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是全世界迄今为止最彻底的一次人类解放运动，但人类自我解放的脚步永不止歇，却又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鉴往知来，方能不忘初心。
一、文明道统：正本清源
虽然从全球视野看，中国革命也受世界革命接力传递的影响，英美法德意日俄甚至天竺曾经发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都以多条明暗相间的草蛇灰线，纵横交错地投入中国革命的洪流，激起一朵朵耀眼的浪花；但中国革命仍然是原生文明自我赓续升华的全新实践，人民革命的华夏道统毋庸置疑。
华夏本质是人本纪文明，核心在以人为本。与大多信奉“造物有主”，虔诚盲从“以神为本”的区域不同，人本主义的华夏在几千年前就率先跳出了神教窠臼，我们的文明原典是充满辩证思维“无造物主”的《易》，相信人类的智慧，崇尚易道自行。
文明大本大源的《易》中首要两卦是“乾”和“坤”：乾象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生天地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本是自然之理。乾以易知，坤以简能，中华文明的源头就是这么简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
大道至简，我们今天所说的“革命”，也出自《易》的“革”卦：“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卦象如同水泽之中，大火燃烧，水深火热，当然不可持久，应该改变，这种改变就是革命。《周易·革卦·彖传》有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人本主义的华夏以人为本，水深火热的时候起义造反，搞革命解民倒悬，属于天经地义不辩自明的真理。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凡是打着宗教旗号起事最终都难成气候，唯有“吊民伐罪”的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才可修成王者之师的正果。无他，华夏文明的根性在此，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一念救苍生，何必问鬼神？革命源出道统，岂容旁门置喙。
中国几千年革命史一路走来，在20世纪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而人民革命与华夏文明道统的根骨血肉相连，更在先锋队的一首歌词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某些脑残将这首《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原词的“劳动者”篡改为“抗日者”，实乃佛头着粪之举，全篇原本王者气象的器宇格局登时急转直下为卑陋猥琐，明珠蒙尘，悲乎！）
二、革命法统：谁执牛耳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明晓华夏文明道统的源头法脉，有助于我们实事求是梳理中国革命的法统。现代中国革命法统由千百万烈士的牺牲铸就，具象化地展现在“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纪念碑下层须弥座束腰部的十大浮雕里，抽象化地凝聚在“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主体背面的三段话中：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最权威的评价将“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起始点确定在三十年前的1919五四运动，而不是三十八年前的1911辛亥革命，一笔扫倒了民国伪法统。
比较一下，前两句除了“三”和“三十”之外，一字不差，但是第三句就不一样了，不说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而是“历次斗争”。革命和解放都是有目标的积极行动，斗争则是相对消极的抵抗，从“斗争”到“革命战争”，是从“自发”到“自觉”质的飞跃提升。
中国人民在斗争中从来都是英勇无畏，不惧牺牲。但1919年前，中国社会都处于找不到发展方向的消极抵抗阶段，缺乏一个能够提出科学的革命纲领、能够发动大多数民众，以及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党的领导，所以“旧民主主义革命”总是归于失败。即使旧民主主义革命最高潮的1911年，辛亥年兵变仍然是对现状不满的知识青年们搞出来的自发斗争，不说一盘散沙，至少也是各自为战，辛亥青年在基本共识都没有的情况下闹出了杂乱无章的盲动，严格地讲，并不能定义为“革命”。
上述评价并非对辛亥青年们不敬，相对于后面踩着他们流血牺牲的战斗成果上位，各怀心机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官僚政客军头们来说，在甘洒热血后拱手让权的辛亥青年纯洁而崇高，他们只是还不够成熟。
此后的1911-1919八年里，正是旧力已竭，新力未生，革命法统无主。曾经各自为战的辛亥青年们也出现了大分流，他们之中历经上下求索不约而同投入人民解放这一崇高事业的群体，将在磅礴的洪流中脱颖而出，执新民主主义革命法统之牛耳。
为什么是这一群体执革命法统之牛耳？
因为1911-1919的八年时间虽短，已经推翻帝制中国却几乎尝遍了此前世界革命历史的所有花样，改良，维新，复辟，暴动，开明专制，联省自治等等，不一而足。公正地讲，当时政坛军界并非全是混账，无数人杰都对这些尝试抱着殷切的期盼，有过呕心沥血的真诚付出，然而，无一例外地通通失败。1911之后，1919之前的八年，恐怕也是中国历史在实践上和理念上最倾心仰慕全盘西化的八年，虽然我们常说“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种种失败，往往都是盲目师从信奉“外国月亮更圆”而造成。
事实证明，唯有对历史真正的反思与批判，实现中华民族文明传承与世界命运把握的光荣合流，才能开天地之新局。具体手段，就是全世界都还不曾出现过的“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全新模式。而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中国革命面临局势最复杂，革命难度系数最高，革命目标社会变革最深最广，一路行来的激流险滩无数，中间瞬息万变，风云激荡，毫无凝神养气的闲暇。
非常之事，需非常之人承受非常之重，若非千锤百炼，何敢承此大任！中国文明现代复兴的政治奠基人也正是在1911-1919八年里完成了修身“立德”的关键一步，为后面“立功”和“立言”打下了根基。
十八岁的农家少年毛润芝在1911年响应武昌起义，投身湖南新军。半年后的他脱去军装，曾选读许多新型学校，却进进出出，两年内难以定心。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两校合并，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此后直到1918毕业。师范五年对毛润芝修学储能可能最为关键，他遍读古今中外典籍，又亲躬践履，对传统文明和世界局势的洞察把握，已远超同侪。
受伦理学导师杨昌济导引，青年毛润芝一脉相承了湖湘船山学派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根骨和内在精气神，成为他日后哲学思想的真正祖源和灵魂内核。在挽救中华民族百年沦丧危局的革命道路上，实事求是成为他每一步超前选择的内在逻辑和思想指引。1921的红船背后，隐着一座巍峨的船山。
我们说中国革命的法统渊源于华夏文明的道统，就在于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其他人还将马列奉若神明的时候，马列主义已经成为毛润芝“实事求是”是驾驭下的一把工具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是而已。这就是主体文明加持的自信。华夏文明道统为主，其他诸般主义，都可拿来为我所用，助力中国革命而已，法统岂会跑偏？
相对国党，我共执革命法统之牛耳；我共内部，扎根传统的土共则相对留学派的洋共，执革命法统之牛耳。毛润芝没有留学出洋，没有去美日法俄吃面包，正是他的荣耀，故能代表独立自主上下求索千锤百炼的本土辛亥青年，执革命法统之牛耳。
