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初，北京大学反右运动风起云涌，开过很多批斗会，当事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反右初期的批斗会
1957年6月16日，江隆基副校长做了“反右动员报告”，拉开了北大反右的序幕。当时，在鸣放中活跃的学生如数学系陈奉孝、张景中、杨路，物理系谭天荣、刘奇弟、严仲强，中文系张元勋、李任、王国乡，历史系许南亭、黄友钊等已失去自由，学校派人监控。7月份放暑假，右派骨干分子不能回家。一部分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也没有回家，在学校投入反右。6月下旬至暑假，积极分子同学开始对右派骨干进行批斗。对教师右派的批斗，也在暑假开始。
北大校刊记载，暑假中被批斗的右派教师有西语系教授胡稼胎、讲师黄继忠、历史系教授向达、经济系教授陈振汉、法律系教授王铁崖，生物系助教姚仁杰等。
对于教师右派的批斗，在教师中进行，比较有序。而北大鸣放中最活跃的是学生，陈奉孝等人影响力大，态度强硬，坚决不认罪。北大校方和学生干部们费尽心思，动员积极分子和左派学生，一方面采用大字报和刊物发动批判，一方面，采用围攻式的批斗“打态度”。
中文系54级学生张元勋回忆：江副校长动员报告后，有六天的时间，“全班每日一次批斗，昔日无论亲疏友不友，皆一律严词厉色，语必侵侮，声必恶怒！主持此会者为我班党支部副书记唐某，其人若合唱团之’音部指挥’，定调由之，而所定则必高调，故每次批斗，于我实即受审，而唐某则是主审，其余全体也有随时为主审者、也有为陪审者，也有侧骂者、击案助威者、作怒声以恐吓者、齐立呵斥喷唾者、离席奔于我前戟指于鼻端凶目突睁者！造像各异不可尽书！”（张元勋《北大一九五七》）
这种批斗场景，当时的刊物上也有记载，吴家华《我们的斗争在深入发展》一文中说：同学们反右派斗志空前高涨，七月五、六日数千同学几次自动集会质问陈奉孝、黄友钊、严仲强的反社会主义言行，有些集会持续到午夜一时。目前我校右派分子已处于“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境地，只要他们在群众场合一出现，就会遭到同学们的愤怒斥责。（北大争鸣社论坛编委会主编《论坛》）
1957年7月出版的《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中，有一些文章记录了右派学生受到围攻的场面：“七月五日晚上一千多名同学向贴大字报造谣、诬蔑的右派分子陈奉孝群起而攻之。多少只手啊！向着陈奉孝责问：’你为什么造谣？立刻回答！’’你不敢回答，你就把大字报撕下来。‘”“七月七日深夜，由于刘奇弟疯狂的反党破坏活动，激起了全体同学的同声怒斥，在一致的要求下，数百同学将刘奇弟扭送法办，当他被送到校卫队时，又摆出了一副雄辩家的姿态，抱着双臂，斜倚在墙上昂头说道：’好吧，有什么问题，我来解答。’这时有同学提醒他，’到公安局去解答吧。’并且很多同学纷纷发言数落他的罪状，这时，他才发觉到处境的狼狈。但是这位右派分子毕竟不同寻常，久经考验，锻炼有素，并且学得了杨路所倡导而为张元勋所发挥的那套技俩，大背其拜伦、普希金的诗句搅乱别人发言。于是，人们听到了凄厉的声音划破燕园的夜空，刘奇弟在嚎诵：“再见吧！自由的原素……”
反右中的批斗一般是动口不动手，但围攻式的批斗，就难免会发生暴力倾向，在对刘奇弟、谭天荣、陈奉孝等骨干右派的围攻中，有推搡、扭胳膊、摁脑袋等行为，在当时的反右报道中，有多处讲到“右派打人”，其实是在围攻批斗中发生的身体碰撞，就被安在右派头上。
面对高压和围攻，除了中文系沈泽宜在压力下被迫认罪，其他右派拒不认错。数学系学生张景中、杨路拒绝出席批斗会，使学生干部们极为头痛。
