丧事，后补亲属无异议文书，总算没有影响丧事的顺利进行。如果不是这位医生的人性化处理，我们在开具死亡证明环节就卡了壳。
回想七年前，我母亲95岁时，凌晨两点多呼吸渐弱，我们打120，急救车大夫半夜上门做了心电图，确定老人家已经离世。第二天，让我们到急救中心取回死亡证明。我们当时就思考，岳母也可以这样选择。
母亲和岳母
我觉得，高龄老人在家辞世，是一种合乎人性的安排，起码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生命垂危的老人送进医院，医生明知回天乏术，也不可能不检查，不抢救。化验，插管，用药，打强心针，心脏按摩，占用病床，进ICU，都是常规操作。人在医院过鬼门关，支出几千到几万元，司空见惯。有些高干，在医院用人工手段延长寿命，医疗支出更是天价。这样做，于个人，于家庭，于社会，是必要的选择吗？值得反思。
如果高龄老人尽量选择在家中辞世，成为社会风气，节省的医疗费用，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相关阅读：
提供绝版书电子版，有偿服务，需要者可以搜索微信号sjyxkj02或扫以下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