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作者是我的堂叔，已经九十岁高龄了，依然耳聪目明。他撰写的这篇回忆文章，字里行间充满真情实感，品读那难忘的时光，感受那深深的怀念，令人感慨万千。
他叙述的人生故事，映射出那个时代特有的沧桑与变幻。岁月如同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一代代的成长与变迁，每翻开一页，都是对过往的深情回望。
怀念与变迁
我是在济南富官街的家里出生的，时间是公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农历的十一月十七日下半夜。那年的冬天很冷，下雪后晴了天，房檐下的冰溜子几天都化不完，成了孩子们打闹的玩具。
富官街在老济南城的中心，东西长约一百多米，西边与榜棚街对接，东面与卫巷相连，形成“工”字的形状。我家在路北的中间，门牌号记不清了。这个地方现在盖起了恒隆广场，成了高档商业区。与富官街平行往北几十米就是泉城路，原来叫院前大街。我小时候感觉大马路很宽，能过两辆小汽车。那时汽车很少，多是人力车也叫洋车(上海叫黄包车)。
▲1940年，爷爷与他的孙子孙女们(后右一是我)
推算我三祖父是在胶济铁路上做警务工作，而我外公在省里做水务工作，他们经常见面，说起来都是江西老表，时间长了熟了，就提起我父母的婚事。那时我外公租住在济南的东青龙街，那里离市区远一些，东边是山水沟，西南有天主教堂。
我父亲在胶济铁路干的是车长，就是在守车上白天打红绿旗、夜间用红绿灯来传达火车头发车。我和母亲、姐姐爱看“福尔摩斯侦探”，母亲教我俩学做人的道理，学唱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如“花好月圆”、“拷红”，还有儿歌，民谚...。
这之前我和母亲、姐姐常在老家济宁和爷爷奶奶一块住。济宁老家的宅院是老爷爷置办下的，由爷爷和三爷爷兄弟俩继承下来，院子离城北关比较近，门牌是天香阁街二号。这条街有五米多宽、长约二百米。我家在路东，是一座四进的院落。三层的石台阶上去，是一面高大的门楼，跨过门槛迎面是砖花影壁墙。门楼东侧有两间门房，住着一张姓人家，做冰糖葫芦为生，我和他家儿子张曰强是小学同班。再靠东是一间磨坊。
进了大门向西拐，是通往二院的门，二门是四扇可折叠门。二院有南屋三间，北屋三间，与三院相通。院子里种有一棵枣树，还有一个地窖子，可放些怕冻的地瓜等食物，内战时期，地窖子也成了藏身之处。
三院是主院，爷爷排行老大，住在堂屋东间，堂屋的中间是客厅，供奉着天地君亲师和祖宗牌位。院内种有梧桐树和石榴树，象征着一家团圆，子孙满堂。我父母住在堂屋的西间，后来父亲去了济南，我和母亲、姐姐就搬到了对面的南屋，与和汶婶婶(孝彬母亲)在一起，她们妯娌相处得很融洽。当时和字辈的叔叔、姑姑们多在外地学习、工作，三姑、五姑随学校参加革命，三姑去了延安，中央电视台二〇二一年播放的电视剧《啊!摇篮》，就有我三姑曹和静(原名曹和瀞)在延安的实人实事，可惜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迫害，很不幸。
来到四院，有东屋一大排，中间的房子属于三爷爷的儿子和澂叔、和洵叔兄弟，两端是储藏室和佣人住的屋。院子的东南有个茅坑，往前走从小胡同过去，在三院的南屋窗外，有一座石碾供大家用来碾米。小时候不懂事，正碾着米呢，我把手指伸进去，压伤了食指留下伤疤。