数学系54级数学专业党支部书记陈良焜回忆：1957年6月初全国已经转入对右派的批判，北大左派士气大振，激进大字报也日渐凋零，但是在数学54级形势并未扭转。班级准备召开批判张景中、杨路的会，由于张、杨等拒不参加，根本开不起来。党总支和学生干部意识到，不批倒张景中，数学54级形势不可能扭转，于是决定在宿舍28楼门前召开批判大会。为了壮大左派力量，还到外部搬兵。力学54级本来和数学54级是同一年级，刚分专业不久，但是力学54级左派力量较强，于是部分同学被指派参加批张大会。哲学系当时是左派大本营，部分师生也来助阵造势。会议开始张景中仍然在宿舍拒不出门，于是派出几位身强力壮的同学到宿舍找他，最终连床带人一起抬到楼前进行批判，所以行动带上了暴力色彩。这次批判会根本扭转了数学54级的反右形势。（陈良焜《所忆所思话“反右”》）
反右中后期的批斗会
1957年9月开学后，反右运动全面展开，批斗会不再局限于某些重点人，而是面向所有右派师生。1957级新生也要参加高年级的右派批斗会。
57级哲学系系友牟钟鉴回忆：我们新生经常参加批判右派的会议，场上气氛激昂，发言者声色俱厉，被斗者则垂头丧气，狼狈不堪。我感到惊心动魄。（牟钟鉴《北大杂忆》）
当时的反右是边揪边斗，不断揪出新的右派，揪出来就要开批斗会，有些学生是在批斗会上得知自己已成为右派的。从东语系转到中文系的学生宣树铮回忆：我划右派是在57年冬天，我已经转到中文系了，有一天让我到东语系去开会，我去了一看，黑板上写着“批判右派分子宣树铮“，是批判我的会。参加的人有中文系的，有东语系的。开完会回到我住的32楼，看到大标语”右派分子宣树铮何去何从“，中文系有的人就不理我了。
有些人则是在不断加码的批斗会上承认了自己是右派分子，才被宣布为右派的。数学系助教刘时衡回忆：系里对我开了三次批判会，第一次批判会上我不愿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分子”，过了两天，开第二次批判会加大了火力，原先在第一次会上宣布的允许受批判者申辩的政策便成为一纸空文，我稍加解释，就受到年轻与会者的大声呵责与训斥，一直到我低头认罪，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是罪孽深重的右派分子才算罢休。于是在第三次大会上，原先在黑板上写的”批判刘时衡反动言行大会“便改成了”批判右派分子刘时衡的反动言行大会“。（刘时衡《沧桑岁月》）
这种层层加码的批斗会很多，主持者的目的是要逼迫被批斗者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你说！”“你说！”“为什么反党 反社会主义？”说“右派”就是对党对社会主义有刻骨的仇恨。可我是爱党、爱社会主义的 呀，怎么会对党和社会主义有“刻骨的仇恨”？追求真理，帮助党整风，怎么是“反党反社 会主义”？没有解放我是上不了大学的呀！但不承认不行，只好承认了。——这是一位出身好的气象专业54级右派学生对批斗会上的情景和自己真实想法的回忆，如果出身不好，连这样的纠结都不能有，必须认定自己是从娘胎里就有刻骨仇恨的。
如果某几个人被认定为右派小集团，就更加麻烦，批斗者需要分而治之，各个击破，被批斗者不仅要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还要揭发其他人，大鸣大放时期，哲学系一些教师对党总支书记王庆淑提出了很多尖銳批评，其中毕业于中央马列主义学院二年制研究班的助教金志广，在小组讨论时喊了打倒党内黑暗势力的口号。于是，这些教师便被打成右派反党小集团，包括金志广、王雨田、张继安、潘晓柏等。为了将反党小集团坐实，王庆淑亲自排兵布阵，罗织罪名，前后开了十六次批斗会。十六次批斗会的阴影，笼罩了王雨田的一生。
