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三天写了三篇书评，接着要谈吴思的新书《顶残》（读道社）。一天时间就写不出一篇短文了。因为份量太重，思想容量太大，很难一言以蔽之。即使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也不轻松。书中的一些片断，以前看过，今天放在一本书的里重新品读，别是一番滋味。
吴思是老朋友，我们相识有二十多年了。有人以为他和我是《炎黄春秋》同事，其实我们不曾共事，只是擦肩而过，但办刊理念相当契合，都倾向于“留得青山在”，不主张“玉碎”。我们曾一起到巴黎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同游枫丹白露。一起到日本，考察大学、报馆和非政府组织，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在我心目中，吴思和沈志华、杨奎松、高华、秦晖金雁夫妇，都属50后一代的史学高手。吴思治史的路径与一般史学家不同，不是以深耕某一断代史，某一国别史取胜。而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雄心很大，想创建独树一帜的历史哲学。
记得18年前，在国内某大学参加史学讨论会，有一位地方院校的历史教师私下问我，不知会议出席者吴思有何建树。我为大学校园的闭塞，暗自一惊，只好耐心解释，当今中国史家，可能因刷新某一朝代，某一方面，某一人物或事件的研究名世，吴思不同，他创造了新的思维工具，发明了新的概念——“潜规则”。这个思维工具，不是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已经流行朝野。吴思的“潜规则”与余英时的“士文化”、王学泰的“游民文化”，并誉当代三大人文发现。三者相比，又以吴思的“潜规则”辐射力最强，官产学各界，文史哲经政各学科，许多人都脱口而出。这样的成就，一般学者皓首穷经，也难以达到。
《潜规则》诞生后，吴思没有停步，他又出版了《血酬定律》。继而构思《官家主义》，最终要形成三部曲。然而，第三部写得很慢。只有数千字的提纲，小范围流传，且数年不见下文。我和他年年见面。他都说，还在写。
近日，忽然收到他的新书，名曰《顶残》。我猜想，下文可能出来了。翻开一读，果然是《官家主义》的一部分。他说，这是官家主义大树的经济分枝。
何为顶残？
吴思又发明了一个新词。他俯瞰从古到今的全部中国史，比较世界史，紧扣官权与民权的基本矛盾，看到官权与民权此长彼消，此消彼长，国进民退，国退民进。他认为，不同阶段的权力介入，导致不同程度的市场残缺，权力浓度从高到低，造就了高残市场、低残市场和常态市场。残缺等级最高的为“顶残”。面对来自顶层权力的侵犯，所有市场主体都缺乏抵御能力。如此状态的残缺产权，可谓“顶残产权”；如此形成的残缺市场，可谓“顶残市场”。
从春秋战国的“工商食官”，汉代的“盐铁专营”，一直到当代的“统购统销”，“一化三改”，“包产到户”，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白云苍狗、林林总总、五光十色，他都尽收眼底，放在自己制造的X光机下透视，力图揭示背后的逻辑。我读了之后，觉得言之有理，说服力很强，结合我亲历的杂志被接管，社区被强拆等事件，感同身受，不禁为吴思的新说拍案叫绝！
吴思虽然喜欢自创新概念，但他的书绝不拗口。通篇明白如话，家常话背后，闪烁着思想的穿透力。他插过队，当过大队干部，恢复高考后入读人大中文系，后来操盘处于时代旋涡中心的媒体——《炎黄春秋》、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与当今世界各国的高端学者切磋论道，可谓见多识广。他行事低调，不事张扬，既有自信，又能博采众长。所以，读他的新书，我感到一种大智慧的享受。
本书涉及的尖锐现实重大问题很多，恕我在此，先不展开讨论。
把权力关进笼子，告别“顶残”，让中国公民真正享有常态市场,是我和作者的共同愿景。然而，历史转型，谈何容易？正如吴思本书最后所说：中国的转型和自我重构仍处于自我挣扎、自我纠结的状态。中国到底是谁，我们到底是谁，短期内仍然是一个悬念。
后排左一为笔者，后排左三为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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