济宁老家在内战期间，因济宁城解放过两次，被多次抄家，家中的文物和贵重物品都没了下落。最后是文化大革命时奶奶被赶出，先到济南后去了青岛我五叔家直到去世。奶奶离开济宁后，曹家大院被充公，结束了一代历史见证，现在老院子那里拆迁盖了楼房，已面目全非。
我们曹家人当时大都在外地从事各自的工作，在抗日战争期间，不管做什么都是爱国的职业，从未出现半个汉奸，是一个爱国的大家庭。
一九三八年日本鬼子占领济南，我父亲表示爱国，就西行去了大西北。一九三九年我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去投奔父亲，同行的还有我小舅舅，他名继光号燕生，行五，我们也叫他五舅。我们从济南出发，经徐州向西到了河南安徽交界的亳州，住店时遇到了土匪强盗，幸亏被一个有正义感的军人救了。随后我们坐着地排车到了郑州、洛阳，脱离敌占区后换乘上汽车，那时汽油短缺，驾驶室顶上装有一个大汽包，具体是什么汽不清楚，我们就坐在后面带棚的车厢地板上，到站后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泥土。到了陕西潼关时，因日本鬼子打炮，汽车都是晚上开过，所以叫“闯关”。经过一个多月的颠簸，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兰州。我们租住在黄河北岸一个叫庙摊子的骆驼店内，一路上饥肠辘辘，吃着用骆驼粪烤的土豆(当地人叫地蛋)，真香！
我和姐姐在当地上了小学，舅舅也考上了空军，因牙齿不合格未能当上飞行员，学的空军地勤，后来成了飞机机械师。我和姐姐要去市内的话，除了当时唯一的黄河大铁桥外，还可以乘坐羊皮伐子。
由于父亲工作调动频繁，先是在新疆星星峡，后又到甘肃兰州、四川广元、陕西咸阳，我们上学也换了好几个地方，由于学制不同，小学底子未打好。当又回到兰州时，住在了离兰州市区比较远的皋兰山下的公路局家属院。因我父亲会拉胡琴，参加了业余剧团，我常去听他们的演出，喜欢花脸，虽然不知道唱的是什么意思，也能哼上一两句。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我的大妹妹出生，为纪念生在兰州，起名孝兰。等到形势稳定下来后，舅舅留在空军部队上，我们一家五口人回到了老家济宁，和奶奶住在一起，爸爸又去济南找工作。
那时候，我五叔和浵已经在济南邮政局工作了，租住在杆石桥南街(现在叫杆南东街)，坡顶叫西来兴牧场。后来五叔去了青岛，我们一家就搬来住在了那里。该处是济南的里分结构，胡同内有三个大门，我家是第三个大门里有两家的一间西屋，约有十多平米，在当时也算可以了。厨房是在院内搭的小棚子，烧柴火做饭，厕所在南边两屋的夹缝中间。
父亲在铁路上继续干老本行，工资按小米计价，收入较少，母亲就打零工贴补家用，那时济南刚解放搞建设，她就干些糊火柴盒、砸石子的低技能活儿。在艰辛的情况下，她还帮助四爷爷家的儿子和洸叔来济南求学，由于和洸叔个人努力，后来当上了山东农干院的院长职位，很可惜在一次冬泳时心脏病发作去世，骨灰暂时安放在济南二七烈士陵园。
一九四八年济南解放后，不管父亲如何调动，我们一家就住在了济南，我和姐姐、妹妹上学，生活上全由母亲一人照料着。我母亲在处理各种事务上热情、勇敢、坚强，有智慧有担当，让我敬佩，她不愧为女中豪杰，是我的好母亲。我的姐姐虽只比我大一岁多点，但她处处让着我，好吃的都留给我，她继承了我母亲的性格，吃苦耐劳，不求回报。成人后她出嫁岳家还是那样，岳家家景好多了，可她还吃冰箱里的剩饭菜，最后得了胃癌去世，年仅六十五岁，她是我的好姐姐。我永远忘不了她们母女，我也要让我的后代们记住，要代代传下去。
