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真正学术意味的书评太少，而借题发挥或蜻蜓点水的评论风气渐盛。对于书籍借题发挥的评论固然不应厚非，但是那不是真的评书，也比较容易写；严肃的、裁断的、商榷的学术书评，却是直接针对学术研究的，不太容易写，如果没有这种书评，恐怕学术难以进步。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学生们将来是要做学位论文的，而大学里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如果严格要求的话，通常要有一章（或者一节）“研究史”，就论文涉及的这个领域，业已出版的各种论著，作一个述评，说明前人在这一领域中已经做了些什么，做得怎么样，还有什么遗漏和缺失。说到底，它其实就是对各种论著的短评的汇集，可是，现在很多大学的学位论文，不仅是本科，甚至硕士、博士论文，在这一点上都不够重视。
第一，这首先是一个学术道德问题。我曾在清华老图书馆看到陈寅恪的学生张以诚的论文《唐代宰相制度》，陈寅恪先生在前面评语中说，“凡经参考之近人论著（如内藤乾吉等），尤须标举其与本论文异同之点，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且亦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可现在，有一些学位论文，由于缺乏这一部分，读者包括指导教师和答辩委员，根本无法知道，作者是否超越了其他人的研究，或者是否抄袭了其他人的研究，也不能正确地作出对论文的评价。如果作者抄袭了，也许可以一时蒙混过关，但终究是在学术道德上有所欠缺。
第二，给其他在这一领域从事研究的人，提供有关的丰富的学术史资料，使人们了解这个领域的变化轨迹与现状，这才能够凸显自己选题的问题意识所在。比如研究清代学术史，就需要交代从梁启超、胡适、钱穆一直到余英时、艾尔曼的研究，说明这一百年中对于清代学术的研究，何以形成侧重外在背景与偏向内在理路的两个典型，即台湾东海大学丘为君所总结的“理学反动说”与“每转益进说”，然后再讨论余英时重视“内在理路”的研究方法，和艾尔曼提倡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的方法，各有什么利弊；在此基础上才能说明你的研究进路和问题意识究竟有什么“创新”的意义。
第三，既迫使自己拓展学术视野，也迫使自己阅读前人论著。现在，有的博士生或硕士生，采取非常实用主义的阅读方式，对于他人的论著只选择看与自己所需要的部分，甚至把他人的论著当作“资料转运站”，从里面转手抄撮一些文献，根本不理会它的全面论述。更要命的，是从网络上截取电子文本，完全不顾上下文语境，很少体会他人的研究思路、资料取舍、分析立场。但是，如果要写学术性的书评，要对他人的论著作评判，就不得不全面阅读各种国内外的有关论著，不可能只是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地乱读一气。
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严格的、认真的和专业的学术书评，就会使学界变得更有秩序、更加干净，不会像现在这样，良莠不分，泾渭不明，滥竽可以充数，鱼目可以混珠，整个学术界好像根本无法界定什么是好的研究、什么是坏的研究。
第一，学术界有了“舆论监督”和“公共批评”，这就像一个社会，有舆论、清议一样，有个关于好坏是非的公论，学界才有秩序，有秩序才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界，否则你就要听官员的、听报纸电视的、听低水平的。
第二，如果有权威而内行的书评，一些假冒伪劣的产品，特别是一些“隐瞒证据”的论著，就会像“3.15”一样曝光。大家要知道，有些看起来冠冕堂皇的论著，其实就是乱抄乱写，并没有什么严格的资料证据。中国学界的弊病之一，就是这类“伪著作”太多，可这些情况外行是不了解的，需要内行才能指出问题。
第三，这样的书评出来，才能够省去读者选择的时间和精力——这些读者既包括非专业的，也包括专业的。有了这样的书评，后来的专业研究者就可以按图索骥，很快找到有用的书籍。
本文转载自“学海编舟记”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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