在攻势凌厉的批斗会上，仍有人桀骜不驯。历史系54级学生段静修回忆：我被打成右派后，有一天，召开全系的批斗大会，人山人海，把文史楼101阶梯教室挤得满满的。领着喊口号的是一位年龄较大、满脸胡子的同学，就在我面前喊“肃清流毒”。当时我并不认识他，只知道他是一年级的大班长，是一九五七年秋季入学的。当我听到此口号时，说了一句：“盲从！”他喊得更起劲了。我小声说了一句：“我放毒时你还没有入学，现在肃什么毒。”
有些批斗会，像一步步诱敌深入的陷阱。
物理系56级的贾保成是一个勤奋读书、成绩优异的好学生，他在接受采访时，对笔者提到，他当年的外语水平已能看懂外国报刊上刊登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原文。但他出身不好，不想涉足政治，一心想学业有成，成为爱因斯坦式的物理学家。
贾保成回忆：一天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有几个人拦住问：“你是贾保成吗？”“是的。”“我们是北大党委工作人员，北大党委派我们找你聊聊，了解一下你的情况。”他们出示了盖着公章的证明。贾保成很高兴，对他们说：“我有一些想不通的事，正希望党组织帮助解决呢！”党委代表问：“贾保成，一段时间来，你为什么不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反右派斗争呢？你连一张批判右派的大字报也没有写，批判会也不发言，这是为什么？”贾保成说：“因为我有想不通的问题，你们来得太好了，请党组织帮我解决一下。咱们找个地方坐下聊。”坐定后，党委代表说：“你说吧！”“右派的大字报我看过，有的讲话我也听了，我觉得那些话是善意的，不是向党进攻的反党夺权的言论，现在批判人家时都是断章取义，使劲上纲上线，歪曲了人家的本意。我想不通，作为一个老团员，不愿说与党不一致的话，所以没法发言，你们今天来了，帮我解决一下思想问题，我哪儿想错了，你们开导一下。”“你可以在大会上说说你的想法嘛！”“那不就是为右派辩护了吗？我希望解决我想不通的问题，不希望与党组织说不同的话。”“你可以把你想不通的地方在会上说出来，让大家帮助你。”“我希望党组织帮我解决思想问题，我想不通的问题不宜在会上说。”“在会上说吧！”
谈了半天，贾保成明白了，这几个代表党组织的人无意给他解决思想问题，一心只想督促他把不同想法在会上说出来。贾保成希望落空了，“党委接见”不欢而散。
班上以吴白芦为首的团支部，力促贾保成“会上谈”，并亮出了“杀手锏”：“贾保成的心里话不敢说出来，是心里有鬼，见不得人。”贾保成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同意在班会上发言。会上，贾保成说出了自己的困惑，认为批判右派有断章取义，恶意丑化人的现象，认为《人民日报》社论不够策略等等。会上出现两种观点，有几个同学认为贾保成说的有理，吴白芦等人立即喊“贾保成是为右派辩护，贾保成的话是右派言论。”双方争论激烈。
班会连续开了三次，支持贾保成的一方，称为辩论会，支持吴白芦的一方，称为批判会，三次会下来，吴方只会扣帽子，说不出理来，贾方渐渐占到上风，吴白芦被问得无言以对，班级的批判会开不下去了，只好草草收场。
过了一段时间，贾保成突然被调到同年级的另外一个大班，到了新班贾保成立即被看管起来，没有行动自由，不仅衣食住行有双岗作陪，连上厕所也有两个人跟着。最让贾保成吃惊的是，被看管数日后的一天晚上，贾保成收到了一份三张油印的“贾保成发言材料”，他看后非常生气，一些从来没有说过的话，例如“蒋介石是好人！”都跃然纸上。