后来，由于在西来兴那里的房子太小，小妹孝庄想办法给换到了工人新村的两间平房，改善了许多。离我们住的不远处是护城河，夏天的水很大，妇女们就在河边洗衣服。再向下游是现在的民生大街，流过去的山水汇合在杆石桥。原来在汇合处建有利民印染厂，从厂里流出各种颜色的污水形成小河，因为污染太严重早已搬走了，现在这个利民印染厂改名叫元首针织厂，厂址在北园那边。
我们住的附近，上学要过一座小桥到达扶轮中小学，就是现在的铁路南郊幼儿园和民生大街小学所在地。当时南边都是乱坟岗子，当年枪毙济南“七狼八虎”的地方就在学校的西墙外。靠西还有日本人当年盖的一家一院的平房，现在都已改造成了小高楼。
当时的济南商阜区，最南端也就到经七路东头杆石桥，再往南就是零星的住房，与农村差不多。经八路是解放后往南扩建的，宽约五十米。当时人和车都少，中间留有四米宽的隔离带，移种的松树分上下两行，一九九八年才扩改成现在的样子。
现在的民生大街，是把山水沟的水用大型管子引入到地下后建成的马路。从经十一路到杆石桥护城河，是原济南的外城也叫围子城，拆建后改成顺河街，在杆石桥那里形成了五个路口，往东为泺源大街，东南为文化西路，向南为民生大街，向西为经七路，往北为顺河街。民生大街直通经十路，该路成为济南的主要干道之一。经过最近几年的建设，济南变得更现代化了。
我们姐弟与和濂小叔在同一学校求学，叔叔上高中，我上初一，姐姐初二，刚解放时延续老校名叫扶轮中学，曾改名济南铁路职工子弟中学，后因招收烈士子弟和现役子弟又改名叫济南铁路中学。一九五一年为了培养铁路后备路力，高中部改为中专部，分为车、机、工、电、辆。姐姐学了电务信号班，我学了机车班的蒸汽机车。后来铁道部各局技校统一调整，机务留在济南，同时学校迁到东郊扩大学校面积。到了假期，家在济南的要留校护校，期间还发生过夜间枪走火的事件。我和叶震声、张文正是同室好友，现在叫铁哥们，我们那时都是要求进步的共青团员。我在初中时，就由我的团支书杨云祥同学介绍入了团，后来我当过团小组长、少先队辅导员、团支部委员。
一九五五年毕业，七月底校方宣布了分配方案，我分到了郑州局，有的分到济南局和济南机车工厂，三十多个同学大多数都分到外地各局和机车工厂。现在我还与秦洪渭、北京的王承英、叶震声、福州的颜涛有电话和微信联系。有一件遗憾的事，就是同学张文正托我办学历证明，因济南水灾将资料遗失没办成，到现在邮资还在我这里，也联系不上他了。
上学期间，我们的体育活动很丰富，那时很流行打垒球，能练体能、智能和反应能力，而且安全。比赛时每队六人以上，有投球手、接球手、守垒员四人，又分本垒和二三四垒。投球手直伸手臂投球，使球路成直线，以便打球者打得更远，让本队队员快速跑回本垒得分。如打不着球，接球手接到球后要快速扔给守垒员，或自己用球赶上跑垒员，就算赢得一分。我们都喜欢这项运动，但占地面积较大，内场就要二十五平方米，外场就需要更大了。
一九五五年七月底，校方宣布分配方案后，我在济南家中与父母亲团聚一天就乘车走了。八月一日到达郑州局报到，领导安排我们在“一马路”招待所暂住，先在郑州机务段学习安全知识一个星期，期间我丢失了一个在家带去的铜脸盆。
随后将我分配到新乡机务段当见习技术员，月工资四十二元五角。技术室与段长办公室在同一个屋内。每天早晨要比一般职工提早上班半小时，先将洗修的机车分工，锅炉、热力、化验、车轮、机车机械、车架进行全面检查，然后将检查出的毛病填写派工单分发给各检修小组，他们除按正常范围检修外，还要按我们填写的派工单，由包修组分别拆检修理。回到技术室，我建立每台机车的技术档案两本，一本是每台机车的技术状态，另一本是每台机车的大中架洗修的走行公里数，以便编制各机车的大中修，大中修要在铁道部指定的机车工厂，架修是在有架修能力的机务段，洗修就在本段进行。这样的工作内容，我一直干到一九六一年离开新乡。
