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公公刘顺元
马懋如
我公公刘顺元，山东博兴县人，1903年生，1996年九十三岁去世。他192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国文学系，1931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十二大当选中顾委委员。他原名王学博，号溥泉，曾化名赵正国等。
提起“刘顺元”这个名字有一段故事。1934年他第三次被捕，审讯时自报假名李春远，被记录成“刘顺元”。从此，敌人喊他刘顺元，他将错就错自报姓名“刘顺元”，狱中难友称他刘大哥，他的真实姓名敌人不知。他被定“罪”：“坚不自首，恶性甚深，”判徒刑十年。1937年8月被党营救出狱，他拿着写有“刘顺元”名字的定罪判决书向党汇报，得到了党的信任，委以重任，负责审查出狱的党员。从此，“刘顺元”这个名字被沿用到最后。他晚年谈及此事时说：这是“一个遗憾”，“弄假成真”！
我公公一生坎坷，传奇，有“山东怪杰”之称。丁群所写《刘顺元传》概括他的一生：国民党三次将他投入监狱；斯大林指责他“反苏”；毛泽东批评他“右倾”；提审林彪、“四人帮”集团主犯须经他批准。我补充几句：他是家乡国共两党的创始人；周恩来亲自批准他入党；刘少奇深知他的为人；毛泽东还说他是“党内的大知识分子”；陈毅称赞他是“中国党内敢于公开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第一人”；夏衍说他是“骨头最硬的人”；李锐说他“具有大德、大智、大勇，不应被后人忘记的历史人物”；他说自己“危险时决不贪生怕死，安乐时决不贪污腐败”，“在真理面前一定能低头，同时决不在思想政治上盲从”。
1952年刘顺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我和他的次子王汉民早在部里工作，后来我们结婚。这位领导每日来机关很早，在院内散步，哼哼京剧，然后到办公室看书、办公。我做秘书工作，部里重要会议由我记录，会上刘部长发言不多，很有分量，被与会者重视。后来得知，他在旅大任职时，抵制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苏军的专横霸道，得罪了苏方，被斯大林点名，被苏军驱逐出我国国土旅大。当时，除苏联外，各大国与我国为敌，为顾全大局，刘顺元被罢官，连降三级，不得公开露面。1953年斯大林去世，刘少奇到处打听他的下落，1954年他被任命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江苏省委副书记。此时我和我爱人调北京工作，他们父子南北相隔，难得见面。
1950年代，刘顺元任江苏省委书记时和农民在一起。
1966年，“文革”灾难殃及全国，我公公自未幸免，公婆下落不明。1967年秋我去南京寻找，不敢公开打听，先在街头看大字报、收集大批判材料，以摸底细。
在新街口闹市看到一张大大字报，上面列举了省委所有领导人的“罪行”，每人一段攻击的文字，配一副丑化了的漫画。我公公的“罪”名是“老右派”、“老修正主义”、“老三反分子”。那幅漫画把他画成一个老道，头戴道士帽，身着道袍，脚蹬云头鞋，昂首，注视着空中飘下来的几张写有“修毒”二字的纸片，左手拎起道袍的一角，接飘下的“修毒”。我不敢记录，更不敢拍照，匆匆离去，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江苏省级机关造反派编了一本《刘顺元黑话集》，“黑话”不黑，讲的全是人们不敢讲的真话、实话。后来编《刘顺元文集》，这本“黑话集”起了索引的作用。
得好心人相助，我找到了被监护在南京西康路33号的公婆，他们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家，两老相依为命。鲍有荪婆婆见我很是惊喜，她诉说了公公和省委的领导们一日数次被拉出去游街批斗，几乎丧命。此刻，公公推门进来，穿一件破旧棉袄，消瘦、苍老、疲乏，令人心酸！老人每天要应付多起逼供的造反派，他不做伪证，不说违心的话。公公简单向我询问了外界的情况，嘱咐我们要“头脑清醒”“脚跟站稳”。他还要去接待外调、写材料，喝了一碗面条汤，匆匆走了。我不敢久留，告别离去。此后，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险。公公曾经审查过江南被捕出狱的上千名党员，北方搞出了一个“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企图从公公口中挖出一个“南方的叛徒集团”，公公面对强暴说：“我相信你们有能力杀我的头，要我说假话，你们没那个力量”。公公被带上镣铐关进监狱,这是他第四次被捕,坐的是自家的牢。他感慨地说：
“坐敌人的牢理直气壮，做这样的牢多窝囊”！他对比两种监狱说：“异曲同工”“难分泾渭”。