贾保成质问：“这是哪儿来的？”回答是：“你原来的班提供的。”贾保成明白了，这是吴白芦的作品。贾保成要求就材料的真实性回原班对质，被断然拒绝。
“这份不真实的材料不敢放在听过我发言的原班里去，才把我弄到现在这个完全不了解我的班里来。”“在这里，编造的谎言和断章取义的”贾保成发言材料“成了批判我的依据，太卑鄙了！我抗议！”但没人理睬。
自从拿到吴白芦编造的“贾保成发言材料”，贾保成认识到整人者的手段恶劣，在后来的批斗会上贾保成说：“我抗议！”批斗者说：“你抗议吧！但我们就按照这个批判你，处理你！”“如此不讲理，从现在起我不再发言了！”被批判者一言不发，这种批判会也索然无味。批判者问：“我们说你杀人你也不反驳吗？”“不反驳！”“你敢签字吗？”“敢！”贾保成马上写下“X月X日贾保成杀人三个”，签字。（王书义《炼石铺地——记物理老师贾保成》）
贾保成成为态度恶劣的典型。在反右运动后期右派处理时，要核实材料，签字认证，有些人还被最后批斗。绝大部分人面对颠倒黑白、荒唐无稽的材料，明白争辩没有任何意义，只能被迫承认莫须有的罪名。
西语系法语专业56级学生许明龙回忆：在二教102教室召开大会，宣布我的右派罪行。我这个班只有一二十人，显然声势不够，1957级的法语专业同学被请来助阵。我低头站在黑板前面，党员张祖望拿着厚厚的一叠材料，高声朗读，宣布我的罪行。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听进去张祖望所念的哪怕一个字。他念完后，让我签字画押，仪式结束，我就不再是人民的一分子了。
物理系55级右派学生王书瑶，因写大字报《高度集权是危险的》被打成极右。他回忆：1958年2月8日，下午年级开会，对我进行最后的批判，同时，支部在批判之后，核实我的右派材料，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干过的，说过的，容易解决；小部分是一般谈话中的是非，无可无不可。其中也有一个姓黄的同学说我要杀死所有人的话，我拒绝签字。
所有在批斗会上态度强硬不认罪的右派，均受到严厉惩罚。张元勋、陈奉孝、刘奇弟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劳改，张景中、杨路、王书瑶被遣送劳动教养。段静修、贾保成被送到农村、工厂劳动考察。
批斗会上的温情
氛围严酷是反右中批斗会的常态。但也有人在批斗会流露出难得的温情。
俄语系55级学生朱汉生在班里的批斗会上，遭到上纲上线的批判，百口莫辩的朱汉生垂头丧气、大汗淋漓，此时，女生陈玫上前为朱汉生送上一杯水，当时全场哗然，陈玫因此受到批判，而朱汉生和很多同学却永远记住了这个女同学的善良。
物理系54级学生燕遯符被打成右派时只有19岁，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女生，同学们在她大难临头之时，表现出兄姐般的怜爱。党员梁秀慧、蒋邦本都曾为她说情。但在不断升温的大环境下，终不能保她过关。
燕遯符回忆：我们班只开过我一次批判会，同班两位女同学自然必定得发言，说了点就那种场合而言有些不伦不类的话。梁秀慧说：“你连个入团申请书都不肯写，够多么不长进。”陈宗蕴开口就叫我小名：“哎呀，小豆腐……”。怜惜与无奈，溢于言表。接着发言的都是别班积极分子，同班的其他同学全都一言不发，主持会议的蒋邦本除宣布开会散会之外，也一直双唇紧闭。其实，大家都身处政治大地震的危楼断垣之下，此刻的表态，关系到每个人自身的政治安危与前程。同学们用高贵的缄默陪伴我度过这艰难时刻，这一幕永远地定格在我心里。
数学系右派助教刘时衡在回忆系里给他开的三次批判会时，感慨而言：我不能不感谢许多老教授，他们的发言常带有规劝性，而总是给人指出某些希望，例如说：“只要改造好了，将来还是能给国家做出贡献的。”特别是吴光磊先生，他始终一言不发。