一九五七年黄河发大水，郑州黄河大桥桥北段被冲断。我正在济南出差，在家只呆了两天，就匆忙赶回新乡参加抢修大桥，运石头滑倒我还摔了一跤，左手腕留下了伤疤。
由于多年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段办公室办事员杜某某暗爱上我，还给我送鞋垫，但我都拒收了，她很难过，回到女生宿舍向舍友谢恒秀诉苦。她虽安慰她，但也没办法，因为我一心想回山东。另外她的长相我也相不中。后来通过同事介绍，我和她同宿舍的谢恒秀谈上了，一方面她家是山东的，以后可以找理由一起回山东工作；另一方面，她身材也好，虽然传说她有肺病，但我还是同意了。我们是夏天在新乡卫河公园内谈上的。
那时我也太傻，没有给恒秀一点小礼物，她也不在意。不久我姐姐正好来郑州出差，我让姐姐和她见了一面，征求姐姐意见，姐姐表示同意。恒秀也把我带到她小姨家，让她小姨看看，可她小姨不太同意，认为我太老实，机务段也不是什么好工作。可是她本人同意，小姨也没办法只好接受。
一九六〇年，我俩去了趟北京，那时正处在全国大困难时期，金融贬值，见了我奶奶和五姑，我们五人在北京饭店吃了一顿烤鸭，第一次吃还真好吃，那顿饭花了捌拾块钱，太贵了，当时我月工资才四十五元，但是我俩结婚也就不在乎了。我俩在天安门留了个影，也就算是结婚照。
回到新乡各干各的工作，我们借住在五姨家(她小姨)，可那段时间居然还有不少人给恒秀介绍对象，真是烦人。
正好当时修陇海复线需要人，恒秀就报了名，批准后去了洛阳分局，当了一个月秘书，可她不想干秘书，还想干老本行化验员工作。新建的三门峡西机务段也需要人，那时该地区缺水，都是从外地拉一罐车水，供工作和生活用。恒秀很要强，非要去不可，领导同意后她就去了三门峡西，又怕我在新乡一个人受气，一九六一年也将我调到该段，当了检修技术员。
在三门峡西机务段，我们一干就是二十年。一九六二年将我岳母接到身边，提到她，也是我小家庭的大功臣。岳母是曹县王雷庄人，叫徐淑贞，嫁给东关的谢焕臣(我岳父)。岳母生下闺女恒秀得了月子病再无生育能力。她本人心灵手巧，做饭、剪裁做衣、蹬缝纫机都行。当时她还给小妹孝庄的儿子做了一套连裤棉衣，街坊邻居都说好。八十年代我家“三转一响”都有，是个小康人家。那时铁路家属还有一张免票优待，我带着岳母到青岛看了大海，也是我报答她的恩情。她给我做的不知什么布料的衣服，天一热我就穿上，三四十年了衣服还好好的，穿上这件衣服我永远忘不了她。从一九六二年来我家，到二〇〇三年八月十七日(农历七月二十日)去世，她一直和我们一起生活度日，享寿八十八岁。
一九六二年，恒秀在洛阳铁路医院住院，于四月二日剖腹产生下儿子，取名为阳。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在郑州铁路医院，还是剖腹产生了女儿，取名为郁。女儿的取名，一方面是因为河南省简称豫，另一方面希望能郁郁葱葱，健康成长。两孩子在当地铁路小学、中学上学。阳初中毕业后，因姑姑出嫁走了需要他帮助照顾爷爷奶奶的生活。那个年代政府号召上山下乡他没去，就从三门峡西接到济南，由姑姑孝庄帮助安排在济南生资公司当了股管库员。