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1972年10月江苏省委几位领导人由集中监禁改为分散监管，我公公被转移到江苏省句容县桥头“五·七”干校，允许与家人见面，仍无行动自由。闻讯，春节我爱人和我带两个孩子，并约了大哥的五个子女同去看望两老，当时大哥冤案还在狱中。
老少三代相见，喜出望外。当时物资匮乏，我们只带去一捆大葱，用粮票购买的一筒子饼干，一些换来的全国粮票，公公见此连说：“好东西”“好东西”！双手接过那筒饼干放到了自己的床头，收起了全国粮票。他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些东西了。此情此景，令人感叹！当时三个小叔也来了，相聚几日，不谈“文革”，不谈政治。每日晨，老人领着儿孙们在附近田野散步，一字长蛇阵，好不壮观。一日三餐用饭票从食堂打些饭菜来吃。几个儿子陪父亲下围棋，老人棋艺高，无人能赢。临别时，我提议合影留念。我用带去的上海牌120相机，记录了难得的天伦之乐。
公公在“文革”失去自由七年后，回到南京，住进了一间半旧房，此时已一无所有了。公公爱读书，我为他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买书。当时书少难买，我设法购得《鲁迅全集》一套寄去，他非常高兴，后来陆续为他购买了《马恩全集》等书籍，为买书他曾亲笔给我来信。他给儿子来信必谈读书和做人。
公公从小好读书，在私塾，他能通本背诵“四书”“五经”，包括最难读的《书经》《易经》，老师夸他是“过目不忘的神童”。中学时，他几乎读遍了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大学就读北师大英国文学系，熟读中外文的西方文学名著、社会学、政治学、中、西方史等。大学毕业后，为寻求救国之路，研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并作社会调查，以后读了大量介绍西方及苏俄的书籍以及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的著作。被捕狱中无书时，背诵读过的书并教给难友。据同狱隔墙的李世农同志回忆，刘大哥教过我们《正气歌》《长恨歌》）《出师表》《赤壁赋》等，出狱后曾查阅了《正气歌》等原著，竟一字不差。狱中绝食斗争胜利，允许看不违禁的书，他用竹签写信向友人求书，挚友王绍堂法官送去了英文版《莎士比亚全集》、《战争与和平》以及《韦氏大辞典》等书籍，他决心把监狱当学校，把牢底做穿。“文革”出狱后，购齐了《马恩全集》、《列宁全集》等，从头通读，他说要把老祖宗的书再仔细看一遍，想想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晚年离休后，以读书、下棋、种菜锄草为乐。
夏衍同志是我公公的好友，是我的老领导，为《刘顺元传》我陪作者访夏老。夏老对我公公在旅大很钦佩，在他的回忆《懒寻旧梦录》中有记载，此时又谈及此事，他说我公公是“骨头最硬的人”；还说:他在1958年“大跃进”中是“最敢讲真话的人”。当时夏老去南京访问，刘老直言相告：那些高产报导“全是假的，别相信”。
公公说话为什么那么有底气？他对当时的浮夸风早有觉察，为弄清真相，他和华东农科所的技术人员合种了一块水稻密植试验田，结果失败。他亲临高产田检查，盐城的一块亩产超万斤的“卫星”田是由几亩即将成熟的稻子移植、合并在一起的，轻轻一拔移栽的稻根就离土了，他当众拔起戳穿，大笑说：“果然是人造卫星”！他曾通知报社，凡虚夸的高产新闻，不管来自何方，一律登在报屁股上，后来干脆叫“不登”；为刹住浮夸风，经他签发，1958年9月19日江苏省委下达通知：凡上报高产，县、乡党委书记必须个人署名。他说：“看你们还敢不敢胡说！”
听我爱人说，他父亲1928年大学毕业时拍了一张头戴学士方帽的照片，曾经挂在老家堂屋一侧的墙上，祖父以此为荣。父亲早年革命离家时他还小，不记得父亲的模样，从这张照片上认识了父亲，战乱中照片丢失。他们同母三兄弟，没有父爱，在国土沦丧、祖父被杀的国难家仇中长大，为了参加抗日，三人商量去找父亲。父亲在那里？地址不详，由大哥先去。大哥一路艰辛，在淮南找到了父亲，父亲见到阔别十一年的儿子已长大，抗日心切，很高兴，但不肯收留儿子，说:“不要靠老子，要自立”，嘱咐儿子速速回去，带领弟弟和家乡父老并肩抗敌。三兄弟按父亲所教先后参加了抗日的八路军。1948年我爱人22岁，他父亲到山东青州，父子才得相见、相识。
公公精通英语，鲜为人知。他平易近人、简朴，被认为是工农干部。一次公公重病住院，专家会诊，怕他知道病情，用英语商讨，他听得真切，说：你们不要瞒我了。专家、教授无不惊讶，原来老书记懂外文，刮目相看。有几个青年知识分子与他初次相见，以为遇到了“大老粗”，一经交谈无不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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