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主标题，我用了“牵强附会”和“一地鸡毛”两个词来概括一些建设性新闻研究。所谓“牵强附会”，就是说在研究上自以为很新的一个概念却用了很多老套的说辞来包装，在写作过程中又竭力避免使用老词以突出其新；所谓“一地鸡毛”，就是指研究上一窝蜂、一股脑，但最后落下什么实打实的东西了吗？可能并不多，还是一些老生常谈的理解，可能滞后于业界且未能予以业界一些可供操作的建议。至于我说它是“时代遗迹”，这是一种夸张，它确实有着强烈的时代色彩，哺育了众多学子的毕业论文和科研指标，但其时代热度过后更应对其进行“拾遗”，进行冷思考。
我对于“建设性新闻”的定义，就是强调新闻报道的积极性倾向和与之带来的建设性功能。不少学者将其作为了“舶来品”，然后援引麦金泰尔的话进行作注，即认为“建设性新闻是一种新兴的新闻形式，在坚持新闻核心功能（例如 “看门狗”、 告知公众潜在威胁等）的同时，将积极心理学的技巧运用到新闻流程和产品，致力于创作卓有成效、引人入胜的报道。”实际上，我党的“正面报道为主”也是建设性新闻的一种呈现，那舆论印象里的“报喜不报忧”对此不也基本吻合了这一定义？这可能都是建设性新闻的一角，而作为“舶来品”进行解释就有些牵强了。
理解建设性新闻，就要站在建设性的反面去看，即从时代背景的非建设性（可以理解为一种伤痕、危机）来反思所需的建设性。从知网的发文量来看，国内学者研究建设性新闻大多是在新冠疫情之后，重点分析主流媒体对疫情防控的报道叙事方式，但在舆论的一个视角来看，对疫情的软文式处理（比如方舱医院建设中种种要素的娱乐化命名）反而引起了部分网友的反感，建设性新闻竟用了某种泛娱乐化的手段，这在我看来是饮鸩止渴的。
有时候，一些针对建设性新闻的解释会给我这样一种感觉，它就同郭德纲的一段名言一般：
“我最烦那种不知道什么事，就劝我要大度一点儿的人。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像这种人你得离他远一点，因为雷劈到他的时候可能会连累到你。咣，我这被扎了一刀，血还没擦干净呢，他走过来，哎，你要勇敢起来！你死不死啊 ？”
我们所谓的建设性新闻，立足解释应该是在于纾困——如何把这个社会建得更好，而不是反复强调这个社会有多好。
2021、2022年，硕士们井喷式地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建设性新闻”热情，这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建设性新闻视角下新冠疫情报道研究——以《某某某》为例”成为了一套公式，只要往上靠，最起码能获得个毕业的资格。热浪退却，建设性新闻貌似逐渐淡出研究者们的视线，考研的名词解释也鲜有提及这个词，那我能说它就是一个流行语吗？不能。因为建设性新闻从来不止是一个流行的概念，不是说有了危机事件、搭载了健康传播的便车，我们再去讨论建设性新闻。而是建设性新闻就是我们本土化的一个概念，是我党进行舆论宣传工作以来始终坚持的一个指向，它不应只是同什么积极心理学，或是什么暗示联合起来，而是要同人民，同党的建设性相联系。
我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概念引入多多少少存在了他者（西方）界定的问题，不要把海格拉普、麦金泰尔他们的定义奉为圭臬，而是要结合我国的国情理解我国原本是否就存在了这么一种情况。上面我谈到了“正面报道为主”的宣传要求，当然，我认为这也是建设性新闻在中国本土存在的一种表现，但并不完全能够概括建设性新闻，归根结底，建设性新闻要具有一定的建设性作用，当报道言语多重包裹而后发现人们不吃这一套的时候，建设性新闻是否具有建设性呢？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对象的问题，即新闻报道对象有了思辨、批判与解蔽的能力，我们应如何进行新闻的建设性报道。
如此一来，我更愿意将建设性新闻理解为一剂强心针，在人们需要的时候鼓舞人心，但天天打强心针是会产生抗药性的，所以还是要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新闻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对此，一个可供诸位研究的命题似乎舒展开来，即如何平衡起新闻的客观性与建设性，新闻受众的心理阈值是多少？这需要一些实打实的社会调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