由于我们都很想念儿子，恒秀就在三门峡西、洛阳穿梭找领导帮助，希望能调回济南。一九八四年十月正好济南机务处老同志退休，我先调来济南路局报到，由于在基层工作多年经验多，我分配在机务处检修科当了检修工程师。恒秀也在一九八五年五月调到济西机务段煤水油化验员。她经常得到领导表扬，还被评为分局路局“三八红旗手”称号，但我俩都没有入党，因家庭出身受到影响被关在党的大门之外，直到一九九五年初退休。但是我俩还是以高标准严要求自己作事做人，好多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我俩是共产党员呢。
如今，我的两个孩子都有了自己的安乐窝，我俩也就放心了。儿子曹阳，一九八九年经人介绍与济南钢铁厂职工王兆玲结婚，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他们的女儿承成降世，那时候曹阳单位福利很好，儿媳又勤简持家，日子还过得去，所以没有在铁路上换工作。孙女承成，大专学的幼儿教育，毕业后一直在幼儿园工作。
女儿曹郁，在洛阳上电大，一九八八年毕业后回到济南待业，先在国棉二厂干档车工，一九九〇年托领导帮忙安排到济南局水电段，这才稳定下来，干了本行供电，当了工程师，五十五岁退休享受科级待遇。她经恒秀同事介绍，适嫁于山东单县人丁长松，一米八三的大个子，标准的山东人，性格开朗，乐于助人，能吃苦耐劳，好学向上。一九九一年，曹郁在济南铁路医院生得一男孩，原起名叫启明，那时政策只能要一个孩不能再生。
外孙启明从小活泼好动，聪明伶俐。一九九八年时私家车很少，我们住的“九号院”空地还不小，我带他踢足球玩，他当守门员从不怕摔。后来他从铁中毕业又上的济阳二中外国语高中，考上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由于成绩优秀，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完博士，分派在中科院香港分院工作。
按曹家辈分，我的儿女曹阳、曹郁为“友”字辈，但因时局形势都将“友”字去掉成为单字名，也不按五行起名了。孙女承成为“懋”字辈，因笔划太多也都省了。
一九九六年，我们把工人新村的房子交了，当年八月换成民族大街“九号院”十号楼一单元五〇二室，与路局一位谷科长住在同一层楼上。“九号院”原是窑洞房，九十年代改建为楼房。二〇一五年，我们再迁至“三箭瑞福苑”三区四号楼三单元一六〇三室电梯房，还有一个地下室约八平米。虽然住房面积只五十多平米，但光线很好，两居室和卫生间四季都有阳光照射，虽是麻雀房但很是舒心。题打油诗自乐：“窝小楼高极目宽，职低资薄吾坦然。”
我感到我是一个一辈子都幸福的人。究其原因，和我的性格有一定关系，无形中应验了曹家家训：“凡事只求过得去，此心常要放平来。”还有就是我遇上三个好女人，一个慈母杨淑慧，一个贤妻谢恒秀，一个孝顺女儿曹郁，她们为我这个幸福小家都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也是我应当感谢的。
现如今，我还加入了小区太极拳队参加晨练，身体还算健康。小区对老人照顾得也很好，我很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对老年人的政策不断提升，社区每星期都派人来我家做些家务活，还给我们做按摩治疗，让我们安心度过老年一生的最后旅程。
我有个愿望，一辈子我没有做过大事和贡献，但我想将遗体捐献出来。骨灰埋在长清陵园，与我三姑和瀞、五姑和涵在一处。望后人能帮助实现。
纂写此文，以示纪念。
2024年7月10日于济南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