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王朝都不可能长久，有兴亦有衰，有兴必有衰，而且“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所衰一定来自所兴，其中有因果，所因即所果，验之数千年，历历不爽，分毫不差。
殷商之兴，在于边鄙商族以武力入主中原；其亡，在于边鄙周族以武力入主中原。
周朝之兴，在于周人联合诸部共同翦商；其亡，在于周人封建时用私心，多树姬姜两姓，天下“万邦”（部落）不存，而最终“东夷”子姓（商人同族）嬴氏之秦人为万邦“复仇”，灭六国及周祚，而“南蛮”芈姓熊氏之楚人不久又灭秦。
秦人之兴，在于以法家之制将国家打造为只重耕战不重商贾的战争机器，“先进”之六国当局却无可奈何；其亡，在于六国故民厌弃秦政，自发而起。故灭六国者，非秦国当局也，乃秦国有爵有土之秦人也；复六国者，亦非六国权贵也，乃六国渴望自由及旧政之民也，汉初乃用道家之理，行半封建半郡县之制。
西汉之兴，在于刘三多得勋旧功臣之力，秉政后逐一剪除功臣，再诛外戚吕氏；其亡，在于政归窦王等外戚，甚至最终王氏代汉。曾经亏欠外戚的，最终要补回来。
东汉之兴，在于“天选”刘秀之英武，亦赖功臣各当一面，乃速定天下；其亡，在于天下大乱后各地州牧郡守各据一方，只有宗室刘备心存汉祚，但他的实力却是最弱的，无法再次构建刘秀之伟业。
曹魏之兴，在于曹操以功臣之身重新打天下，然其业未竞；其亡，在于司马懿亦以功臣之身多立殊勋，终致“政归司马氏”。
西晋之兴，在于曹丕残害宗室，皇权单薄，而让功臣司马氏篡权；其亡，在于多树实封宗室，不想他们却掀起毁天灭地的“八王之乱”。
隋朝之兴，在于武川勋贵集团内部之更迭；其亡，在于天下乱时武川勋贵集团内部之替代，且是曾经更大的一家（李家）取代了曾经较小的一家（杨家）。
唐朝之兴，在于太宗李世民、李靖等宗室和勋贵武德充沛，文武兼资，内平外拓，信重武将镇守北境；其衰，在于李隆基于盛世之际稍露倦怠而不似太宗之英明，武德充沛之边将即向中央“问责”，此后天下分崩，诸侯割据。
北宋之兴，在于对五代十国“兵强马壮者为节度使”之矫枉过正；其亡，在于过度重文抑武，终酿“靖康之耻”一夜脆断之惨剧。
南宋之兴，在于吸取靖康脆断之教训，决意以战立国，并重用民力，乃于华中、两川多立永固堡垒，以期持久抗战；其亡在于北境尽失，中原为游牧（金人）所控制，而漠北蒙古则更易接受中原先进器物之滋养，故蒙古不仅有草原无敌之骑兵，又有中原火器之资助，乃无敌于天下，南宋之抵抗实强于欧洲基督教世界和中东伊斯兰世界，然终不敌蒙人铁骑与火炮（学来的），民军固能守住抗战最顽强之堡垒——钓鱼城，朝廷和官军最终也能逃到海上继续抗战，但于崖山一战官军还是打不过蒙元海军，而致亡国。
蒙元之兴，在于蒙人无道无理之武力征服，统治又过于残暴；其亡，在于江淮民众始终不认这一统治，见蒙人武力稍衰，江淮之人即奋起抗暴，瞬间如秦末六国般复国。
明朝之兴，在于像隋唐开国时那样的精英已不绝迹，小民在历史上挑了大梁；其亡，在于小民最终只能以小农思维立国（西汉开国者刘邦其实并不是“小民”，年轻时曾是与信陵君门客张耳陈余过从甚密的“游侠”），商业和外贸勃兴却不能取得合法地位，商业税和关税不被纳入正式财政体系，而白白被收入权贵的囊中，同时还在全国广宗室，他们一无所用却占尽天下良田和财富，最终大明实是因财政破产而导致西北民变，又因财政困窘而无力剿灭，致使民变演变为流寇，直至亡国。故大明兴于小民，又亡于小民。
清朝之兴，在于中原内乱，而“顺取”南方；其亡，在于丧权辱国70年（从1840至1911年），终致民党发难，南方“独立”，专制崩解。
民国（南京政府）之兴，在于孙文于1913年后屡屡起事而不得济，最终得俄人之助方于广州立足，继者蒋公兴北伐，乃以“诸侯”联军为之，至1949年“诸侯”（两广、新疆、西北三马、晋绥、川滇、冯系残部等）始终为患；其失，无他，亦在俄人耳，次之，内外诸侯不听命耳。
可见，中国历代王朝必有兴衰，没有长盛不衰的王朝。而兴衰之际，则必有因果。说到因果，则历历分明，正可谓：怎么来的就怎么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显然，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不易铁律。
2024年8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