批斗会引出的爱恨情仇
批斗会只是反右运动中的一个程序，但在很多右派和一些参与者心中，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历史系54级右派学生段静修，在批斗会上遇到了领喊口号的57级大胡子同学，他记住了那次两人之间的小小交锋，却不知大胡子同学姓甚名谁。
段静修回忆：时过十几年后，那时已到“文革”时期，我到吉林省博物馆工作。一天，我去上班，迎面走来了这位大胡子同学。在那个年代，我已养成了习惯，就是猫腰、低头，视而不见，装着并不认识而混过去。可是这位大胡子却非常热情，好像他乡遇故知一样，一把拉住我，问长问短。我如实回答了，顺便也问了他一句，你在哪个单位高就？他的回答把我吓了一跳，他说：“在省公安厅，家就在公安厅宿舍，欢迎去做客。”这真是冤家路窄，“五类分子”碰到专政机关的官员，赶紧告别匆匆离去。这时我仍不知道他姓啥名谁，只留有一个大胡子的印象。
七十年代，“四人帮”倒台，长春的理论界、思想界颇为活跃，各种学术活动不断，经常讨论敏感问题，但那时我都无缘参加，因为“尚未改正”，只能关心而已。在省博物馆工作的还有一位北大历史系的系友黄一义，他经常参加一些敏感问题的讨论。每次回来总多带一份资料交给我，说是主持会议的北大同学叫王慎荣，专门捎给我的。几次之后，我就有点承受不了了。他说的这位王慎荣同学，在我的脑海中一点记忆也没有。可是他对我的情况却非常了解，不止知道现状，而且还熟悉过去，并捎来很多热情鼓励的话。我听了之后非常感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怎能无动于衷呢？一定要当面致意才是。问清了他所在的单位是吉林省社科院，一天上午便专程前往。电话通知后，我来到他的办公室门口，开门迎接我的竟是这位大胡子同学，这时我才把王慎荣和大胡子合并成一个人。谈起往事在一片笑声中，把那些不愉快的回忆扫荡干净。此时他已从省公安厅调到吉林省社科院《社会科学战线》当头头，我们谈得非常融洽，在他的鼓励与协助下，我的一些论文都即时在该刊物上发表了。（段静修《未名录》）
物理系54级的右派学生燕遯符，后来在纺织厂劳动改造二十年，尽管岁月坎坷，但她从没有忘记她的同学们，在她蒙难之际没有落井下石，而且给她难得的温情关爱。当过留苏预备生的梁秀慧因替燕遯符说情，被取消了党员预备期。燕遯符感言：梁秀慧有个姐姐样，有副好心肠，她1995年8月因癌症去世。她临终前几天，我曾天天去医院看护。愿她的灵魂安息。若有来世，愿再一次与她相逢，还做她同室同窗的姐妹。
当年被打成反党集团骨干的哲学系助教王雨田经历了二十年贱民生涯，右派改正后调离了北大。据哲学系56级校友李清昆回忆：“1994年，哲学系建立八十周年大庆时，王雨田返校，遇到当年把他划成右派的王庆淑，王庆淑要与王雨田握手，遭到了王雨田的拒绝，弄得王庆淑十分难堪。会后我劝王雨田别做得太绝，王说：“我恨死她了，她害了我一辈子。”。
当年在批斗会上被栽赃诬陷成为右派的贾保成，一直在工厂农村劳动改造，历尽沧桑，在右派改正后，他在中学物理教学领域潜心钻研，成为全国知名的物理特级教师。2006年，物理系56级入学五十周年，贾保成第一次返校参加聚会，在同学中引起了一阵轰动。曾经处心积虑把贾保成打成右派的吴白芦迎过来，握住贾保成的手说：”当年……”,“不用再提当年了，都是过去的事了。”贾保成平静地打断了他。贾保成从来没有忘记过往，但作为一个从不屈服于命运的强者，他不愿向伤害过自己的人泄愤，他把所有的回忆都交待给历史，而把伤痛留在了自己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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