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后知后觉，常常落后于人民大众的率先觉醒，这在“五四运动”前后特别明显。
“五四运动”的前奏是“新文化运动”，或者说，五四运动将新文化运动一分为二，断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段。
新文化运动一般以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青年杂志》（第二期改名《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为赤帜。当时背景是反对袁世凯为复辟称帝铺垫提倡的尊孔读经等复古行为，很快就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实践活动中走向了“改造国民性”的宏大命题。
新文化运动的功过是非，人言人殊，但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就是在新文化运动前期，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西方的亲善和崇拜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对内极不自信，对外则“迷之他信”。
在国际问题领域，“新青年”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出于对西方文化毫无保留的整体肯定的态度，他们全面接受了英美等国的国际关系理念和规范，真诚地相信英美等国的国际行为提现和表达了公理与正义，认为只有依靠某些主持正义的大国帮助，中国就可以恢复主权，收复失地，最终摆脱外来的压迫。
尤其是在1917年代表中国的北洋政府宣布加入协约国并为其输送几十万劳工的支持后，中国知识分子将交战双方划分为代表着公理正义的一方和代表着强权和专制的一方。认为一国外交关系原则与国内政治一致，在国内崇尚平等自由的国家在国际上自然也会持平等自由的原则。
陈独秀在1915年就认为，“法兰西人之嗜平等、博爱、自由、根于天性，成为风俗也······而德意志人爱自由爱平等之心，为爱强国爱强种之心所排去”，1917年又认为“国际之抗德，犹吾国前日之讨袁，非仆即獠，将难自保，力能胜否，义所不计······吾中华民国国民，以是非计，以利害计，均不应滑头中立······执戈而起，随列强之后，惩彼代表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德意志，以扶人类正义，以寻吾国之活路”。
在美国参战和威尔逊“人类自由宣言十四点纲领”的催化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情形更是迅速陷入了亢奋！威尔逊成为公理的化身，蔡元培高呼：“光明主义代替黑暗主义······第一是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第二是阴谋派消灭，正义派发展；第三是武断主义消灭，平民主义发展；第四是黑暗的种族论消灭，大同主义发展······此次和平之后，各国必能减杀军备、自由贸易，把一切互竞的准备撤销，将合全世界实行互助的主义······”
甚至在1918年，北洋军出兵俄国，干涉俄国革命还参与了俄国内战，也被俄国列为帝国主义之一。
同样在1918年，中国拆了东单的克林德纪念牌坊，拿到中山公园搞了一个“公理战胜”的牌坊。这本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中国军队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八国联军强迫中国签辛丑条约的有个附加条件，在克林德死的地方立牌坊纪念，表示对中国这种野蛮行为的惩处，提醒中国人以后不要再干这种事。
知识界本来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不算高，多数知识分子也把义和团看成野蛮人！虽然克林德在被杀之前主动开枪射击了中国军队，但一般舆论还是认为他死于野蛮人之手。这个牌坊在民国时代也一直留着，甚至中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了也留着。意思是虽然德国是敌国，但那些野蛮中国人这样杀文明人还是错的。
直到一战结束，德国投降，中国人得到了战胜国的身份，才觉得自己也是文明人了，于是和法国外交官一起拆了克林德牌坊，重新组建成中山公园的“公理战胜”牌坊。
自认为进入了列强定义的文明社会，认为今后这个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中国知识分子，但也需要法国人壮胆才敢真正当战胜国，“渴慕教化”之心可谓诚矣！
然而历史的演进证明，他们错了！错得离谱！
中国知识分子对一战的终结和威尔逊主义充满了期待，当时举国一致认为，中国恢复主权，实现国家平等的日子已指日可待，满怀期望的中国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出席1919年的巴黎和会。
结果呢？巴黎和会的结果一巴掌砸在中国人脸上。这次打脸太严重，列强根本不给中国赚一点面子的机会，要把德国占的青岛割给日本当战利品，而北洋政府之前居然还有一个密约要承认割让，这让清朝留下的官僚队伍丧失了全部信誉。
纵观五四运动的过程，“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知识分子已经不仅是站出来反对政府的决定，甚至不仅仅是像戊戌变法那样要改变政权，而是打算清算整个旧秩序，自己重新搞一套新体系。他们不信任现有的政府，不信任把青岛送给日本的列强，只相信自己，从“他信”到“自信”，这在近代史上对知识分子来说还是第一次。他们醒了！
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一群坏种”！五四青年对外重举义和团“反帝”的旗帜，对内终于投身“反封建”，放下身段，下乡搞宣传，搞演出，给工人农民宣传国际形势，初步走上了和底层民众结合的道路。
在义和团掀起全国范围反洋教斗争这股反帝怒潮将近二十年后，后知后觉的知识分子群体终于醒过神来，知道了帝国主义真的不是个好东西。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信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