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传播学理论研究有着这么两个态势：从传统的对立面探讨问题和预测传统之后的问题，归根结底其实是一个问题，总结规律来探讨未知。
有些学者偏好于谈这些，但可能很多他的论文都是他学生写的，所以一些关于未来媒体的研究更像是对现有一些传统媒体范式的缝缝补补，这些或都可称为对“补偿性媒介”的注解。再有就是“主观臆测”。如果说前者是“以史为鉴”，那后者则是企图“后之视今”了，但这种“后之视今”充满了人文主义浪漫色彩，缺乏了与理工专业的研究者们的对话精神。未来的媒体是什么样的，我可以通过我的传播学经验进行勾画，未来的建筑、食物、气味、药品、鱼竿是什么样的，我也可以通过我的传播学经验进行勾画，以至于我参加个石油加氢裂化装置升级改造会都想用传播学经验讨论一下，这就有问题了。
故而，我要说的一个传播学态势研究要符合两点重要原则：一是了解自身学科的发展历史，二是明确自身学科的应用边界。虽说我们很多论文，在开篇时候就把传播学的“交叉身份”亮明了出来，但这不能成为无限跨越学科边界的通行证，也更不要认为鲍曼他们提出了“液态社会”之后，就认为社会都转向了“后现代”，都变成了流动的、杂糅的、液态的、不确定的、含糊不清的，很多时候，结构化的事物仍未改变且占据主流。
似乎诸多传播学理论创新都是再做一些假设性研究，在这一研究中研究者极力避免自身有主观主义倾向，但现实仍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子。比如前几年火起来的可供性研究，很多名词解释的核心都在说“诸多可能”，那么这种可能究竟是什么呢？一种功能？影响？作用？倾向？貌似不是，但解释的时候又“犹抱琵琶半遮面”，拗口的术语列了一大堆仍不能清晰说明，举例时又偏向了功能、影响、作用、倾向之类。似乎如何把外学科的，尤其是理工类的术语化为我新传学科所用成为了一大研究热点。但无理工之背景，如何更好的实现人文转化且为我所用呢？这是在写文章前就应该想到的一个问题。我之意，搞这方面创新前还是要学些理工类知识的，以能充分说明我们理论的可行性。比如，我们要跟算法设计者、业界人士去讨论如何消除信息茧房，而不是让考研学生硬编、图书馆里的硕博硬想。
前几日，后台评论区有用户聊到这个“钟摆”的问题让我再多讨论讨论，我就以己见多说两句。我认为，我们的研究似乎总是处于一种钟摆式的创新。研究在技术坐拥下从传者中心主义倒向受者中心主义，然后又在资本坐拥下倒向传者中心主义（类似我们谈效果论，从强效果到弱效果，又到了回归强效果）。含含糊糊，就来个“传受一体化”，说是多元融合液态转换，细分其身份还是二元对立。传播学界擅用“辩证法”，不单是言及传者时谈受者，还有言及技术时谈人文、言及人文时谈技术，言及主体时谈客体、言及客体时谈主体，言及真相时谈反转、言及反转时谈真相，这总能有着论证不完的创新点。
我摘录了硕论结语中的一段话，供诸位批评讨论。（《空间可供性的逻辑进路》）
“时下新闻传播学界热衷于探讨现代性社会重构，探讨后现代主义及其结域化问题，这种学术风向是有待商榷的。结域化是一个对熟悉事物和新生事物的积极文化选择和综合的过程，这一过程不能脱位于地方互动语境并和超越不定的时空界限形成互构。在新语境下，发展新型文化领域并重新嵌入空间生产中，人们可以克服破碎的后现代生活的非人性化倾向，由此生成的时空概念及符号系统表达方式为重塑稳定的社会关系提供基础。但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正视现实，非现代性社会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中心-边缘”、“主体-客体”等二元问题仍是一种主流现象。美国对华经济冷战、俄乌冲突、中东石油危机、巴以宗教矛盾等问题都根植于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国家利益，这并不能被现代或后现代所模糊化。“乌卡时代”（VUCA，即流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所反馈的更多是作为一种表征，为此诸多学者提出了一系列“转型”应对策略，甚至提出了“转文化传播”以突破西方中心的学术规范，但在方法论上基调还是复归到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之上。面对杂糅的、流动性的问题需要如何解决？融合文化或某种融合之道可以在方向上予以参考，具体到在地情况上，融合文化又显示出了自身局限性，并不能将其与在地语境一一适配，进一步实现妥协可能又要落入到传统的二元框架之中。
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学者们急于将鲍曼的“液态社会”应用于媒介话语叙事、生产模式、功能呈现等各个方面，但多数讨论仍是给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结果：权威消解和边界泛化。当然，这不是液态社会的专利，从民众获得媒介接近权甚至从莎草纸的普及开始，权威就在进行着消解，传受边界就开始模糊不清，也可以认为行动主体的多重身份本身就不需要分清传受边界。
与此而来的争论便是权威因媒介演进所带来的重构，比如文字诞生所承载的“天雨粟、鬼夜哭”。权威因媒介演进而完全解构掉（或建构起来了）吗？显然没有，在媒介建构论来看媒介反而成为了统治阶级的建构工具，主体多重身份也在不同领域都充当了权威的建构者，利维坦的消亡也不会给予公众更多好处，这种共生关系是客观存在且具有历史意义的。
如此看来，与其分析媒介之于建构权威的问题，不如将媒介作为权威建构的工具和产物，施拉姆推崇的比较新闻学就存在了这样一种误读，即让共产主义媒介理论和威权主义媒介理论挂钩、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和社会责任论挂钩，显然，这种分析就不能成为媒介本体之比较，归根结底是权力意志的比较。当然，麦奎尔所引入的六种分类法也存在这种问题，也不得不承认，媒介与权力意志的关系始终纠缠不清的，这也导致了媒介不时会被拿来作为威权和民主的附属品或衍射物进行争论。媒介效果的增强与其实现的增量难以说明范式转型，但仍有不少学者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加之“准”、“未”、“反”等字眼予以新理论的发明，不免出现“为赋新词强说愁”。
其实，新理论意味着支配常规科学原来实践的许多规则要发生改变，绝不会是对已有知识的一种累积，所以，在提新范式革命、转型的问题上应该慎之又慎，稍有不测就会变成一种披着技术环境变革的外衣却仍在言说陈词滥调的尴尬局面。抓住通约性的问题，比如空间生产所隐喻的资本增殖实现路径，并不会因为媒介演进而完全瓦解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要抓住时代特征，当下媒介生态环境相较于列斐伏尔时期大为不同，这就涉及到对其理论进行适应性探索。都市革命的议题应在网络时代中焕发新的生机，五月风暴所带来的激进式批判仍需在平台帝国主义中游荡，空间生产对生活世界的遮蔽也需要人们继续寻觅去殖民化之路，以此来看，诸多关于结域化的讨论都需要回顾和关照传统空间批判理论这一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